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嘉庆“滑落曲线”(2)

   二 
  
  嘉庆三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嘉庆四年正月初一,皇帝和 
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初二 
日,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日上午七时,太上皇停止了 
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 
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 
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篇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过,新皇帝的种 
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 
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 
机大臣和九门提督这职。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 
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 
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 
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 
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 
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 
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 
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 
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 
弃。”因为玉石虽美,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连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还真动真格的。通过 
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三 
  
  然而,在树完新风之后,大清朝的民众发现,这个年轻的新统治者,却没能做出更 
大的作为。 
  
  嘉庆登基之时,大清王朝已经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而且到了晚期。体内的病症, 
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 
、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 
数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 
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 
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 
官僚体系随之瘫痪。 
  
  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 
做假帐,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 
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 
。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 
,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 
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 
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 
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 
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 
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 
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 
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 
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 
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 
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 
,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 
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前后 
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 
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 
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 
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十年间,居然没有 
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 
  
  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 
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 
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拔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 
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 
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 
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 
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 
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 
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 
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 
  
  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 
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 
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 
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 
,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 
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 
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四 
  
  责任心极强的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 
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 
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 
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 
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 
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 
体系中生存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摄力越来越低。事 
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到了嘉庆时期 
,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 
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 
。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文章评论

ayao

历历在目啊难道贱妾穿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