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兆头

文俊鹏时年52岁，地主出身，湖南省桃江县人。1938年参加国军，历任班长、报务员、上尉通讯排长。1949年初，文俊鹏从设在台湾的陆军总部训练总队来益阳招兵。此时，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统治下的半壁江山已经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在解放大军即将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形势下，文俊鹏萌生了投向光明的念头。到益阳后，他通过关系与地下党负责人官建平联系，1949年3月起义，担任地下党湘中游击队二中队队长。解放后任益阳县公安队队长，益阳军分区警卫一连、三连副连长。

1953年，文俊鹏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10年。起因是益阳专署公安处审查“益阳青年文化社”问题，发现文化社有的成员是文俊鹏从台湾带来来的，怀疑是特务，后经审查没有定为反革命组织，但认定文俊鹏有5条罪状，即招兵去台湾、与香港特务联系、杀死农民、抢劫民财、被匪首任命为少将副师长、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文俊鹏投入劳动改造后一直不服，反复申诉。

1966年，文俊鹏已经劳改释放在西湖农场就业。西湖农场领导对文俊鹏的长期申诉引起高度关注，派管教干部莫志定、汤光保、付炳煌、庞长邦对文俊鹏案进行复查。这几位干部中付炳煌是我小学时的校长，长的又胖又矮，走路气踹嘘嘘，讲一口难懂的湘乡口话，但他解放前在湘中尤其是益阳一带长期从事地下党活动，策动过多次国军起义，非常熟悉湖南地下党活动。经过几位干部的内查外调，文俊鹏被认定为反革命的五条罪状被一一否定。

  所谓文俊鹏招兵买马去台湾，随同文俊鹏从台湾回到益阳的几名招聘人员说，到达益阳后文俊鹏就准备起义，他们招20个兵，到长沙领了补给回益阳，然后起义夺了马迹塘乡政府的枪，成立了地下党的游击队。所谓文俊鹏与香港特务联系本系子虚乌有；所谓杀死农民，据八十年代湖南省政协领导姜亚勋当时证明，文俊鹏起义后，成立湘中四支队，文任参谋长，后一大队、三大队在叛徒策动下准备叛变，文俊鹏深入虎穴，用计谋杀死叛徒，将部队带回根据地。所谓抢劫民财，情况是游击队为补给征收地主粮食，还分给了老百姓，地主文理新不服被游击队杀害，但当时文俊鹏不在益阳，此事与他无关。所谓被匪首任命文俊鹏为少将副师长问题，是解放后文俊鹏坐船去桃江，在船上认识了国民党少将参议刘瞬龙，文俊鹏劝其弃暗投明自首没有结果。后刘瞬龙拉拢文俊鹏，给他送来国军三十二师少将副师长委任状，文俊鹏接到以后，立即上缴益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朱某，朱调走后，文俊鹏又向侦查科长张祯祥汇报。后来，付炳煌等人专门去山西军区等地找当事人证实，确有其事，但由于年代已久记不清是不是文俊鹏上缴的了。再就是“益阳青年文化社”的问题， “益阳青年文化社”是党的外围组织，由地下党党员文星朗负责，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文俊鹏起义后，国民政府益阳专署专员带兵抓人，被捕的青年社成员供出文星朗是共产党，因此青年社被查封。

可惜的是已经澄清的文俊鹏冤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被冲刷的一干二净，致使文俊鹏又白白的在劳改队呆了十二年。

1978年，鉴于文俊鹏反复申诉，湖南省政法领导小组批示湖南省公安厅劳改局对文俊鹏问题在西湖农场1966年复查基础上进行再复查，劳改局干部贺国钧等人迅速查清了情况。8月26日，省高院、省公安局为文俊鹏平反，在文俊鹏家乡桃江县某公社召开平反大会。宣布恢复文俊鹏干籍，按行政20级发工资，由劳改局酌情补助3000元（按可比价相当于现在30万元），由劳改业务费开支。安排文俊鹏任益阳建设银行行政科副科长。从1953年6月13日被判刑之日起作为转业日期，按部队政策办理转业手续。文俊鹏平反后其妻恢复夫妻关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指出：“文俊鹏兄受牵连判刑3年，责成益阳中院进行复查待报。文俊鹏家有5亩田，因文俊鹏判刑，划为为地主成分欠妥，建议桃江县公安局、法院进行复查，待报结论。其母89岁，因儿子起义参加革命，被国民党追捕伤残，应该摘掉地主帽子”。
    1966年，正是“文革”风起云涌的前夕，从1962年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贯穿在一切工作中，政法工作更是首当其冲。奇怪的是当时的西湖农场竟然为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冤案派出得力干部不计人力物力内查外调，横贯半个中国，这在当时是“逆天”的。而且复查冤假错案，从来都是当事人原侦查起诉审判机关的职责，没有执行机关的监狱劳改队什么事，监狱劳改队只有向原侦查起诉审判机关转交当事人申诉的权力，西湖农场这么做，现在看来也是“逆天”的。而恰恰是这种看起来“触犯天条”、违背执法程序的复查，为文俊鹏洗清了“罪责”。同时，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凡是”仍然是一切工作的“紧箍咒”，湖南省委政法领导小组领导坚持正义、勇于担当，认定西湖农场1966年对文俊鹏一案的结论是正确的，并迅速向省委写出报告要求为文俊鹏平反。文俊鹏案件的平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湖南乃至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起到的示范作用和积极意义都是非同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