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精诚

“九一八”事变后，鉴于国内局势四分五裂，军备整顿毫无起步的现实，国民政府只得一面签订“塘沽协定”，以延缓战争；一面争取外援，引入列强势力制衡日本。遂有1933年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欧美之行。宋子文此行，先是与美国签订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与《中美航空密约》；然后出席世界经济协会，参与签订了旨在稳定银价的《四年银协定》；最后，还与国联达成了技术合作协议。次年，宋子文又谋划向国际银行团贷款。①

对宋子文此行的用意，日本政府洞若观火。作为回应，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会上发表非正式谈话，声称：“中国如果采取利用别国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采取以夷制夷的排斥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欧美各国不管是给中国“名义是财政方面或技术方面的援助”，还是“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发起政治借款等等”，都“将产生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反对维持远东和平与秩序的结果。”那么，“日本不能置之不理”。此即所谓“天羽声明”。②

按照这一声明，中国即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不得借助外援抵御日本；欧美各国亦被禁止插手中国事务，须承认日本为东亚唯一霸主。“天羽声明”因此被称为“亚洲门罗主义”。日本此举违背了《九国公约》的规定：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各国“机会均等”。

次日，获悉“天羽声明”内容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自问道：“我国宜如何发奋图强，以雪此耻也？”

1932年，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

“天羽声明”发表后，其独霸中国的立场，立刻招致国际舆论及欧美各国的谴责与批评。为平息事端，4月20日，天羽英二又发表了第二次声明，表示日本“无意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无意损害第三国的权利”，尊重《九国公约》，只是反对“各国在任何形式上采取导致扰乱东亚和平与秩序的行动”。③

日本政府则将以上两次声明，均解释为天羽英二的个人行为，并将其翻译成较为和缓的英文转交各国政府——事实上，早在“天羽声明”发表前四天，首相广田弘毅致驻华公使有吉明的电报，就已经披露了声明内容，语句如出一辙。而天羽英二在发表第二次声明时，也说之前的谈话，是“外务大臣在议会上发表的演说要点”。④

日本政府此一时期的行动，也正是对“天羽声明”的实践。如中美“棉麦借款”，即被广田弘毅指示，有计划破坏，最后仅完成很小一部分。⑤有行动背书，日本政府的口头解释，自难消除“天羽声明”的负面舆论影响。

不过，相对中方明确地声明“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损害”，与他国关系“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加干预”⑥，欧美各国政府的反应并不特别强烈，如英、美两国，均仅照会日本政府，表达对“九国公约”的关切，希望日本恪守其自愿签订的国际条约。⑦

事实上，“天羽声明”所警告者，并非列强，而是国民政府，其目的在于威胁宋子文等人推行的“亲欧美路线”。蒋介石非常清晰地接收到了这种威胁讯息，所以，他并未因日本受列强谴责而欣喜，反在日记中判断道：“倭寇受列强打击以后，其行动必一面引诱，一面准备，侵略必加厉也。”⑧

作为因应，蒋介石决定加速“促进俄倭冲突”。蒋认为，日本若不能消除对中国反日立场的疑忌，就不会发动对苏战争。故而，极有必要“对倭说明以华制华之谬见，与以夷制夷之诬妄，及以华制夷之得计。”——所谓“以华制华之谬见”，是指日本支持各种反蒋势力颠覆国民政府的活动；所谓“以夷制夷之诬妄”，是否认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国“联外制日”外交的指责；所谓“以华制夷为得计”，则是提醒日本，要解决作为其最大心病的苏联问题，必须先与中国建立协作关系。所以，经过一番布置，1934年12月，蒋介石以“徐道邻”为笔名，公开刊文《敌乎？友乎？》，论述日本侵华难以灭亡中国，以及中日合作的必要性。

东京审判时，广田弘毅被判处绞刑

注释：

①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1—208页；②③④《天羽声明与欧美各国之反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译(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燕山出版社1992年，第250—278页；⑤⑥宋志勇：《<天羽声明>与日本对华政策》,《历史教学》1990年；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90页；⑧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三），1934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