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陈寅恪
个人日记
【读书笔记】千古文章未尽才，世间再无陈寅恪。在这个时无大师的年代，怀念一位不世出的大师陈寅恪，解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背后的故事。  来源：《人物》 作者：余世存 陈寅恪(1890年—1969年），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介绍陈寅恪这位不世出的文化大师。他在当时、后来以及今天都感动了无数人，只是人们至今仍很难准确地理解他。多数人是附和别人称赞他的学问和个性；也有人多少了解陈先生在艰难环境中对学问、精神自由的坚守。但人们很少能总结出他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力量以及他对现代大学教育、人生教育的启示…… 陈寅恪的学问和传奇是难以说尽的。他治学面广，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胡适评价：“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谈起陈寅恪，总让人想到一句唐诗：“千古文章未尽才，一生襟抱未尽开。”他平生最大的志愿是写成《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但晚年因为“文革”和双目失明，未能完成。有人说，这不但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他以悲情的形象占据了历史页面。如果人们不能了解并理解这一悲情，那谈论陈寅恪就只是隔靴搔痒。 陈寅恪不惮于暴露并表述自己的悲情。他在谈论王国维时就说过：“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并自称“寂寞销魂人”；1953年，在文化人都与时俱进之际，他耗费10年时间，写作《柳如是别传》，坚定于“著书唯剩颂红妆”；据说，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只有理解这种悲情，才能理解陈寅恪对自己人生事业的执着。这种执着，从他人生的起点处就开始了。 祖辈、父辈均为名臣、名士，但陈寅恪并未像今天的“富二代”、“贵三代”公子哥们儿那样，拿个学位就迅速进入成功人士行列。他20岁时开始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校就读，游学十几年。 在外多年，陈寅恪却从未想过拿文凭，而是以求知为主。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于是他辗转游学13年，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数十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古代印度的一种语言，在佛教典籍中被保存下来）为精。此外，他还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 他的游学精神让去欧洲考察的傅斯年大开眼界，感慨不已：“大部分留学生都不学，但陈寅恪却是难得的读书种子。”若干年后，傅更是高度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25年，陈寅恪回国，35岁的他算是“剩男”了，但他根本没放在心上，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教书、做学问，乐在其中。直到快40岁时，他才娶到了同样热爱学问的唐筼（音同“云”），开始过了几年幸福而安顿的生活。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如何，陈寅恪都可以不过那种清苦寡淡的生活。不说家庭的人脉，单凭他自己在游学中建立起的学术资源，都可以迅速地进入“民国教授”的精英之列。但他依旧在执着于自己的路：问道不问贫，不积累，不聚财，不求所谓的社会成功。 国家的命运也影响到陈寅恪。抗战开始，高校南迁，师生流离失所。在当时，发国难财者有之，逃离中国者有之，投机者有之，陈寅恪却没有趋时而生，而是执着于学术，以至于读书读得视网膜脱落、眼睛失明。对陈寅恪而言，他是心甘情愿做了“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他的女儿回忆：“父亲工作时汗流浃背，在一个风雨一来都能刮塌的房子里，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个小板凳写文章。写完，父亲需要休息，就带我去散步。他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远离战乱的欢愉。” “父亲用眼过度，视力日渐减退。母亲很着急，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父亲增加营养。于是托人买来一只怀胎的山羊，母羊生了小羊之后，母亲学着挤奶，给父亲饮用……” 1942年春，有人奉日军之命，专程请陈寅恪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坚决不从，随即出走香港，之后又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在广西大学、中山、燕京、清华等校任教。 在香港时，日军军部发文给香港占领军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和夫人唐筼就往外拖，硬是不吃敌人的面粉。日军用官职和金钱利诱，陈寅恪拒不接受，宁可典当衣物过活。友人的日记中曾记载说：“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说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 陈寅恪平时主食只吃一两片面包，副食只吃一两片瘦肉。病了后，食量更是大减，靠打针和服维生素B来补充营养。当时打针费用昂贵，维生素B价格亦不菲。唐筼为买药四处奔波，实在是煞费苦心，尽力支撑。 穷困伴随了陈寅恪一生。他的身体之差多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有一次历史学家邓广铭去看陈寅恪，陈躺在床上呻吟说：“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不写完这书稿，我不死。”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与蓝文徵听说这件事后，约同往谒，蓝文徵买了三罐奶粉。陈寅恪和夫人都还在病中，只能倚靠着被子坐起来。这样让人心酸的事例太多了：为了买煤，陈寅恪不得不卖了藏书换钱；而到了除夕，让女儿美延“吃了一顿白米饭”，陈寅恪欣慰的笑颜却显得尤其悲怆……今年，陈寅恪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写的回忆父母的感人著作，就用了“也同欢乐也同愁”作为书名。 这种悲情，使得1946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陈寅恪暂时不要开课时，陈拒绝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这种悲情，使得他声明：“我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这种悲情，使得1953年，他回复是否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事时，要求毛泽东等人能给他一证明书，“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这种悲情，使得在知道他失明的情况后，当时主政中南地区的陶铸专门嘱咐在陈家门前修建了一条白色水泥路，以方便他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也是这种悲情，使得他的魅力不为时间所能占有或放弃，到今天依然让人钦佩、怀念。 