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

  一.……要害是中国必须拥有。（略）

     二.私营营不出来才有了国营

　　按“改革精英”们的说法，中国私人企业、市场经济本来发展得好好的，只因为“计划经济”、“公有制”之类“极左”捣乱，硬把好好的私人企业共了产，变成了国营企业，这才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灾难。换句话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中国的国营企业根本就不需要，是国营企业损害了私营企业、妨碍了私营企业而不是相反。这纯粹是弥天大谎。1949年之前100多年，谁禁止中国靠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要害工业了?想靠市场经济规则、靠私人企业发展中国要害工业的人多了去了，结果一事无成，要害工业一个都没发展起来。
　　还以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为例：1936年国民党以蒋介石50大寿为由发起“献机祝寿”活动，筹集了一笔钱。当时负责航空事宜的宋美龄却把这笔钱放到美国银行里吃利息，理由：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达不到外国的水平，飞机更新换代速度太快，向外国买飞机没多久就过时。结论：造不如买，早买不如晚买——把钱放在银行里生利息、等需要时再买最先进的最合算，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战争一爆发，军火价格暴涨;国际一封锁，中国有钱买不到;好容易买到一点还运不到——原先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如意算盘结果却是最吃亏。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全球的条件下，中国已经失去了靠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要害工业掌握要害资源的历史时机——制定游戏规则的是国际垄断资本，操纵游戏规则的是国际垄断资本，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大鱼吃小鱼的只能是实力雄厚的国际垄断资本。中国私营企业跟在国际垄断资本后面打下手拾遗补缺还可以，但想搞独立的要害工业、掌握要害资源的门都没有——你势单力薄，靠市场经济连迈进门坎的实力都凑不齐。即便勉强迈进门也是一露头就被打掉——你既不制定游戏规则又无力抵御游戏规则，人家玩弄“市场规则”把你消灭在萌芽状态易如反掌。在这样的“市场经济”大环境里，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结论必然是“什么也别干、给人家当奴才当小工最合算”。
　　根据中国人多年挨打的历史教训，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要害工业要害资源。既然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公有私有，要害是中国必须拥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让中国不挨打就是好经济;这问题，那问题，中国没有要害工业、要害资源才是最大的问题;既然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全球的条件下，中国已经失去了靠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要害工业掌握要害资源的历史时机;既然靠私人企业、靠市场经济根本发展不起中国的要害工业、掌握要害资源;既然市场经济、私营企业靠不成，那就只能靠计划经济、国营企业
　　——逐一分析中国现存的要害骨干国有企业，有几个是把现成的私营企业国有化共了产而来的?基本全是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干起来的：靠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弄不出来，靠计划经济国营企业才创造了出来。不是国营企业撬了私营企业的行，而是国营企业补了私营企业的缺，是私营营不出来了才不得不求国营;市场经济解决不了问题才不得不求计划经济。这才是历史真相，这才是客观规律。
