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阳光

杨荣宏（市文联副主席、市评协主席、评论家）

北川既是禹羌文化富集之地，又是“5·12”大地震后，令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地方。这里人文历史悠久，民族民间文艺土壤深厚，对于文学艺术创作而言，是一块风水宝地。北川籍老作家中，刘大军、母碧芳，在绵阳四川乃至全国都是有些名气的，他们是绵阳文学事业的中坚力量，但北川的中青年一代作家中拔尖人才似乎不多。任继红应当是北川中青年作家的领军人物，他近年来非常活跃， 既写小说又写散文，还写诗歌、歌词、微电影剧本等等，做过多方面的尝试，成果也比较丰硕。但他着力最深、兴趣最浓、成就最大的方面，还是小说，尤其中篇小说的创作。尤其在北川羌族自治县这个特殊的地方，他作为文艺组织工作者，这样带头创作，是非常值得钦佩的。为了带这个头，左右开弓拳脚并用，十八般武艺都耍了一边，也可见其用心之良苦。

短篇小说考验构思的能力，巧妙的构思，是短篇小说的灵魂所在；中篇小说考验讲故事的能力，故事的讲述方式和讲什么故事决定中篇小说的成败；长篇小说适宜于咏叹命运。一部长篇小说，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一个社区的人们一生的故事；人的一生几十年乃至一百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对自己一生的全貌都没有办法来总览、概观，贯通起来，加以审视。很难看清命运的轨迹，因此，很难在我们有生之年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而觉悟到人生的意义。人生是一趟向死而生的单程旅行。如果我们假设人生就是一场竞赛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场比赛中的业余选手。根本就没有想到人间来，不由自主地来了，表面上这是由父母决定的，其实是上帝上帝掷骰子决定的，看似必然，实则偶然。不懂得恋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不明白婚姻的时候，稀里糊涂或者如火如荼地结婚了；不懂得做父母的时候，儿女降生了；刚刚明白点事情，老了；刚刚把世事参透的时候，死了。

人活着的时候，难以觉悟或者不曾觉悟，人死之前可能已经觉悟，但别人知道，如果没有书写、表达，那觉悟意味着没有存在过。每个人对人生的了解、理解，又必须从头开始。但是，小说并不是人生本身，故事并不是生活本身，无论短篇中篇长篇，都只是作家借以表达对人生、对社会、对时代看法的工具，故事是生活的比喻。

人类都有讲故事天生冲动和听故事的天然兴趣。那是因为具体到每一个人，他对自己、他对别人、他对世界的认识多多少少都是片面的和扭曲的，他有迷茫、有迷惑、有困顿、有怀疑，上下求索但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因此，人们期望，小说或者故事或许帮助人们找到一点蛛丝马迹，通过听故事或者讲故事拓展自己的经验，开阔自己的视野，触发自己的想象，增强自己的存在感。

谁才有资格讲故事呢，是过来人。讲故事是中年人乃至老年人的专利。继红之所以踏入中篇小说这块包谷地，大致还是与他人到中年这一因素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厚厚一本《婚誓》，搜罗了继红八部中篇小说，这是他多年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拿到手上的确是沉甸甸的。

继红把书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曾郑重嘱咐我为他写一篇评论。但是，说老实话，因为我在写反映平沟村书记最美村官肖琳事迹的报告文学，劳神费力，时间太紧了，因此，我只读了《血鼠》。因此，我只向各位朋友和继红同志报告我读《血鼠》的几点感受。

《血鼠》走的是现实加魔幻的路子。这是作家们既想直指现实，又想逃避出版检查的办法。他们指东打西，指的是魔幻，打的现实。魔幻是烟幕弹，是障眼法，为的是掩盖他们的真正意图。莫言的成功启示了不少人，这是比较讨巧的、曲线救国的招数。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说，什么招数都可以尝试，没有什么高低贵贱或者传统或先锋、先进与落后之分。文艺的特点和科学不同，进化论不适用。

