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下)
个人日记
一.家世（下）
1940年初冬，三婶子烧炕时，不小心引着了炕头上的棉花绒子，燃起一场冲天大火。那天，刮着溜溜的西北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油坊里的工具、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全都是易燃物，正可谓火上浇油，愈烧愈猛，烧得发红的砖瓦四处横飞。加上房子里四叔心爱的长短枪和子弹，噼里啪啦，响成一片，谁也不敢近前灭火。只有爷爷听说姑姑的头生女儿还在房里睡觉，没有抱出来，他不顾别人劝阻拦挡，拼着老命闯进火海，去抢救外孙女。结果自己的眉毛、胡子都被烧光，也没能救出孩子。大火烧了两三个钟头，上房（堂屋和居室）、东屋（油坊及其库房）、西屋（磨房、厨房）、南屋（牲口棚和车屋）以及院内的全部家产化为一片灰烬。大火熄灭后，从灰烬里找出的小表妹，已经变成了一截黑炭！
幸亏及时在与东西邻家的房屋之间扒开了隔离带，才使这场大火没有殃及邻里！
这场大火，使我们的家业遭受了一次毁灭性打击。火灾过后，家里集中全部剩余财力，于1941年8月盖起了五间砖墙拱顶房（据说，山东老家把这种房屋叫做“平房”）。这在当时的里仁村，应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好房子了。
新房落成的第二年——1942年，庄稼长得格外茂盛，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阴历7月11，黄河中下游河水突然全面暴涨。虽然在洪水到来前的几个小时，国民党政府也曾给各村通报过洪水信息；村保长再叫“地步哨”（通讯员）敲锣通知村民，但为时已晚。而且无论国民党政府还是群众，都没有防洪的财力、物力和能力，大多数人家只能眼睁睁地任凭洪水肆虐。
当天夜里大约8～9点种，只听得一阵巨大的呜呜轰鸣声过后，就见两三米高的水头排山倒海般铺天盖地而来。刹那间，地处黄河滩的平民县，整个陷入滚滚黄水之中。黑夜里，但见茫茫无际的汪洋中，星星点点耀眼的光亮闪闪烁烁。有的老人说，那是鱼鳖虾蟹的精灵在兴风作浪。天亮之后，只见田野里，即将成熟的庄稼顷刻化为乌有，颗粒无收。还没有退去的水面上，到处漂浮着毁掉的庄稼秸杆、零散的家具，不时能够见到人畜的死尸。
里仁村地势稍高，建村时四周挖有护村沟，并利用挖沟余土沿村庄周边垒了一条土堰。大水到来之前，已将四个豁口用土屯死。所以，在水势最大时，虽然洪水从北门也涌了进来，村里的黄水也深达膝盖以上，总算对村民生命和房屋安全没有造成太大损失。
我家院里有两棵大柳树，在距地面4米多高的大树杈上搭了一个较大的窝棚，作为临时避难所，给全家人多了一层安全屏障。
很多别的村子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到处房倒屋塌，七零八落。有的人家被大水冲散，有的被淹死、砸死。为亲人罹难，为突然降临的无望的生活，而呼地戗天的哭喊声此伏彼起，满目狼藉，凄凄惨惨！
大水过后，个别胆大的年轻人游到水浅的地方，拣拾从别处漂来的红薯、西瓜、甜瓜或玉米穗，临时充饥。人们无处居住，无食果腹。眼瞅着遍地黄水却没有水喝，干得嘴唇裂皮，喉咙冒烟。因为那些黄水稠若泥浆，靠自然沉淀十分缓慢；必须加些白矾，一桶泥水才能澄出半桶清水，可以饮用。可是，哪里能找得到宝贵的白矾啊！
事后得知，那次水灾过后，仅有五万之众的平民县，竟减少了万人之多！其中大半葬身于洪水，有的则被冲到了黄河东岸的山西和下游的河南。我们村一位年近六旬的夏老太太，洪水到来之前正在瓜地里看瓜，就被大水冲到了山西永济县，被当地好心人收养了两三年之后，才回到家中。
大水退去后的第三天，家里将奶奶、母亲和我们兄妹送往朝邑阿蓖村（现属大荔县普昌乡）姑姑家避难时，一路上还见到好几具或伏或仰的已经被洪水剥光衣服，浑身泡得发涨的死尸。爷爷和父亲、叔叔们，则留在家里重整家园，进行生产自救。
黄河滩人有两句谚语。其一是“紧搭流沙慢搭‘
当时的节气已是立秋。滩民们都已一无口粮，二无种子。他们既指望着来年夏粮——小麦丰收，更着急的是怎么熬过即将到来的严冬和春荒。许多人家只能靠高利贷向塬上的储粮大户借贷度荒的粮食。
其时，别的作物已经无法补种。荞麦虽然产量很低，但生长期最短，在寒露之前还可获得收成。再就是蔓菁，撒播之后，入冬前，地下块根即可食用，开春后还不影响开花结荚收油菜籽。所以，那年秋天，作为冬春活命口粮的荞麦和蔓菁，各家各户种得最多。
争取来年的小麦丰收，是农民的最大期望所在。在常年，早在三伏天，就要将准备播种小麦的土地深耕、晒透，使其充分吸收蓄积能量、杀灭病菌和摄取雷暴雨带给土地的养分，还要精耙细耱两三遍，作到土壤绵软细致，保住底墒，以待秋分前后适时播种。今年因为洪水太大，直到大地将要上冻的时候，地里仍有大量积水，人畜都无法进去耕作。所以，只能在寒露时节，手抓麦种，在水汪与龟裂交错的土地上撒播抢种。
这次大水，给黄河滩民带来了惨烈的巨大祸害，也给在祸难中挣扎的灾民送来了赖以维生的两样礼品：煤炭和野菜。