　　毛泽东时代之前，中国航空工业为零。坦克工业为零。潜艇工业为零。导弹工业为零。大口径火炮工业为零。雷达工业为零。汽车工业为零。精密机床工业为零……凡涉及高、大、精、尖(高级、大型、精密、尖端)的工业几乎全为零，完全称得上“国防工业的沙漠”、“不毛之地”——抗日战争时，中国军队面对日军性能其实很低劣的坦克都只能靠人拿集束手榴弹去拼——没有反坦克炮。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那些“零”全部不复存在。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了系统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和一切要害工业体系(全部是国营企业)。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厂不是一个一个地建，而是一个工业系统一个工业系统地成套全面建设。尤其象中国“一五”期间那样整个工业成体系地大规模成套引进建设，世界历史上似乎没见过，今后也未必再有——世界上恐怕不会再有哪个国家会如此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向别人复制转让自己主要的工业体系。苏联当时肯这样做，关键的关键是抗美援朝——中国抗美援朝的回报，也是包括毛岸英在内的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历史性独一无二的特殊优惠(那些歪曲诅咒抗美援朝、污蔑诽谤毛泽东“闭关锁国”的文匪“精英”们当然永远不肯承认这些)。
　　更关键的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几乎从零开始教育培训锻炼出一支完整的国防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大军。看成就，固然要看“硬件”，但更要看“软件”。没有“软件”，“硬件”等于废铁。没有合格的国防科技人才和产业技术工人大军，即便得到先进的技术、买到现成的工厂也造不出先进的产品。涉及国家安全的要害产品、核心技术，这种工人技术养成上的差距就是致命的差距。而这是绝对不可能引进的。人家决不会卖，即使卖也学不来。要克服这种差距没别的办法，只能也坚持不懈，也靠几代人慢慢积淀。
　　中国和印度都在六十年代初引进了前苏联的米格—21。中国得到的技术资料还是残缺不全的。但中国不仅吃透了米格—21，从米格—21发展出整套歼—7系列，而且超越米格—21，花样翻新搞出了歼—8和FC—1(枭龙)。而印度迄今仍然没吃透米格—21，想改进设计还得请外国人帮忙。要论“开放”、“与国际接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印度比中国得天独厚多了。但致命问题是基础不扎实：没有象中国那样成体统地培养出技术精湛、纪律严明、管理严格的产业技术工人大军和科研生产技术队伍，所以尽管外部条件虽优厚，却始终“消化不良”。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开始时文盲充斥，高精尖技术力量几乎为零，国防工业的“硬件”是沙漠，“软件”也是沙漠。毛泽东把无数文盲变成了技术精湛、纪律严明、管理严格的产业技术工人大军和科研生产技术队伍，这才使中国从而既具备了迅速消化引进的先进技术的能力，又具备了独立研发新产品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中国引进苏联的米格—21，便消化制造出歼—7，进而又发展出歼—8、FC—1(枭龙);引进苏联的图—16，便消化制造出轰—6;引进俄罗斯的苏—27，便消化制造出歼—11;引进法国的SA321“超黄蜂”，便消化制造出直—8K、直—8KA;引进法国的海豚直升机，便消化制造出直—9WZ。不仅引进，还自行开发研制出运十、歼—10、歼轰-7(飞豹)和教—8。毛泽东就这样硬是把中国从“国防工业的沙漠”改造成可以栽种能“长”出各种先进武器的“果实之树”的国防工业的“良田沃土”。
　　赫尔曼.沃克的小说《战争风云》里有这么一句话：“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战斗力量是个大规模的工业进程。它需要物资、人力和时间，不管政治领袖们做出什么样夸夸其谈的宣告。”——要害工业是尖端技术密集的产品。一个国家的尖端技术能力不可能一步登天，只能日积月累，厚积薄发。艺术之家的艺术代代相传。技术之国的技术代代相传。
　　1949年以前，中国靠市场经济、靠私营企业拼命了上百年也没能建立起自己的要害工业体系;1949年后靠计划经济、国营企业几个五年计划就做到了。这一切到了“改革精英”嘴里完全来颠倒了过来
　　——明明是靠私营企业市场经济做不到、靠国营企业计划经济才做到了的事，硬给说成了国营企业计划经济剽窃了私营企业市场经济的成果，恬不知耻借此叫嚷“国退民进”、“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改革方向”……如此颠倒黑白，简直一群无赖。

　　三.国营变私营是另类死刑