小说开篇所拟写的“《青石县志》第五卷”，煞有介事。引出他的故事。故事中主要出现三个人物：乞儿、花婆和拐爷。作家写出了乞儿、花婆和拐爷们的温情，这是小人物身上非常闪亮之处。花婆拐爷救治乞儿，收留乞儿，拐爷放走三兄弟所共之妻阿珍。

小说也展示了作家编织细节的能力，在小说的第二段开头：“一滴露水从树梢低落到乞儿鼻梁然后又滑落到鼻尖上，乞儿伸出舌头，将露珠舔进嘴里，一颗星星正孤独而疲倦地移向山垭……”；他写饥饿中的乞儿喝泉水后的虚幻的快乐：“乞儿把头蛮近路边溪沟里，咕咕喝了个半饱，然后站起身将打狗棍悟出一个漂亮的弧线。”他写，花婆告诉乞儿，过两天，我们下山去换两只羊来给你放时，“乞儿兴奋得跳起，不停地学羊‘咩咩’的叫声。”写活了乞儿的天真之态。他写花婆与拐爷“打架”时，“花婆用手推着，用脚蹬着。拐爷胡乱地扯着花婆的裤子。花婆低声地叫着：罪过！罪过！罪过！”以儿童的视角去看成人的交合，显得非常准确、有分寸感。

小说也展示了作家较为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知道，并无血鼠这种动物，甚至于，虽然有老鼠，但人类对老鼠进行仔细观察了解机会也并不多。要写好老鼠，尤其要写活原本不存在的血鼠成群的情景，只能靠作家的想象力，看作家如何把假的说成得比真的还真。作家在写到乞儿跨进庙门之后“见到几根很大很大的柱子，没有颜色或者说不出来什么颜色。案桌上残留着几点香火的火星，却什么吃的也没有。一股阴森森的冷气，让乞儿浑身一阵颤抖，抬头望见一只比水牛还大的老鼠……乞儿倒退了几步，屋子里不知什么地方发出一声凄厉的怪叫，到处都是嗡嗡声，老鼠的眼睛越睁越大。”恐惧，导致幻觉，幻觉放大恐惧，就这样被作家写得活灵活现。

想象力和编织细节的能力，是小说家的两套看家本领，继红同志具备这样的本领。

继红还为小说中的血鼠预设了一个基本的色调——红色。这红色通过血鼠老鼠——太阳像一个粉红色的烧饼——血色幼鼠——残阳如血——血红色的晚霞——一群老鼠从乞儿身边挣扎着游过，血色毛皮在闪电下映射出耀眼的红光——晚霞鲤鱼斑似的布满了天际，灿烂无比。很久没有这样看天了，那一层层一团团火一样的红霞，总是似什么东西在天空爬行、涌动。包括最后的大火——都是红色，一种象征色。

时代背景看起来模糊不清——但可以假定是大饥饿时代。故事讲的是贫穷与饥饿这个主题，甚至涉及到了“人相食”的残忍与悲惨，也涉及到了弟兄共妻这样极端的情形——究其原因还是由于贫穷。那么贫穷之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因为血鼠成灾。血鼠泛滥，必须灭掉，于是灭鼠，灭鼠又遭到血鼠的反抗和报复，于是黄河决堤……黄河决堤导致乞儿、花婆就流浪，乞讨为生。

鼠这个形象在中国文化中是贪婪、航脏、猥琐的。《硕鼠》是《诗经•国风•魏风》种的一篇。魏风即是魏国的民歌，人民用硕鼠讽刺当政者，表达了底层人民对苛政暴政的反抗和他们对理想国度的向往。任继红的“血鼠”，世界上并无真身，完全属于他的凭空杜撰，也就是所谓“红色”的鼠。“血鼠现身，寸草不生”的民谚也是作者本人的杰作，属于伪民谚。