黄河上游流经的陕、甘、宁、晋和内蒙地区，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有的土层覆盖很薄，甚至是露天煤层。狂烈的洪水将大量露头的煤炭携卷而下，沉积在平民滩里。大水过后之初，很多人在距离黄河西岸四、五里地的表面，就能拣到几十斤重的煤炭巨块。富足人家赶着马车、牛车，贫穷的人们挑着箩筐，向家里运煤。地面上的煤炭，很快被完了，人们就手持铁钎，插地勘探，然后用铁锹挖掘，一天也能弄到成百上千斤的好煤。再后来，则需要将挖出的含土碎煤，或用水淘洗，或晒干后靠风力扬净，一天也能弄到百二八十斤。穷苦的人们，靠着拣拾或挖掘的煤炭，不仅解决了燃料，还可以挑到集市上换些口粮，聊以度日。穷苦的人们靠开采这种“煤矿”，维持生计的日子差不多持续了六、七年之久。
那次大水过后的春天，苦菜、荠菜、扫帚苗等野菜遍地丛生。无粮的灾民只好以野菜充饥。尤其是沿塬坡下七、八里的狭长地带，有一种羊角菜，长得特别繁茂。人们采摘回家，择洗干净，用开水焯一下，既能凉拌作菜肴；也可掺点粗面蒸熟，用盐等作料拌匀后当主食。有条件的再加些油、蒜泥（或辣椒），口味还相当不错。如果有点小麦面、高粱面或混合面，以野菜作馅，也可以做出蒸包子、包饺子或烙馅饼等花样。可惜那时有米面可吃的人家实在太少了。
那年秋天，父亲从大荔县沙窝（今沙苑乡）一位朋友家借回来一大车小麦、绿豆、玉米、糜子、谷子之类的粮食，大约总共有两三石（每石300斤）。那就是全家十五、六口人熬过严冬春荒的救命粮了。显然，单靠这点粮食是远远不够的。只好将蔓菁、棉籽壳，以及春天的野菜、榆钱、柳芽，和仅有的那点儿粮食及麸皮，掺和着做些窝头、饼子之类的食品。爷爷、奶奶吃的是面多野菜少的“细粮”，其余的人只能吃面少野菜多的“粗粮”。那是我亲身经历的“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应该说当时我家能够吃到那种饭食，还算是很幸运的哩！
父亲和叔父们脱离体力劳动已经好几年了。在火灾、水灾接踵而至，家境日渐潦倒，一大家子在一个锅里吃饭，“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青壮年男人们又都不肯下地劳动，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1943年春天，父辈们没有争吵，却静悄悄地订下了分家协定。可能为了应对困境，此前已经卖了几十亩地，所以当时按爷爷、父亲和两个叔叔四等份平分，每个小家分到40亩地。他们商定，爷爷、奶奶愿意跟四叔一起生活，他们的地就由四叔耕种管理。
分家后，三家的“掌柜”仍然全都不参与劳动，继续分别在各自的圈子里活动：父亲整天价在县城里交往，四叔经常和王兴山、马永成等一起玩枪，三叔则和他的一帮游手好闲的“小资们”穷聊闲侃。地里、家里的伙路全都交由“内掌柜”⑦料理。
四婶、三婶本来干活就不怎么在行，孩子也都还小，而且那几年她们都生育多，又都各有两、三个婴儿夭折，根本无力承担那样的重负。日子很快滑了下来，分到的地也陆续卖掉。
母亲因为自从来到张家，就是地外外里都能拿得起的干家。现在大家分成了小家，吃饭穿衣的人口少了许多，我和二弟都成了半大小子，大妹8岁、三弟5岁，也都已经不再缠手。虽然父亲不怎么动手，我还要读书，她照样能够应付得了。靠着母亲的日夜辛劳，我家的日子还能够得以维持，不但没有卖地，还在平民县城西租种了二十来亩。
194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父亲从县城回家时，被路边的一个小坑绊了一跤，崴了左脚。开始是红肿疼痛，还能拄着拐杖在屋里挪动。经老中医窦复慎悉心诊治，吃了许多汤药，贴了不少膏药，竟日益沉重，逐渐溃烂流脓，卧床不起。后来请县城一位西医陈大夫，注射了多次盘尼西林（即现在最常用的青霉素，当时一针盘尼西林要一块大洋），花费很大，仍不见起色。然后又接着吃中药，贴膏药。那几年，为了给父亲治病，花去了家里的大部分收成，还卖掉了十、七八亩地。后来他的疮口越烂越大，白骨外露，流脓不止，左腿细如麻杆，身体瘦得皮包骨，免疫能力越来越差，又并发了消化系统疾病。拖到1946年6月，竟然在我爷爷去世半年之后也撒手人寰！终年36岁。
若论我们家最兴盛的时候，可能划得上地主成分。而在当地解放前的五、六年，家业已经衰败，土改时连个中农也勉为其难了。根据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解放区划分阶级成分的规定，阶级成分应以当地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确定。所以，我家被定为中农是切合实际的。1957年“反右派”和“文革”时，有人给我扣上什么“地主家庭”，甚至“恶霸地主家庭”出身的帽子，是没有根据的。
注释：
⑦旧社会，农家一般男主外，女主内。男当家人称为掌柜的，女主人称为内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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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杨柳依依
节日快乐！[em]e6091[/em][em]e177[/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