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我怀着理想参加了工作》之《路途》
个人日记
送几百名学生去853农场的是汽车公司的五、六台大客车，我们中学的同学都在一辆车上，而且大多是68届同学，虽然互相都不太认识，但有些面孔好像见过，有些高年级的同学还是我小学的同学呢。男同学都自觉地坐在汽车后部，我在最后一排，和邻班的活跃分子小吴坐在一起。汽车开出东北农垦总局招待所大院，我们离开了亲人，即将离开这座城市，心情真的很复杂，前边还传来了女同学的哭声，更让我心里发酸。
我1951年初冬出生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医院妇产科，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正在东北局党校学习，医生护士们没见到有男人去看望我们母子，还以为我是个私生子，想要帮忙把我送人，得知真相后他们对我们帮助有加。父母当时住在桦川县委机关的小楼里，那时桦川县党政机关都在佳木斯市。解放初期国家很穷，又要抗美援朝，机关连取暖煤都买不起，我被冻得没满月就得了气管炎。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正林下乡回来，得知我已经奄奄一息，立刻下令腾出有一舖小炕的收发室，命人找来燃料烧暖火炕让我们母子来住，这才救下了我的一条小命。父母从小教育我要知恩图报，长大了要做一个用自己的劳动为国家富强出力的人，共产党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你可不能给共产党丢脸。父母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我，在伯母的帮助下勉强带我到三岁就把我送到农村的姥姥家，因为1953年仲秋我弟弟出生了，伯母一个人要照顾堂兄和我们兄弟二人实在是忙不过来。堂兄叫立军，伯母就管我叫立民。1954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了工资制，父母就雇了一位保姆牛姥姥照看弟弟，牛姥姥爱抽曙光牌香烟，她就管我弟弟叫曙光，于是我也就从立民变成了黎明了。
在姥姥家我成了一个顽劣村童，总是招灾惹祸，于是姥爷就教我写字算数，带我下地劳动，其实是他劳动我玩耍。1957年父母接我回城上学，我却患上了肺门结核，住院治疗错过了报名，于是就去了幼儿园。1958年大跃进父母工作更忙了，没时间领我去报名，1959年才入小学读书，上年级两个班，我们这年级四个班。爷爷奶奶这时从河北老家来照顾我们，但是他们实在过不惯东北的生活，又挂念叔叔姑姑们，住了两年就回去了。三年级起我就开始学洗衣做饭，学补袜子缝衣服，因为父母工作实在太忙，十一、二岁的我就开始做家务活了。1964年秋我读六年级，当时学校为了保证升学率，六年级学生不参加任何文体比赛活动，但是学校排练的一部话剧里的一个角色只有我去出演最合适，学校专门做了研究，认为我是班长，学习一直很好，不会影响升学考试，破例让我参加排练参加市里的汇演。不料想排练中我从桌子上仰面摔下来，昏迷苏醒后出现喷射状呕吐，到医院诊断为脑震荡，住了一个月院，又休学在家躺了半年。再去学校上课时，已经临近升学考试了，我想不学了等着留级，母亲怕我在家无所事事学坏了，坚决要我上学参加考试。考试那天我稀里糊涂答卷，一边考试一边给同桌变魔术。我被一所普通中学录取了，我真不想去，一些比我学习差的同学都进了重点中学，让我太没面子。父母态度坚决，我只好服从他们的意愿了。
1965年秋我进入中学校园，在榜单上我看到林同学居然又和我分到了一个班，她在小学原来比我低一年级和我弟弟同班，跳级和我同班，我是班长她是学习委员，她在升学考试时过于紧张，虽然一直学习很好却考砸锅了，当时想没准以后上高中大学还可能是同学呢。来自不同小学的同学们很快就熟悉了，我们小学在这个班里就有十来个，我又当了班长，林同学当了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初中的课程要比小学繁重多了，每周三我就开始头疼，到周六都上不了课，于是住校了，身体实在难受就可以去宿舍躺着，一个学期以后脑震荡后遗症的头痛病才逐渐好了。我也适应了中学生的生活，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就在准备期末考试要升入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我们就不再上课了。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些还带着红领巾的初一学生跟着高年级同学参加一些活动，帮助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撒传单，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大批判会，到其他城市“革命大串联”，也就是出去旅游。后来派性越来越厉害，发展成了武斗，大家就都回家了。