作家讲述血鼠导致黄河决堤，进而造成灾荒、饥饿，造成“人相食”、兄弟共妻这种惨无人道的景象等等这样一个故事，有什么意图呢？

作家杜撰了一个“鼠神庙”。“鼠神庙”是怎么诞生的呢？是因为鼠害成灾修来敬鼠的。鼠害成灾，所以人们敬鼠。这是人性的弱点，更是人类的悲哀。鼠的强悍，是敬鼠之人的懦弱造就的。鼠的伟大，是因为敬鼠之人的渺小衬托出来的。有人下跪，木偶就是神像，无人下跪，木偶只不过是木偶而已，无论那木偶雕塑成什么形象。

“鼠神庙”是作家精心创设的一个寓言，他的意图至为明显，他想嘲讽什么，警示什么。

“鼠神庙”的结局是轰然倒塌。

作家以“多少年之后”人们的说法，告诉我们：“鼠神庙倒塌时，山下村子里每个人都听到了那声巨响。人们以为天塌下来了。家家都推开木门，月亮仍然挂在中天，初夏的夜里寒意无穷。原来天没有垮，便又一一关门睡去。”

从这部作品，我能感觉到继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他试图从西方小说中学到新的手法，他愿意探索，并且已经在探索之中。除了我们所激赏不已的精彩之处，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作品中的不圆熟、不周密之处。比如第二段：作家在叙述一个当下场景细节时，他却冒出了“山梁上的柏树如一个个有气无力的守夜人，任野鸡在自己的肩上筑窝、下蛋、繁衍后代。”这一样句来，不如改成“山梁上的柏树如一个个有气无力的守夜人，似乎还在半梦半醒之中。”“任野鸡在自己的肩上筑窝、下蛋、繁衍后代。”是一个长期的情形，而不是那一个时段中的情形。

拐爷的出现太突兀的。让读者完全没有任何预感。而且，拐爷与花婆之间所发生的故事，由于铺垫和交代得不够清楚，显得有些潦草、敷衍，并且落入了俗套。

由于时间仓促，我没有能够对《血鼠》做更进一步的赏析。总体而言，我觉得，《血鼠》是一个瑕瑜互见的作品，有成有败，有得有失，它是继红是迈向更加成熟之路上的一级台阶。

男性小说家与女性小说家似乎有着相当的不同。女性作家感性，她们敏感、细腻，专注于细节和情绪，没有多余的企图心。男性本质上是政治动物，似乎总希望自己的小说寄托宏大的政治意图——关心天下事。继红也不例外。我们的小说比较郑重，比较沉重。这既是优点，又是我们的缺点。我们写小说的时候，不能享受讲述故事本身的快乐，或者不能让故事带给读者单纯的读故事、听故事的快乐，他所承载的其他意图都很难实现。因为，当今又是一个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的时代，制造快感，提供娱乐，甚至制造瞬间快感，提供浅薄的娱乐，也是文学或者小说在这个时代的主要功能之一。虽然过度的娱乐和过度的追求快感，已经让中国文坛充满了垃圾，但文学本身并不是垃圾，恰恰相反，文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继续是一个伟大的幽灵，它会始终飘荡于人类的精神空间，寻找安身立命的躯壳，也许是影视，也许是游戏，也许短信或者其他什么。

中篇小说对于碎片化阅读时代的读者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此，语言，趣味、节奏和快感必须协同作战才能真正抓住他们，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情节、每一个故事都倾注高度的热情，像古代的工匠那样，不仅仅需要巧思，还需要舍得花笨功夫，切磋琢磨，精雕细刻，否则就很难征服读者。

以上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仅供继红同志参考。

谢谢大家！

               浅谈祭鸿先生的创作得失

                             冯小涓（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剑南文学》主编、作家）

由于做编辑的缘故，祭鸿先生的很多文章我都拜读了。他是一个很全面的写作者，诗歌、散文、小说都写，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是经过三十年的写作历练达到的，非常不容易。

