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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1

个人日记

三、1917年自由主义为什么会被挤下舞台？
1905年革命是自由主义唱主角，列宁曾说“当时的杜马是世界上和欧洲最革命的议会”，“立宪民主党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主流是自由主义的。
到了1917年，却几乎没有了他们的立足之地，究其原因是自由主义向右转。1、10月17日法令在沙皇的政治体制上打开缺口，自由主义对沙皇的让步欢欣鼓舞，马克拉科夫说：“尽管还有些不完善之处，但是比绝对专制前进了一大步，值得认真对待”。他们与孟什维克有相象之处：立宪民主党渴望俄国民主化，孟什维克渴望俄国工人运动欧洲化；2、05年的暴动使他们感到暴民政治的可怕以及担心革命的代价可能会把以前所有的文明积累摧毁。它逃离了天然的盟友，从05年的立场上向后缩，在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间做出“第三条道路的选择”，结果在沙皇的铁板和革命的铁锤的双重打击下被打得粉碎；3、1915年沙皇在战场上失败以后，把更多的自由主义吸收进来管理国家，他们主张强化国家权力加强国防、防止革命，引起了人民的不满；4、虽然他们一再强调要搞土地改革，又害怕社会变革会影响到军队的供应；5、他们对战败总结时认为指挥无能，因此要“拧紧螺丝帽”，而列宁认为是普遍厌战，竭力瓦解军队和后方的士气。自由主义者的声音抵不过布尔什维克的有效宣传；6、自由主义的涣散、教条、缺乏应变能力；7、对战争问题的考虑：不割地、不赔款、不与德国单独议和，认为那样做有损俄国荣誉与尊严，是对民主法国和英国的背叛，因为德国的胜利会导致君主制复辟和革命的灭亡；8、他们没有想到危险会来自左面。立宪民主党欢迎列宁回国，孟什维克为列宁与德国的关系百般辩解，他们曾设想，革命先推出温和的党，在群众的压力下推出极端的党，以极端的党对抗掉沙皇以后，极端主义是群众厌恶的，理性温和的党将再次上台。
临时政府的无所作为有各种原因：社会和他们自己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他们希望通过法制渠道解决问题，希望联合社会上的积极力量（协商模式、立宪会议），可是在排山倒海的政治自由的局面下他们做不到；临时政府有“权力恐惧症”。用切尔诺夫的话说“先前的大多数革命都是激烈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而我们俄国革命有时却退化为争取放弃权力、争取将权力推到别人肩上的斗争” 。另一些人认为在战争期间所有的党派必须相互让步结成神圣同盟。还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太年轻，如试图执掌权力，就肯定失败；对国家制度不尊重的氛围。卢那察尔斯基在一封信中说“临时政府根本不能胜任繁重的日常事务，它甚至连纲领都没有”。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成员迪尔科娃说“从3月到10月存在的临时政府未建立任何政权，未制定任何国家措施和纲领，它把一切都推给了立宪会议” ；过于依赖苏维埃。“屈从于社会主义的目的”，拿不出有效可行的方案。李沃夫的临时政府是不自觉幼稚的无所作为，策列铁里的临时政府是说服基础上企图理性的无所作为，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想签合约、先召开立宪会议、以国内问题作为借口的无所作为，孟什维克是死守“资产阶级革命”教条的无所作为（早在几年前孟什维克就制定了革命的理论：俄国经济落后，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应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执政的应该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
要特别强调的是，孟什维克其实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普列汉诺夫后来是孟什维克；世所公认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所有成员，除早逝的伊格纳托夫一人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的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巴黎成立大会的全部俄国代表，凡是活到1903年以后的也都是孟什维克。
由于以上的原因，自由主义终于在1917年被挤下历史舞台。
四、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在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政治体制上就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二月以后相当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但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并不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把唯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见正如“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和平”（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也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快”的主张者上台。
实际上，这个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两周前提出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
其实，在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冬宫之夜”的 “反革命”力量。实际上，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后来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 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暂时牺牲极少。暂时。” 显然，这场“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 “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五、“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纵观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使用“君主立宪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立宪君主制”（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монархия）、“民主立宪制”（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革命立宪……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把立宪制放在词尾是为了强调“立宪”，用立宪作形容词是为了强调“君主制”。 “君主立宪”与“立宪君主”是同一制度的两种叫法，意思相同但侧重点不同：立宪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种，与其他的君主制并列在一起，君主立宪是把它看作立宪制的一种，是同民主立宪制并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时他对君主立宪还是比较称赞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俄国掀起的立宪运动，当代人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局面” ，“专制制度不可能和这个阶级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还专门把“自由派”与“反动派”区分出来。孟什维克认为“召集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十月革命当中，列宁多次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力图使革命半途而废，把君主制保留下来，由君主即旧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君主立宪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力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废除君主制，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民主立宪制，即民主共和国。”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 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40%的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只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 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什么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后来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这个理由显然太牵强了：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你为什么又组织了这次选举呢？考茨基也认为：“在立宪会议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的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不得民心的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蛮横的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沙皇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也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考茨基说：“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它可以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以来“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时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 “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苏联时期的党史和历史教科书总是说：“人民一致拥护解散资产阶级立宪会议”的决议，这种掩盖事实真相的乌龙说法实在是太难以自圆其说了：既然 “一致拥护”何愁布尔什维克不能高票当选？既然要求“解散”为何当初去踊跃投票？既然“一致”为什么内战中任何人都高扬着“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大旗？这显然都是事后拿“人民”来给布尔什维克强权做遮羞布。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
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于是十月革命刚刚完成接着就演变成一场“骨肉相残的国内战争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 “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专政”与“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民主”常常连“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是 “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现在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继“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1994年莫斯科高校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政党史》这样评价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他们“放弃了建党时候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观念、背离了他们原来追求的政治变革的目标，这是成为后来政治冲突和流血事件的根源”。 1917年2月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1918年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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