来自凤凰网  相关文章 “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史家陈寅恪最后的独白 来源：凤凰网读书 【逝者简介】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1925年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后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主任及故宫博物院理事等，其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家离北平南行，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1939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通讯院士。1942年后为教育部聘任教授。１９３９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48年南迁广州，任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为中山大学教授。1955年后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临终自述】 1962年，陈寅恪作《赠蒋秉南序》，可以看作是他对于学生最后的学术遗言： 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1962年《赠蒋秉南序》  一、“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陈寅恪最后三年的独白 1966年起，陈寅恪饱受“文革”摧残，身体每况愈下。那么，支撑着这位文化大师度过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一份当年中山大学编写的“形势报告”，有一段充满了极“左”语言的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在这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在陈寅恪最后的一年，中山大学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的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无限上纲上线、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等等做法早为世人所厌恶，所以“文革”期间的材料可信程度应打上问号。但陈寅恪“一直态度十分恶劣”。引起革命群众“愤恨之际”则完全有可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陈寅恪纵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一类的材料中，对“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人用上“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等评语，并咒骂“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陈寅恪是唯一一人。需知，这样的语言还是来自比较“正规”的校方正式文件、学习材料之中。 从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追作书面检查交代，由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名”。1967年4月2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二、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  1、晚年著成《柳如是别传》，一个感奋莫名、忍痛不已的内心世界。 2、“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是陈寅恪一生品格的概括 1964年，陈寅恪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南下广州探视陈寅恪，陈寅恪托付后事出现了最为凝重的一幕。令此次师生相见添加了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是陈寅恪特意为这次相见写下了《蹭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简洁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文中一再阐述的文化观，以及连同它写于1964年的背景，后人可以将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理解为陈寅恪在生命结束之前向这个世界所作的一次自述。兹将此文全文照录：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产，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悟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斤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贴。庶可共相策勉云尔。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悟书于广州金明馆。 自叹“终无所成”的陈寅恪，以“奄奄垂死”之心态，却慷慨写下“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等掷地有声的文字，陈寅恪是为后人写此文。作者数十年寄寓身世之感、现实之慨、兴亡之叹，都浓缩在此文之中。1945年，陈寅恪有《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内有语云：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追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毁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 陈寅倍表面是在论述梁启超，实质宣泄其缠绕一生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的“学人精神”。悠悠十九年长，世局变迁，沧海桑田，但“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与“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这两者的脉络是相同的。尤其是“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足以概括陈寅恪一生的品格。此品格也是现代中国学人历经社会嬗蜕、世纪风云而被很多人掉弃了的。 因有了蒋天枢这祥的弟子，陈寅恪所以倾心相诉。有一些事不可不说。1958年搞“大跃进”，人人唱赞歌。在某次会议上轮到蒋天枢发言，蒋只说了“你们说的都是吹牛皮的话”这么一句便拂袖而去，结果弄到中文系众老师要保他蒋天枢才能过了此险关。“文化大革命”期间“无知”整“有知”，高等院校盛行考教授，不少老教授通不过“考试”，被评为“不合格”。蒋天枢却故意交白卷，临走还扔下一句话，“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不是我等人能制定的”。