小学往事个人日记

小学往事

个人日记

小学，是每一个孩子学习生涯的起点，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梯。那里有如亲人般的老师，有如兄弟姐妹的同学。还有文化知识和成长的印记。

遥远的记忆里，小镇上的那所小学，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学校离家不算远，每天我自己走着去上学。寒冷的冬季早晨，母亲总是给我五分钱。去学校的半路上，有一个卖豆腐脑的摊位，一个穿着整洁的老人，瘦高个，带着白围裙。他面前的两个小火炉上分别坐着两个冒着热气的大桶，一个桶里是豆腐，一个是卤汤。案板上还摆放着香菜、酱豆腐、蒜泥、酱油等各种调料。用母亲给我的五分钱买一碗豆腐脑，泡上从家里带来的半块窝头，吃的是热热乎乎，有滋有味，身上的寒冷也顿时消融。小摊上多是像我一样的小学生，大家或站或坐，热火朝天的吃着，寒冷的冬晨也因此生出一些暖意。
  长大以后，我去过很多地方，却再也没有寻到、吃到过那么好吃的豆腐脑。

新入学时，我总是傻傻的坐在座位上，老师讲的课多半听不懂。更不懂什么叫集体，什么叫规则、纪律。
那时，每到下课，老师喊：“下课”，班长喊：“起立”。全体同学起立，老师再说：“坐下”。说完，老师一般就走出教室，同学们可以自由活动。一次，当老师喊完下课，同学们刚刚站立起来，老师还没来得及喊坐下，只听到教室外面传来外班一个学生“噢--”的一声。我觉得很好玩，不由自主的也学着“噢--”喊了一声。同学们刚想笑，被老师制止。
老师说：“同学们，这样做好吗？”
  “不好！”
“这样做对吗？”
“不对！”
“我们大家要不要向他（她）们学习？”
“不学！”
老师说；“好，坐下。”
老师并没有理我，也没有直接批评我，但这样的问答，即使我再傻，也足以至颜面发烧，此后再也不敢调皮捣乱了。
再以后，我懂得了怎样学习，懂得了应该热爱集体，与同学互助友爱，遵守规则和纪律。

二年级的六一儿童节，老师让班里同学出文艺节目，庆祝节日。我和另一个同学表演了评剧《茶瓶计》小段。我演小丫鬟春红，她演小姐。
我唱：“春红带路走慌忙，偷见公子出绣房，打开了月亮门，绕过了影壁墙，小心左边的花椒树，别碰了右边的养鱼缸。”
演小姐的同学唱：“叫声春红你慢着点的走呀”
我唱： “你这会子不忙，你还什么时候忙...”
虽然唱的很不好，老把“偷见公子出绣房”唱成“偷线公子除的慌”，但也得到了老师的称赞。直到现在我还在想，人真的是无知就无畏呀。年少无知，无比勇敢。

大概在三年级时，一次数学竞赛，我糊里糊涂的得了一个年级第六名。发奖大会上，看到我前面的几位同学，都是紧走几步，健步飞身，轻盈地跳上主席台。领奖状，向老师和同学们行队礼，然后潇洒地跳下主席台回到自己的队伍。轮到我了，也没多想，学着他们的样子，小跑几步，嗖的一声，就飞上了主席台。人是飞上去了，却因用力过猛，站立不稳，双腿跪地，扑倒在台上，如同大拜年。逗的全体同学哈哈大笑。

那时候下午放学早，老师把同学们编成多个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选在一个同学家写作业。
我曾经和陈宝琴是一个学习小组，常到她家写作业。她的家里整洁干净，爸爸妈妈好脾气，对女儿的这些小朋友常是一脸的慈爱。她家门前是一个大水塘，塘边长着几颗大树。随着春、夏、秋季节的变化，倒映在水里的树影也变换着绚丽的色彩。冬天，塘里的水结成厚厚的冰，便成了很多孩子们滑冰的好地方。

我最爱去最常去的还是刘彦平家。刘彦平的父亲是县里的大干部，母亲在县商业局上班。他们工作都很忙。家里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姥姥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他们姐弟。还有她的姥爷，高高壮壮，红光满面的一个老人，也经常不在家。彦平那漂亮的老姨，比我们大几岁，在外地上学，每逢假日就回来。老姨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我总是暗暗的希望长大以后，能长成老姨那么漂亮。

彦平的姥姥在郊外开垦了一小片荒地，种的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次跟着姥姥去那地里干活。一路上彦平大声地唱歌，我也唱，我嗓子不好，一遇到高音就唱不上去，就声嘶力竭，逗的姥姥直笑。我们俩也笑。来到地里以后其实是姥姥一个人干活，我们俩只顾疯玩。
姥姥高寿至92岁，于1992年去世。最后那两年头脑有些糊涂，只要是家里来了彦平的同学或同事，她就说是我来了。千篇一律的问：“是..森林来了吗？.....”

一九六六年我上五年级，文革开始了。来势汹汹的运动，如海浪大潮铺天盖地而来。校长、老师纷纷被揪斗，文化课被停止。学生们或跟着一些老师忙着搞运动，或在社会上闲散游荡。
待到运动稍稍平息一些，班主任老师把我们召集回来，成立文艺演出队。起了一个当时非常响亮时尚的名字；“东方红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同学们穿上了自己筹来的绿色假军装，戴上假的领章帽徽，左臂带上了红彤彤的袖标。自我感觉，美、神气！
  从此每天去学校排练文艺节目成了我们的必修课。节目的内容无非就是；老两口学毛选，八个大嫂闹春耕，忆苦思甜，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歌曲....。
有一个节目，好像是三个老婆（老太婆）学毛选之类的。三个老婆分别由杨宝玲、杜广平和我扮演，每人唱四句那样轮流唱。排练的时候，轮到我，第四句高音总是唱不上去。排练了一遍又一遍，老师甚至给降了一调，还是唱不上去。老师说；就这样吧，不能再降调了。
其实我心里是有障碍的，那障碍就是紧张害怕。怕唱不好，怕唱不上去，怕唱出差音。越想、越怕，越唱不上去。
演出那天，脑子里不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演唱。不知不觉中竟顺利地唱下来了。事后老师和同学们说，这不唱的挺好的吗？也没降调，也唱上去了。
后来，老师看我实在不是演唱和表演的材料，就把我拨到小民乐队去学乐器，没想到还正好是让我如鱼得水。

小学一共上了七年，在七年级暑假以后，我们终于升入初中。同学们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互相告别，告别老师，告别母校，也告别风华初现的少年时代。

照片上这些同学，还能一个不落的叫上名字。而中学的同学，
乃至后来的同事，有很多人的名字都已经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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