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没诚意的安倍怎样

游有方 今天 08:56

时值抗战胜利70周年，日本政府对那场战争的认识愈加倍受关注。尽管不无心理准备，舆论仍对安倍的谈话感到失望，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已向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

火上浇油的是，安倍谈话的次日，也就是8月15日，这个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安倍又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上“玉串料”（祭祀费），日本一个跨党派议员联盟的大约70名议员则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方对此自然表示强烈不满。

表明严正立场，表示强烈不满，这样的措辞再熟悉不过。可是，表明、表示了之后又怎样呢？事实上大概也不能怎样，或者说该怎样还是怎样，充其量郁闷一阵子而已。可以说，日本在对待侵华问题上已给中国带来周期性的刺激，而中国往往只能被动作出抗议的反应，此外就无计可施了。久而久之，国人已然麻木，甚至编出段子调侃一番。

其实，历史认知是个严肃的问题，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给中国造成的深重苦难，绝对不容回避和否认。安倍谈话在这点上恰恰暧昧不清，且称现在的日本人80%都是战后出生的，“子孙无需为先代继续背负谢罪的宿命”。殊不知，中日关系周期性紧张的病灶正是战后日本未向中国谢罪，更不用说赔偿，即“战后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清理，以至延宕今日仍不时发作。

战后日本何以逃避了向中国谢罪和赔偿？说来让人扼腕。冷战体制下，美国扶植下的日本只承认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双方于1952年签订了“日华和约”，蒋放弃了赔偿。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无缘与日本政府谈判解决战后问题。随着台湾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大陆取代，以及尼克松访华带来中美关系的解冻，日本与中国于1972年实现了所谓邦交正常化。原本建交的基础应该是历史问题的彻底解决，亦即日本向中国进行谢罪和赔偿，但由于中国当时急于打破中苏关系恶化带来的孤立局面，加之疏于操持国际法则，未能把握住主动，结果历史问题几乎是一带而过，不成想遗恨无穷。

按说谈判之时中国也一度坚持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给出一个可以接受的说法，因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祝酒词中所谓“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才让中方甚为愤怒，连日本人都认为这样的道歉没有诚意，而应当使用“衷心致歉”来请求对“造成那么多死者的日本侵略”的原谅。据当年为田中撰写上述祝酒词的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后来透露，“添了麻烦”已是“极限表达”，因为必须“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要得到大多数日本人的理解”。“已经是1972年了，与1945年刚刚战败时的日本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心情上是不一样的。田中作为日本国民、日本政府的代表，应该道歉之处就道歉，但要尽可能地竭力保持民族的荣誉和尊严，以这种坚决的态度贯彻始终。”

愤怒归愤怒，为了实现建交，在田中稍作妥协（因为“拜听”了周恩来的讲话）之后，中方又把谈判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最后写进联合声明的说法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顺便说一句，有报道说日本天皇在8月15日的“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上首次提到“对二战表示深刻反省”，这虽然好过他那位一生拒绝反省的父皇，但措辞亦未超出联合声明的限度。

至于赔偿问题，就更是让人无语了。田中当年之所以肯来华谈判，就是事先有底，认为中方会放弃赔偿。为了逃避赔偿，日方可说是大耍花招，欺负中方不熟悉国际法游戏，结果真就得逞了。日方坚持，1952年与台湾签订的和约中已言明中国放弃赔偿，而这个“日华和约”得到了日本国会的批准，是有法律效力的，因此中方已无权再谈赔偿问题。但日方的把戏并不难拆穿，即蒋介石政权当时已经不能代表大陆，所谓放弃赔偿仅限于台湾，而且周恩来已经从情理上指出了这点，但这一点却没有“法理”上的支持（没有和约内容相关情报）。

最终，1972年7月，周恩来正式向来访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明“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的主张，中方的联合声明草案其中一条就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正是有了这个底，田中才下定决心来华谈判的。中方放弃索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基于“人民友好”，不给日本人民增加负担。实际上，“人民”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外交问题上，对方的人民很难发挥预期的作用。其中，“让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支付赔偿”的合理性，也在博弈中正式提出过。

日方把这虽然当时对中国的大度表示感激，但正如著名学者刘建平所说，对于日本，“如果没有通过严肃的国际政治法律程序以谢罪、赔偿方式清算其战争责任，就不能对其全民构成必须严肃反省历史的教育，更不能形成在有关侵略战争历史问题上约束其政治家言行的国际机制”（刘著《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明乎此，安倍的没有诚意，也就不难理解，尽管也不能接受——不接受又能怎样呢？清算责任和约束机制都付之阙如，中日联合声明亦并非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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