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下的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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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是现代社会的压舱石

2014-09-07 07: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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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们也渐渐熟悉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术语。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一陷阱主要包括收入差距过大、过度城市化、产业升级障碍、资本开放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危机等，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拉大。

经济平等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告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已经谈及社会财富与公平分配的关系。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孔子主张“均无寡”是强调稳定而忽视发展。当今时代，追求社会稳定的方法首先是快速发展经济，而不是让所有人在低水平上收入平均。

这种看法无疑很有道理，但孔子的话却更具对人性的洞察力，因为“患不均”不仅是指生活水平，其实也是指人类普遍和深层的心理，即对公平的渴求。改革前的平均主义固然是荒谬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贫富悬殊同样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即使这只是一种相对的贫困。正是基于此，社会学家们才发明了一个基尼系数，以此来判断社会分配的公平程度。一般来说，基尼系数高于0.5即可视为严重的贫富不均。

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国密歇根大学即将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55，已经达到了“严重的”不平等程度，其贫富差距在二十年间扩大了一倍，甚至超过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的美国，跃升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这一调查也印证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在调查排名中社会不公甚至排在贪腐和失业之前，表明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同时巨大的收入差距也造成了底层社会极大不满。其社会心理不全是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残留影响（尽管有人认为文革更公平，但要让这些人回到文革，他们未必就真的愿意），而是由于社会财富资源和分配严重不公。很少有人对民营实业家、职业运动员和演艺人士的巨富感到愤怒，便是一个明证。换言之，人们愤怒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权钱交换的市场关系。

这些年中国市场经济产生了奇迹，令世界瞩目，但同时必须承认，这仍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其特点是，权力自始至终就与市场紧密相连。说得更明白点，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是市场。首先，权力寻租造成腐败和不公，同时把财富资源变成世袭的按爹分配，这一点人们已经谈得够多了，兹不赘论；其次，权力在市场中的僭越与缺位，对市场不该做的它做了，该做的它却又没做。

前者如不合理竞争，当初仓促进行企业改制，将国家或集体财富转移到个人身上（如各地中小煤矿），后来各地圈地搞房地产，崽卖爷田，都是政府操作或者获利，最终获利者几乎都有权力背景，要么是原企业官员，要么是官商双赢，实质上是在权力运作下掠夺全民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使得今天许多有钱人的第一桶金就充满原罪。当这些财产转化为各种合法投资后，由于分配不公，又自然形成马太效应，使得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后者如不合理收入，央企在理论上属于全民财产，其高管本应领行政工资，但他们却一边享受政府官员待遇，一边领取百万年薪，享有官员与商人的双重好处。此外，在任何国家，合理的税制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途径，这与劫富济贫无关。但在今天的中国，税收实行的却是偏向富人的政策：一方面是个税起征点低，使得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另一方面是累进税只征管工资收入，不征管财产收入，从而造成收入最高的阶层基本上没交多少税，税负主要由一般的工薪阶层承担。

市场经济需要有竞争，需要有结果的不平等。但如果说自由竞争是社会这艘船前行的引擎，那么公平就是这艘船的压舱石。在社会分配上不能是赢者通吃，否则社会这艘船就会失去平衡，发生倾斜。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话说，这就是“公平的正义”问题。这位反对传统功利主义的西方学者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合作体系里的最高价值，而他所说的正义主要就是指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划分方式，因而也可称作是分配正义。

罗尔斯承认社会不平等的合理存在，但这个不平等必须是有控的，符合社会整体的合作发展的，其正义第二原则即认为，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应作如下安排，即人们能合理地指望这种不平等对每个人有利，尤其应当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第二原则虽然在排序上次于正义第一原则的自由，但如果受到严重破坏，第一原则的自由也将面临危险。

事实上，世界发达国家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像北欧诸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其贫富差距并不大，多数人普遍没有社会不公的感受。而在当今的中国，尚有许多人未达到温饱生活，其基尼系数却远远超过红线，导致仇富现象时时出现。对此，不应只是让权力退出市场，同时还应发挥政府对社会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这才是一个责任政府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