　　茅于轼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2dz0u.html)“国企做得好是个别，做不好是普遍”。事实恰恰相反，私人企业才是“做得好是个别，做不好是普遍”：据美国人的统计，绝大多数私人企业存在不到三年就倒闭了。所以美国企业至少要存在三年以上才有资格申请政府的优惠贷款。私人企业绝大多数生存不了几年，美国如此，其它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做企业做到倒闭，难道还不是“做不好”?环顾西方国家，每个幸存的企业背后都不知有多少失败者。而回顾中国以来建立的国营企业，即便把被“特别是”消灭的国营企业也算在内，淘汰率可有这么惊人?如果不算“特别是”，那中国国营企业可以说成功的比淘汰的多。由此可见客观规律是：“私企做得好是个别，做不好是普遍”。茅于轼所谓的“国企做得好是个别，做不好是普遍”纯粹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如此?因为国营企业的生命力与私营企业不是一个数量级。国营企业是有组织状态的企业，私营企业是无组织状态的企业。国营企业有后盾，私营企业没有。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里，无组织状态的弱肉迟早被吃掉。在国际垄断资本占绝对优势的世界大丛林里，无组织状态的企业迟早被淘汰。
　　在这个世界大丛林里，国际垄断资本凭借自己的雄厚实力和垄断地位通过操纵玩弄市场规则“合法”消灭一盘散沙的中国私有企业轻而易举，但用同样手法消灭有组织状态的中国国营企业就不那么容易。
　　国营企业不管有多少问题，却没有生存问题——只要没有内鬼捣鬼，国际垄断资本靠操纵玩弄市场规则难以“合法”地消灭中国的国营企业。私营企业不管有多少优点，但有一个致命缺点：说没就没了——轻而易举就能被国际垄断资本靠操纵玩弄市场规则“合法”搞掉，不论是大鱼吃小鱼还是收买瓦解解散破产。国营企业能确保中国拥有自己的要害工业、掌握要害资源，私营企业不能——有国营企业就有中国要害工业;没有国营企业，中国要害工业就跟一个个具体的私营企业一样，说没就没了。
　　(国营企业不管有多少问题，至少有两点比私营企业强：偷税漏税和制造假冒伪劣的积极性不会超过私营企业。原因：国营企业老总搞偷税漏税和制造假冒伪劣的好处不是自己的(至少不全是自己的)，坏处则全是自己的;私营企业的老板则正好相反。)
　　中国的要害工业从国营变私营将会如何?死定了——“私营营不出来、所以有了国营”原因何在?在全球化的国际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国靠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发展要害工业的客观环境已不复存在。一是建立不起来，二是维持不下去。就象在高原上种菜，蔬菜能生存环境根本就不存在，怎么努力也种不活。一定要种就必须种在温室里。如果等蔬菜长出来后把温室拆了，那长出来的蔬菜也必定死亡。在恶劣气候下要种植蔬菜就必须用温室保护。
　　在国际资本主义占压倒优势的条件要建立要害工业就必须用国营保护。一旦国营变私营，企业立刻没了保护，立刻孤立无援，立刻要在大鱼吃小鱼的市场经济丛林法则的支配下被实力雄厚的国际垄断资本财团玩弄于股掌之上，三下五除二被消灭掉。
　　如果是编竹筐、打铁铺之类低技术、小工业企业被消灭关系还不太大，没了就没了，今天这里没了一个，明天那里还能起来一批。但要害行业核心工业则不同，发展起来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日积月累坚持不懈，而土崩瓦解彻底垮掉用不了多久，而且一旦垮了，整个工业的脊柱或基础就垮了，连锁反应一垮一大片，甚至一个工厂就能导致一个行业全面崩溃。
　　比如附录一的例子：“两个皮包公司，两个虚假的合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违约金”，“就把苏联海军的一代杰作‘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彻底‘做掉’了。
　　甚至可以说，这就相当于把苏联海军几十年发展的积蓄，苏联航空母舰工业在尼古拉耶夫船厂几十年的巨大投入，甚至整个航空母舰工业都给连根拔起了。”“这不仅是一艘航母的终结，更是俄罗斯航母时代的终结，是工厂及全国为之奋斗了近三十五年伟大事业的终结，是伟大强国骄傲与威严的终结。”(见附录一：“两个西方皮包公司将前苏联航空母舰工业连根拔起”)
　　不仅前苏联被西方国家如此涮惨了，中国也同样如此被人家戏弄了个够，被西方国家玩弄“市场经济”的规则一下端掉了一个行业——运十下马后跟麦道公司合资搞DC客机，这边刚上道，那边立刻玩了个麦道公司与波音公司合并，把DC客机项目取消，整个中国的大型飞机努力从此前功尽弃，被人家一下子来了个连锅端，几十年都翻不过身来，任凭波音空客两大公司主宰。
　　如今中国大飞机项目虽然重新上马，但不但已经损失了几十年的时间和无数的金钱，而且许多要害技术迄今被人捏住脖子——曾经担任国产ARJ21支线飞机副总设计师的周济生曾向媒体透露，大飞机制造零部件中最起码有50%以上需要对外招标。“这其中包括了飞机的发动机、大部分的机载设备和系统。”中国航空工业对国外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不是中国有条件不惜工本重头再来，中国的大飞机工业会比前苏联的航母工业还惨。