汽车猛地颠簸一下，我从回忆中清醒了过来，前面再也不是平坦光滑的柏油马路了，汽车在砂石公路上颠簸前行。活跃分子小吴大声嚷道：“不让睡觉啦，那我就给大伙唱戏解闷吧。”这家伙可真行，把《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从头到尾唱了一遍，唱腔字正腔圆，对白惟妙惟肖，连乐曲过门和锣鼓点都没落下，大家一边听一边不时跟着吼两嗓子，这把我们从旅行的枯燥和颠簸的苦恼中解脱了出来。小吴还要为大家演唱《红灯记》时，汽车停下了，原来已经到了宝清县城，我们要在这里打间休息。午饭后，我在街上转了一圈，回到停车处看见一中的张小弟大哥正在给同学理发，就向他打了声招呼。张小弟也是我们小学毕业的，他妹妹张小妹还是我同班同学。张小弟的父亲原来是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来到农垦部任常务副部长协助王震将军工作，成立东北农垦总局他兼任局长党委书记，同时还是黑龙江省合江地委第一书记，张伯是老革命，1936年的北京大学毕业生，1937年参加共产党，他老伴也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冀东抗日根据地唐县第一位共产党的女县长。张伯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干部，却一点也没有架子，我父亲经常随他下乡吃住在农民家里，工作完了总要比国家规定标准高的付给农民钱和粮票。他穿戴不讲究，出差也不坐专车，有一年他用工资给地直机关工作人员买了果树苗，要大家带头绿化祖国，在房前屋后植树。他家的孩子穿戴虽然都是补丁衣服、接腿裤子，但洗得干干净净，小弟和小妹一点干部子女的样子都没有，和同学们相处得非常好。父亲常对我说，当干部要向张伯学，干部子女要向张伯的孩子们学。张伯到东北后，他的一个孩子要考大学了，他让那个孩子别去考大学了，到友谊农场去种地，国家和人民缺粮食，你要带头。这样的一位好干部，文革中被造反派押着到各农场批斗。看到小弟哥也要去853 农场我很高兴，希望能和他在一起工作，他到853农场被分配在五分场，也就是现在的红旗岭农场，我再也没见过他。
带队的人叫大家都上车，说还有一半路程呢，路更难走，要大家有个思想准备。中午饭大家都吃得很饱，上车以后都打起了瞌睡。迷迷糊糊中，听到了《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声，原来到了853 农场场部了，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开荒建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六队的老同志在欢迎我们呢。
我1951年初冬出生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医院妇产科，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正在东北局党校学习，医生护士们没见到有男人去看望我们母子，还以为我是个私生子，想要帮忙把我送人，得知真相后他们对我们帮助有加。父母当时住在桦川县委机关的小楼里，那时桦川县党政机关都在佳木斯市。解放初期国家很穷，又要抗美援朝，机关连取暖煤都买不起，我被冻得没满月就得了气管炎。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正林下乡回来，得知我已经奄奄一息，立刻下令腾出有一舖小炕的收发室，命人找来燃料烧暖火炕让我们母子来住，这才救下了我的一条小命。父母从小教育我要知恩图报，长大了要做一个用自己的劳动为国家富强出力的人，共产党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你可不能给共产党丢脸。父母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我，在伯母的帮助下勉强带我到三岁就把我送到农村的姥姥家，因为1953年仲秋我弟弟出生了，伯母一个人要照顾堂兄和我们兄弟二人实在是忙不过来。堂兄叫立军，伯母就管我叫立民。1954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了工资制，父母就雇了一位保姆牛姥姥照看弟弟，牛姥姥爱抽曙光牌香烟，她就管我弟弟叫曙光，于是我也就从立民变成了黎明了。
在姥姥家我成了一个顽劣村童，总是招灾惹祸，于是姥爷就教我写字算数，带我下地劳动，其实是他劳动我玩耍。1957年父母接我回城上学，我却患上了肺门结核，住院治疗错过了报名，于是就去了幼儿园。1958年大跃进父母工作更忙了，没时间领我去报名，1959年才入小学读书，上年级两个班，我们这年级四个班。爷爷奶奶这时从河北老家来照顾我们，但是他们实在过不惯东北的生活，又挂念叔叔姑姑们，住了两年就回去了。三年级起我就开始学洗衣做饭，学补袜子缝衣服，因为父母工作实在太忙，十一、二岁的我就开始做家务活了。1964年秋我读六年级，当时学校为了保证升学率，六年级学生不参加任何文体比赛活动，但是学校排练的一部话剧里的一个角色只有我去出演最合适，学校专门做了研究，认为我是班长，学习一直很好，不会影响升学考试，破例让我参加排练参加市里的汇演。不料想排练中我从桌子上仰面摔下来，昏迷苏醒后出现喷射状呕吐，到医院诊断为脑震荡，住了一个月院，又休学在家躺了半年。再去学校上课时，已经临近升学考试了，我想不学了等着留级，母亲怕我在家无所事事学坏了，坚决要我上学参加考试。考试那天我稀里糊涂答卷，一边考试一边给同桌变魔术。我被一所普通中学录取了，我真不想去，一些比我学习差的同学都进了重点中学，让我太没面子。父母态度坚决，我只好服从他们的意愿了。
