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仓鼠劫-秦相李斯人生观

个人日记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
        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对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追名逐利现象,思想家们就从人性的本原上进行思考。当时的许多论断,其范畴和深度,即使到了今天人们依然难以逾越。孔夫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礼记·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荀子也认为,人之天性乃是好利多欲,“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荀子·非相》),而孟子则主张“性本善”。但无论持何种人性观,思想家们普遍承认人是好利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天性使然,抑或后天所致。由此而引出义利之争:孟子反对人们言利,主张“舍生取义”;墨子强调义利并重;商鞅提出“权而索利”;荀子宣称欲利不可去,求利乃天然合理……
        思想家们的争论认真而又执著,每个人都力图使世人的行为合乎于他们的说教。这种人性论上的“百家争鸣”,恰恰是当时追名逐利现象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体现。自周平王东迁,春秋朝代开始以来,到战国末年以至秦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一方面表现为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日渐繁荣,另一方面表现为民众的思想意识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从重“仁义”向重“功利”过渡。尤其到了战国中后期,重利的观念已经有了极大发展:为追求商业利润,商人阶层崛起,商业贸易繁荣;为追求自身学说能被统治者采纳,名家大儒们不惜周游列国;为追求高官厚禄,士阶层崇尚实学,敢于积极奔走,毛遂自荐……
        司马迁放眼于秦汉时期的社会现实,精辟地概括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至理名言。这个论断,同样也是春秋战国时代普通民众心理的真实写照。
        李斯正好身处于这样一个务实开放的时代。他继承了春秋战国时代以来有极大发展的现实主义、功利思想、勇于追求个人利益,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少年时代的出身卑贱的他已经有了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在家乡当小吏,偶然看到厕中鼠与仓中鼠有着天壤之别,由此而顿悟,确立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后来李斯选择了求学,拜荀况为师,接着大胆地前往秦国谋求发展。他毫无顾忌地追求名利,费尽心机地博取功名,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客卿、廷尉、丞相等职位,在血色中筑起了生命的辉煌。
        李斯称得上是一代名相。他以杰出的才能和巧妙的运筹,以务实的眼光和特立独行的人格,成功地辅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在逐客风波中,他以力挽狂澜的英勇气概上《谏逐客书》,转变了秦国的人才策略;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他出谋划策,开辟第二条“统一战线”;在天下一统后,他又以惊人的胆识和超凡脱俗的智慧,力主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施行“天下为一”的策略。秦朝推行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都出自于李斯个人之手。尤其是“天下为一”的重大措施,构建起了中国人的政治认同、经济认同、文化与心理认同,其影响延绵至今。
        李斯的“老鼠哲学”,使他毫不犹豫地确立了功利观,而且在行动上比别人走得更远,很值得后人赞赏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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