此话令极“左”的人哭笑不得但也无法辩驳。以上这些，都是传说，但从不“曲学阿世”的蒋天枢，其耿介与清高，在复旦大学也是出了名的。 十二天后，蒋天枢肩负着陈寅恪的重托启程返沪。陈寅恪作了总题为《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三首七绝。明白了蒋天枢1964年南下广州的原因，则我们对陈寅恪这三首诗便有更深切的理解。兹录其中两首如下： 其二 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 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 其三 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 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  3、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人生的最后一次著述：《寒柳堂记梦》 在这样的情形下，陈寅恪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著述，撰写带有“自撰年谱”性质的《寒柳堂记梦》。这是一部在面世前曾令很多人怀抱着一份很大期盼的著作。它同时也是陈寅恪希望能写出自己最真实、最客观“家世生平”的一部著作。吴宓曾在1964年8月1日的日记中有如此记载：“作函上陈寅恪夫妇。述宓暑假留校休息，拟(甲)十月上半。(乙)十二月下半请假来广州之计划。末陈宓有意来广州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以吴宓对陈寅烙的理解，由吴宓为陈寅恪“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潜、诗集等”，不失为一理想人选。可惜，于今无从知道陈寅恪对吴宓有意为陈“写订年谱”抱何种看法。从以往的迹象看，自负的陈寅恪似乎更向往因其著述“知我罪我，请俟来世”的境界。又据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回忆，昔年蒋氏到广州探望陈寅恪时，曾有“请师追述往事，(蒋)从旁记录”的请求，但陈寅恪没有同意，谓“将来拟自撰文”。 七十五岁的陈寅恪终于可以在暮齿之际一了回首平生沦桑事的宿愿。但陈寅恪已垂垂老矣。《寒柳堂记梦》没有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传递出的那种生命韵律的勃动，也没有了后两本书稿中蕴含的强烈的历史与人生相交融的感受。而正是这些，使陈寅恪晚年的这两部著作具有很强的阅读感染力。《记梦》甚平淡地追述了“寅恪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笔触简约，波澜不兴，以“记梦”名之，从某种角度已折射出1965年的陈寅恪的生命状态。 也许这样的评价太苛求这位学术大师了。《寒柳堂记梦》的体裁与陈氏其他著述略有不同。陈寅恪在该稿“弁言”中数次提到《记梦》以司马光之《谏水记闻》及陆游之《老学庵笔记》“为楷模者”，取其“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之长，而陈寅恪“记梦”之志则为“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知我罪我，任之而已”。二十年前，陈寅恪在指导学生撰写中国近代史论文时曾说，“我自己不能做(晚清)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这种感觉影响陈寅恪至深。二十年后，陈寅恪在“弁言”中犹一再表明“因草此文，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他日读者傥能详考而审察之，当信鄙言之非谬也”。毕其一生，陈寅恪在著述方面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理性。 但毕竟生命已走向衰竭，“生形如已死”的生存状态窒息着一个同祥有血肉之躯的智者的生命感受力。《寒柳堂记梦》远未能反映出陈寅恪可能有过的对近百年间兴废盛衰的历史作一持平通论的宏大理想；《寒柳堂记梦》也未能承载它应该能承载的历史的厚望--反映出近世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起伏浮沉的轨迹。陈寅恪一直珍视着“记梦东京惜旧痕”这块精神领地，等到他可以腾出手来作一种历史构建时，他的生命之火已行将熄灭了。历史当为1965年的陈寅恪惜！ 由此可见，最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即是那种总是用精血与激扬生命的独特情感去温热和再现曾经有过的历史的那种人。以此来形容陈寅悟的一生，不知当否？ 若从1965年春夏之际陈寅恪正式撰写《寒柳堂记梦》算起，到1966年7月黄萓从此不能到陈宅工作止，陈寅恪撰写《寒柳堂记梦》共耗掉一年多时间。这一年，正是中国社会快将发生惨烈大动荡的前夕，命运留给这位历史学家从容整理自己一生的时间太少了。 若以1949年为界划定陈寅恪的晚年治学生涯，则从该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陈寅恪每一年都在辛勤著述，从未间断。陈寅恪一生没有留下关于治学的警句格言，但他以大半生的实践，实现了他一直孜孜以求的“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的治学理想。此点与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的文化理想是相生相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1966年7月后，作为“托命之人”的陈寅恪，其生命已经终结了。 未终结的只是徒添痛苦的“大患犹留乞米身”。在余下的三年时间里，陈寅恪的悲惨人生被推入了一生中的最深渊。一个苦难的生命，最终以饱受惨无人道的摧残才完成了最后的、也是最具震撼力的悲剧展示。很可怕的是，于历史而言，有了这最后一幕，悲剧才算完整！ 摘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胡适与陈寅恪：力荐对方 惺惺相惜 来源：文汇读书报 作者：李传玺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但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一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 王国维，胡适与陈寅恪建立联系的精神纽带 陈寅恪生于1890年7月3日，比胡适大一岁多。1902年春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赴日，1904年夏天返回，随之冬天考中赴日官费留学，1905年冬因患脚气病回国，在家调养一年多，于1907年插班考中复旦公学。胡适在家乡一直呆到1904年2月才由三哥带到上海。先入梅溪学堂，第二年春入澄衷学堂。一年半后入中国公学。虽然两人几乎同时到上海读书，但由于学校不同，家境不同，更由于年龄尚小，不见有丝毫联系。1909年陈寅恪从复旦毕业，在亲友的资助下，赴德国留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一片混乱，陈寅恪不得不回国。先是担任蔡锷秘书，后去湖南担任省长公署交涉科长，不久又去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考试阅卷官，三年后，申请到赴欧官费留学资格，于1918年再度赴欧美。先是在哈佛学习三年，接着再赴德国，在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和多种东方文字。胡适于1910年夏天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直到1917年7月10日才回国。