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使平民也能出人头地，进入精英阶层。贱谋贵，外谋内，惟此一途耳，科考面前，机会均等。至民国，这种制度的严肃性严格性，被大学延续了下来。
1946年，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招生，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冯友兰的女儿冯宗璞，梅贻绮的女儿梅祖芬报考的均是清华，结果三人均落榜。梁思成、林徽因、冯友兰皆清华知名教授，梅贻绮更是贵为一校之长。后来冯宗璞深情道：“清华同仁一向拒绝以权谋私，并引此为荣。”
早在1938年，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时，得到过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多方帮助。龙云的女儿报考联大附中落榜，遂令秘书去找梅贻琦疏通，秘书欲言又止现为难状，龙云怒道：“你还不快去！”秘书小声答：“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没被录取。”龙云愕然气消。
北洋新军驻扎天津期间，统帅袁世凯欲送四子袁克瑞和五子袁克权到南开学校读书，并愿意捐款三千元，条件只是允许带两名护卫。校长张伯苓恐将校风带坏，竟断然拒绝。无奈之下，只得退而求其次，送儿子到新学书院去了。
蒋经国有三子一女，独女蒋孝章，乃蒋家掌上明珠，蒋介石宋美龄便说：“孝章是蒋家三代最宝贝的孙女。”然蒋孝章的学业成绩并不理想，50年代参加大学联考失利。当时的蒋家，在许多地方有特权，唯在联考制度下，本家子弟也得与平民学子同挤独木桥。父亲蒋经国也只能干着急，遂委托下属衣复恩，匆匆为女儿办理了留学美国事宜。
1988年7月，毛孙子毛新宇北大附中毕业，其母邵华找到北大校长丁石孙：“咱家三代都属于北大。”名节之士，遇向利之人，话不投机半句多：“无此必然性吧。”嗔曰：“毛新宇应该上北大。”丁以理听言，推脱道：“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我担心他进来无法保障安全。”私心虽萌，专欲未成，尖酸语碰到了软钉子，奈何奈何，毛新宇遂入人大历史系。憎我者祸，仇我者死，一个月后，丁石孙被免职。
邵华找北大校长欲解决子女就学问题，非自我妄为，有例在先。据赵一楠《毛泽东的最后一次长篇讲话》载：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其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道：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五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
这几个女孩子中，便包括自己的儿媳邵华。邵华曾对来访者披露：
刚进城时想读书，一次在中南海，我向毛主席说出我想读书的要求，主席认真的说：孩子，你愿意学习，这很好嘛，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来帮你办。
邵华遂入北大，1966年毕业于该校中文系。而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谢静宜，不过是毛身边收发电报﹑接听电话的机要员，“文革”开始后，竟同时掌控了最高学府北大与清华。
2012年，北京大学下达北京7.3万考生的录取配额指标为614人，给四川、山东、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六省332.13万考生的配额指标为409人。京籍学生考上北大的机会是上述六省的70.1倍。
其实京籍平民背景的学生，同外省籍学生一样难入北大，特权优势一样不在他们身上。昔时的哈工大，今日的北大清华，皆培养红色接班人的地方。
科举平等，源于教育平等，教育平等，源于人之平等。孔子时代便产生了“有教无类”思想，人无分贵贱，无论华夷，只要向学，便可入学受教。
1917年，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用民政治”，旨在以教育启迪民智。其主要做法是：第一，推行以普及为主的国民教育；第二，创办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的职业教育；第三，推行以改良社会风俗，开通知识为主的社会教育。1918年8月，《山西逐年教育进行计划案》通过，以此为契机，山西教育空前发展。期间，发行有《人民须知》的小册子：
凡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
国民义务教育的意义，便在于机会平等。1925年，陶行知在实地考察后，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
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一百学龄儿童中已有七十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一息若存，希望不灭。便是在抗战最为艰难时刻，大学一日未曾停办，教育经费则仅次于军费。众人疑惑，蒋介石一言解纷：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为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达13万人。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33所（31%），教员增加3623人（48%），学生增加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至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两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为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至25000余人。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便是此间培养出来的学生，其回忆西南联大：
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雨打屋顶之声，叮叮咚咚，毕竟不是枪击之声，噼噼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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