1965年秋我进入中学校园，在榜单上我看到林同学居然又和我分到了一个班，她在小学原来比我低一年级和我弟弟同班，跳级和我同班，我是班长她是学习委员，她在升学考试时过于紧张，虽然一直学习很好却考砸锅了，当时想没准以后上高中大学还可能是同学呢。来自不同小学的同学们很快就熟悉了，我们小学在这个班里就有十来个，我又当了班长，林同学当了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初中的课程要比小学繁重多了，每周三我就开始头疼，到周六都上不了课，于是住校了，身体实在难受就可以去宿舍躺着，一个学期以后脑震荡后遗症的头痛病才逐渐好了。我也适应了中学生的生活，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就在准备期末考试要升入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我们就不再上课了。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些还带着红领巾的初一学生跟着高年级同学参加一些活动，帮助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撒传单，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大批判会，到其他城市“革命大串联”，也就是出去旅游。后来派性越来越厉害，发展成了武斗，大家就都回家了。
汽车猛地颠簸一下，我从回忆中清醒了过来，前面再也不是平坦光滑的柏油马路了，汽车在砂石公路上颠簸前行。活跃分子小吴大声嚷道：“不让睡觉啦，那我就给大伙唱戏解闷吧。”这家伙可真行，把《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从头到尾唱了一遍，唱腔字正腔圆，对白惟妙惟肖，连乐曲过门和锣鼓点都没落下，大家一边听一边不时跟着吼两嗓子，这把我们从旅行的枯燥和颠簸的苦恼中解脱了出来。小吴还要为大家演唱《红灯记》时，汽车停下了，原来已经到了宝清县城，我们要在这里打间休息。午饭后，我在街上转了一圈，回到停车处看见一中的张小弟大哥正在给同学理发，就向他打了声招呼。张小弟也是我们小学毕业的，他妹妹张小妹还是我同班同学。张小弟的父亲原来是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来到农垦部任常务副部长协助王震将军工作，成立东北农垦总局他兼任局长党委书记，同时还是黑龙江省合江地委第一书记，张伯是老革命，1936年的北京大学毕业生，1937年参加共产党，他老伴也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冀东抗日根据地唐县第一位共产党的女县长。张伯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干部，却一点也没有架子，我父亲经常随他下乡吃住在农民家里，工作完了总要比国家规定标准高的付给农民钱和粮票。他穿戴不讲究，出差也不坐专车，有一年他用工资给地直机关工作人员买了果树苗，要大家带头绿化祖国，在房前屋后植树。他家的孩子穿戴虽然都是补丁衣服、接腿裤子，但洗得干干净净，小弟和小妹一点干部子女的样子都没有，和同学们相处得非常好。父亲常对我说，当干部要向张伯学，干部子女要向张伯的孩子们学。张伯到东北后，他的一个孩子要考大学了，他让那个孩子别去考大学了，到友谊农场去种地，国家和人民缺粮食，你要带头。这样的一位好干部，文革中被造反派押着到各农场批斗。看到小弟哥也要去853 农场我很高兴，希望能和他在一起工作，他到853农场被分配在五分场，也就是现在的红旗岭农场，我再也没见过他。
带队的人叫大家都上车，说还有一半路程呢，路更难走，要大家有个思想准备。中午饭大家都吃得很饱，上车以后都打起了瞌睡。迷迷糊糊中，听到了《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声，原来到了853 农场场部了，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开荒建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六队的老同志在欢迎我们呢。
文章评论
天地王
时代呼唤张伯这样的老革命，也呼唤知青精神。
海之蓝
耿黎明，你也是68年九月去八五三的吧？我有点记不清。[em]e160[/em]
飞舞的月光
空间像你这个年代的人，好多都在写自己的回忆录。
黎明
人老啦，就爱回忆往事，全指着这过日子呢。[em]e113[/em]
太阳晴
写写过去的东西， 自己会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