虽然此时两颗学术之星已经冉冉升起，但由于时空错位，他们在学术的天空中并没有相聚。1924年初，清华学校在各方要求下，顺应时代大潮，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于是历史的风云将两人吹到了一起。 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准备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院长，没想到胡适坚辞，同时建议曹云祥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云祥同意了，这才引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陈寅恪是接受时任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的吴宓邀请回来的，正是在吴宓那儿他首次形成了对胡适其人其文的印象，并在随后的留学生涯中经历了印象从反到正的转变。在哈佛时，他和吴宓订交，而吴宓正是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反对者。吴宓在1919年12月14日《日记》中这样说：“……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之大，而其实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这给陈寅恪很大影响，1920年2月12日，“……陈君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呜呼，安一生常住病院，洞天福地，不闻世事，不亦幸哉。”但当1921年离开美国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他又听到了对胡与吴截然不同的评价。陈到柏林不到两年的时间，傅斯年、毛子水、赵元任、杨步伟等人也先后来到这里学习。傅与毛都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和忠实信徒；而赵是胡适早年留学美国的同学，情同手足，杨又是赵的妻子。以上四人都是胡适新文学主张的大力支持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与开拓者。傅斯年1934年8月5日与俞大彩结婚，俞是陈寅恪表妹，又是表弟兼妹婿俞大维的妹妹。陈寅恪在和这些好友的了解接触过程中，对胡适思想与学术的认识开始客观全面立体起来。 陈寅恪回国后，每逢星期六的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郊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而胡适也与这位钢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相同交往的人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力荐对方，胡适与陈寅恪惺惺相惜的结晶 抗战时期两人虽身分两国，但彼此从未淡释对对方的牵挂。 胡适力荐陈寅恪出任牛津中国学教授。1938年，牛津大学“中国”教授Monle退休后，由谁来担任，牛津大学想从中国的学者中挑选一位，陈寅恪作为候选，牛津大学是十分乐意的，但对他能不能在那儿安居表示怀疑。抗战爆发后，胡适被国民政府委派前往美国进行抗战宣传，1938年7月13日，胡适前往瑞士参加世界史学大会，19日到达巴黎，24日到达伦敦，得知牛津选聘中国学教授消息后，先是于1938年7月29日写了一封信推荐陈寅恪为牛津大学教授：“陈寅恪教授〔原文是“ProfessorYingchiuhChen（陈寅恪）”〕年约47，江西义宁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在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乃著名的旧体诗人，兄长之一陈衡恪是一位甚具天赋的画家。他不但是古文的大师，而且也懂梵文，我想他的梵文是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懂得藏文。他曾在佛教研究方面和已故的钢和泰（BaronA。vonStaelHolstein）合作。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已经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论，包括他对中国佛教、道教、唐代文学、唐皇室的种族源流等方面的历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他惟一的英文著作是他关于韩愈及其时代的小说（这里指的是《论韩愈与唐代小说》）的研究，该文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The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1937年，他获由中国基金颁发的历史学科学研究奖。在任职国立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的同时，他已担当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达10年之久，该所是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之一。”又于9月2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明了牛津的怀疑和对此事的关切：“剑桥大学（由于剑桥是从牛津分出，两者那时在一些外人那儿往往不分，故胡适此时用的是剑桥）的中国教授席，寅恪最有望。但剑桥的朋友有两点怀疑：1。寅恪能在此留五年以上吗？2。此间书本不充足，他能安居吗？我到剑桥去看了一次，藏书确不多，图书馆虽新造，但远不如美国图书馆便利舒服。剑桥的人都对寅恪期望甚殷。若寅恪能带一些应用书来，安心住五年，可在欧洲立一‘中国学重镇’。此二点乞兄与寅恪切实一商……”后来牛津确定聘请陈寅恪为教授，遗憾的是陈由于抗战时期路途艰难以及身体等原因一直没能成行。 陈寅恪力推胡适出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由谁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一问题成了当时学界甚至政界的热门话题。陈寅恪一直主张由胡适来担任，在刚刚开始议论这个问题时，他专门跑到重庆，并说此行来就是为了专门投胡适一票。当有人说要投翁文灏、朱家骅和王世杰时，他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总不能单选这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当听说蒋介石专门写了个条子发了个指示，要把顾孟余选上后，在正式选举前一晚翁文灏、任叔永宴请大家的酒席上，刚一谈到此事，他即站出来慷慨陈辞：这是在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它是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我们一定要坚持学术自由的立场，同时院长也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有影响，否则还要我们来投票干什么。让蒋介石下条子选顾孟余，本是王世杰等人的运作，因王世杰等人早知学界要选胡适。在许多人眼里，驻美大使是美差，许多人眼红觊觎，此时主掌行政院的孔祥熙因这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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