祭鸿先生的诗歌，语言感觉很好。凝练，有诗意，耐读；很重视意象，承接了诗歌的唯美理想，坚持诗歌品位，没有受口语诗的影响，维持了经典诗歌写作的严肃态度。

祭鸿先生的散文，是用真情写作的至情至性的散文。特别是5.12特大地震发生以后，作为地震的亲历者，他的文字间就有了锥心沥髓之痛，是心中沉淀的苦痛在笔下的自然流露。他的感情是真挚的，深沉的，厚重的，这使他的散文也有了真挚、深沉、厚重的特色。人浮了，文必轻浮。他的散文还有一个特点，受诗歌锤炼字句的影响，他的散文语言也很精练、耐读，有诗意。我希望祭鸿先生还要加强内心的历练和修为，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宽阔，感情更加柔和。由一己之情、一地之情，扩展到对人类、对生命、对世界的大感情，更加饱满、弥漫、持续、温暖。像沈从文先生在一篇散文中所写道的“心里柔和得很”，这个“柔和”是经历了大悲大痛、大苦大难之后，仍然对世界保持内心的温情；并且把尖锐的矛盾、纠结的道德判断等锋芒毕露的东西都过滤掉了，剩下的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者的厚道、善良，那是一颗柔软、柔和的心灵分泌出来的大爱真情。只有达到了这样的内心境界，散文才能显出炉火煨熟的醇厚、陈年老酒的醇香。

祭鸿先生的小说，受到魔幻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双重影响。他的《血鼠》、《狼顾》、《紫蜻蜓》等篇什明显是受到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品，而《婚誓》等是写实作品。这部小说集选出的作品，有两种风格的写作。说明祭鸿先生的小说写作有可贵的探索。他不是一拿出笔来，就用滥熟的小说写作套路进行创作，而是对小说写作形式有自觉的探寻。这是难能可贵的。

从传统的小说写作方法上讲，祭鸿先生的小说从故事的讲述节奏、人物性格的把握、对话的处理等方面都显得很成熟、老道，

也达到了较高的创作水平。中短篇小说集《婚誓》的出版就是一个标志。刚才大家对他的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很赞同。

下面我就祭鸿先生小说的不足作一点分析，算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还请祭鸿先生和各位朋友海涵。

我重点分析一下《婚誓》这篇作品。面对婚姻、爱情这个主题，我们在写作之前，就应该在脑袋中回想一下，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对这个永恒的主题有哪些揭示和发现。人类的两性感情在一些伟大的作家的作品中已经达到了多么高尚、多么和谐的地步，前者如曹雪芹、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后者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劳伦斯、杜拉斯等的作品。然后，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超越前人的思考和发现？这样的写作才是创造，是对存在的深度勘探。

古往今来，人类都在恋爱、结婚、生育，但对于婚姻，我有何种解读？通读《婚誓》之后，我得到的是一个故事形成的感叹：海誓山盟不抵人心的变故，最后还是劳燕分飞的结局。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有时代精神的人物，她在探索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在尝试生命的多种可能；而那两个男人都是小县城的平庸之辈。没有内心的契合，没有心灵的共振，即使把海誓山盟挂在墙上，把婚纱照装在镜框里，也难保婚姻不出现危机。《婚誓》的故事是完整的，但主题是贫乏的，含混的，没有洞见的。它没有完成小说的勘探和发现任务。所以，是一篇写得老道但缺乏新意的作品。

所以，小说不仅仅是故事，它一定是耐人玩味的故事。作家就是要提供丰富的意义空间，让读者玩味。小说是一种发现。这就是我们写作和阅读小说的理由。

还有，这篇小说讲述故事的方式，也是按照套路进行的。说明，作家对形式的忽略。形式就是内容（发现）的伴身物，没有新的发现，就不会惊醒新的形式。当作家截取了有独特发现的情节和故事，新的形式就会随之产生，讲述就会以另外的方式呈现。新的形式是一个发明。有创造力的作家一定要有对小说形式的发明。

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讲，《婚誓》是一个完整的中篇——有完整的故事、有从容的讲述。我这是按照自己的小说写作观，在要求祭鸿先生。如果祭鸿先生和再座的其他小说写作者赞同我的观点，我们可以再从小说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方面作一些大胆的尝试。如果不赞同，还是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好了。在这个文化和价值多元的时代，文学创作上是可以百花齐放的。

                                        2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