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昱

其实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独立的文人，专职艺术家更是凤毛麟角，还往往是攀登官场的失败者，或者官场的失意者。中国文人向来就有关注社会现实的传统，所谓“学而优则士”，读书是为了做官，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文以载道”的道统，让文艺总逃不了做政治附庸品的命运。文人作为时代的神经，他们能够敏锐地感受，却不能有效反馈；作为社会的喉舌，他们只能歌功颂德，却不能摇旗呐喊；作为历史的先知，他们连作出判断的权利都没有。

中国文人好像川江纤夫，昼夜不息，屡仆屡起，一直悲壮地拉动着文艺的纤绳，做着“文以载道”事业。反观西方文学，自古希腊始，一直不绝如缕地流淌着智慧的血脉。苏格拉底说，“一切美德只可以用一件东西来交易，这是一切交易的标准货币，这就是智慧。不论是勇敢、节制或公正，反正一切真正的美德都是由智慧得到的。”

中国的政治家们一直是很重视文艺的作用了，虽然他们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得起文人，但却很重视文人的装点门面和思想传道作用，于是中国文人便有了隐士、异端和帮闲的分法。帮闲文人选择了投降，隐士文人选择了逃亡，而异端文人则选择了反抗。秦始皇焚书坑儒，汉灵帝发动党锢之祸，司马昭杀名士，朱元璋杀读书人，康乾发动文字狱等累累的惨剧，手无寸铁的文人怎么逃得过呢？特别是所谓“异端”，也就是西方社会说的“社会的良心”，他们只能够生长在思想没有凝固的社会里，例如魏晋、晚明。在魏晋、晚明这样的传统礼教破坏无遗的时代里，诞生了一大批蔑视传统、热爱自由的异端文人，但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公元226年夏天的一个日子里，中国文化史上最具文人骨气的嵇康，跟着他的《广陵散》所发出的乐音，一齐在天空中烟消云散了。政治家要杀死一个文人其实是很容易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可以随时找一个理由将一个无辜的文人给害死，嵇康的被杀，其理由仅仅是因为他是“不孝者的同党”。

然而纵观中国的历史，每一次社会变革，中国文人都成为中流砥柱。宋朝灭亡，几百个读书人自杀殉国，那种“国破家何在”的文人骨气让人动容。民国时期，为救国，整个知识阶层都沸腾起来，但凡是能想到的法子都试了一遍，兴办教育，兴办实业，改良宪政，最终到革命救国，虽然政见不同，但是都尽自己的力量去为国家寻找出路。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为“精英阶层”，不只是因为学富五车，在专业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更得益于他们有着铮铮傲骨，把国家安危、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马寅初经过调查和思考，察觉到中国人口众多所存在的隐患，写出了《新人口论》，提倡计划生育。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一提倡遭到各方反对，批判文章多达两百多篇。他发表文章表明态度：“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坚持真理，拒绝检讨，最终马寅初被撤销一切职务，然而他依然忧国忧民，敢于说真话。

如今人的精神的浑浊化，人格的低矮化，思维的世俗化，文化的交易化，已经涌动成浩浩洪流。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骨气，就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同样一个民族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就不可能持久的强大。因此文人骨气更应该在中国文化的血液中继续传承下去，但要剔除使性弄气的文人习气，但它不畏权威，追求个性，不随波逐流，有独立思想的传统，与不畏权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不谋而合，也与坚持真理的批判精神如出一脉，是现在中国社会最缺乏的东西，也是一个民族的魂魄。

                                                        2015年5年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