　　这一切充分证明，一旦陷入私有化、市场经济的陷阱，原来处于有组织状态、靠山强大有恃无恐的国营企业立刻孤立无援，立刻会成为压倒优势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案板上的肉，立刻就要任人玩弄，任人宰割，轻而易举被国际垄断资本利用自己的强大实力，技术娴熟、得心应手地操纵玩弄“市场规则”，“合法”地干掉。
　　要毁灭整个要害行业不一定非搞垮总装厂不可，只要搞垮其中某个要害辅机厂、工具厂、设备厂、材料厂就足够了——越是现代化高科技越需要全方位的精密配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老鼠屎能坏一锅汤，一个要害零部件材料被私有化搞垮、扯了后腿，就足以搞垮一个行业。
　　只要毁灭了中国的要害工业和对要害资源的控制，中国工业被一扫而光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没有了要害工业，没有了要害资源，中国的一切工业不过是圈中等着挨宰的猪，人家想什么时候动手就什么时候动手，是刀砍还是枪毙、是清蒸还是红烧全凭人家高兴。
　　即便没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围剿，中国私营企业的性质本身也决定其生命力强不到哪儿去。
　　国营企业可以轻而易举用“为国家利益”来凝聚员工，而私营企业要凝聚员工则只能靠老板的个人魅力、小恩小惠、权术手腕和任人唯亲。这一套对小企业、低技术、简单再生产之类还凑和，要应付大规模、高科技、高度复杂、需要严密配合的行业就不灵了。
　　国营企业因为生命力顽强，本质上有条件允许老总犯错误。领导路线正确时，能允许犯错误就能允许改正错误，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因此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国营企业有条件不断改进工作，积累经验和技术，变得日益成熟强大。
　　而私营企业能有这种幸运的则不多——丛林世界，优胜劣汰，强敌环伺，任何错误都可能致命，任何决策失误都可能再也没有弥补的机会。王安公司的老板王安在PC兼容机问题上一次决策失误便导致了王安公司的烟消云散——如今世上还有几人还知道王安公司是当年的电脑巨人?柯达公司只不过在转向数码摄影的速度上慢了一拍，结果就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导致了今天的破产。实力雄厚的西方公司尚且如此，实力远不如人家的中国私营企业要生存谈何容易?
　　要消灭中国工业就必须使中国企业处于无组织状态，就必须先瓦解中国要害工业体系的组织结构，使中国企业都变成势单力薄乌合之众。“国企私有化”不过是打垮中国工业的组织体系、使中国企业全部处于孤立无援的无组织状态、各个击破、最终一网打尽的第一步。不能直接消灭国营企业，那就分两步，先变成私营，再玩弄“市场经济”“合法消灭”。这才是国营企业“民营化”的本质——另类的死刑。

　　四.内奸“智囊”的灭国毒计

　　如果考虑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那搞体制改革最关心的必然是结果——是否确保了中国拥有要害工业要害资源?“改革精英”们恰恰相反。他们只对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感兴趣，对国营企业私有化之后的命运、到如今是否还存在毫无兴趣，对中国是否拥有要害工业毫无兴趣——多少国营企业私有化后灰飞烟灭了，譬如北京“七六八”，当年是国营工厂，如今呢?对此“改革精英”们关心过吗?过问过吗?统计研究过吗?根本没有。他们对国企千方百计存心找岔——国企不赚钱是“没效率”，赚钱是“垄断”，总之死活都有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整天高叫“出卖国企”，对国企被出卖后的命运根本没有丝毫兴趣，显然期待的就是国企卖后完蛋，说到底就是要不择手段找借口把国企消灭掉——难怪“改革精英”连对犯了罪的资本家也要保护，碰都不准碰，否则就是“是打击犯罪，还是整死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不能整死，难道国营企业就可以整死?为什么“法律精英”大喊大叫谴责“整死私营企业”，却从来不谴责“整死国营企业”?资本家犯了罪硬说不是罪，还口口声声“把专政矛头直指广大民间投资人”、“ 他们可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相信党和政府、受政策号召投资兴业的良民呐!”——同样的话为什么从来不用在没犯罪的国营企业身上?
　　经过三十多年的“特别是”，人们对“改革精英”的无赖伎俩已经非常熟悉了——什么都是假的，要消灭中国才是真的。
　　大喊大叫“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民主”，“民主”是假，推翻政权是真。一旦通过“民主”推翻了政权，再也不管那里老百姓的死活了。
　　大喊大叫“国企私有”，“改革”是假，消灭中国要害工业是真。一旦通过“私有化”消灭了国企，再也不提中国是否还拥有要害工业了。
　　对他们来说，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要害工业不重要，一切工业必须是私营企业市场经济才重要;中国有没有核武器不重要，核武器必须由私营企业市场经济来制造才重要。
　　中国挨不挨打、受不受侵略、挨不挨屠杀不重要，当个“民主国家”才重要;宁可遭受南京大屠杀，也要当个“民主国家”;宁要遭受南京大屠杀的“民主”，不要已经六十多年不受侵略的“独裁”。
　　所以这么多“改革精英”才会倾巢出动疯狂上演消灭国企大合唱——连陈有西这样一个只懂卖嘴的讼棍居然也跳出来当假行家，对国营企业的命运指手画脚、叫嚷“撤销铁道部”、“卖掉70%国有铁路”
　　——你这个卖掉70%的根据是从哪里来的?你对铁道知道多少?象兰新铁路、青藏铁路、宝成铁路、鹰厦铁路、成昆铁路这些铁路哪个是“市场经济”、“私营企业”的产物?私有化了谁经营得了?
　　一旦破产倒闭，是不是新疆西藏就不驻军了?就放弃了?看来“改革精英”对消灭中国已经迫不及待急不可耐了，所以才会跳出来大叫“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以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
　　“改革精英”们说国企这毛病、那毛病，偏偏从来不说中国要害工业不存在才是最大的毛病。他们大闹“国企私有化”根本不是确保中国拥有要害工业要害资源，根本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是以“改革”的名义消灭中国要害工业，进而消灭中国的全部工业。
　　他们就是要让中国人再尝尝南京大屠杀的滋味、重庆大轰炸的滋味，尝尝没有要害工业的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人挨炸的滋味。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为中国谋利益，而是一群被外国基金会收买的内奸。
　　比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鹤为主组织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号称“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论坛学术研讨成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多次做出批示。在遇到重大经济决策问题时，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经常委托论坛进行专题研究，并主动征求论坛专家意见和建议。论坛与各省、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经济研讨会”。
　　而这个最高级的“智库”的一大半成员却通过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从美国福特基金会拿钱(见附录二：“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学术委员会的七个成员中，“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承认特约研究员或理事的有4个：吴敬琏、樊纲、林毅夫、易纲，占57.14%。在48个成员中，公开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关的人有25个，占52.08%。
　　——堂堂中国最高级的经济“智库”一大半人却是为外国基金会服务，这样的“智库”岂能为中国谋利益?这样的“智库”搞出来的“国企私有化”究竟要满足谁的需要难道还不清楚?
　　“国企私有化”是内奸“智囊”的灭国毒计。国企私有化意味着消灭国企。消灭了国企就消灭了中国对要害工业要害资源的拥有。消灭了中国对要害工业要害资源的拥有，就能最终消灭中国。

                                                 （本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