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你得为自己正名
个人日记
上海人，你得为自己正名
2015年6月份的大部分时间，我休假在中国。期间，我陪伴九十高令的母亲。参加我侄女的婚宴並荣幸当了证婚人。然后我攀登四川峨眉山，瞻仰乐山大佛，遊览九寨沟，重访我曾经下乡、学习和工作过的若干个城市。我的行程安排和被安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天空闲。每天都有收获，每天都有惊喜。我的收获不在于我感叹城市地平线上千姿百态的楼宇顶戴，也不在于欣赏风景名胜区内流金溢彩的山峦湖岸，更不在于扫荡食肆饭档里色香味形俱全的佳肴美馔，而在于我走近了中国普通老百姓，了解了中国最基层的人们所思所想。由于我讨人喜欢的长相，我甜而不俗的话语，我诚恳朴实的举止使我很容易地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品尝了他们的油盐酱醋，感受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也拍照，但我拍的更多的是人；我也取景，但我摄取更多的是心灵的轮廓。因此，我将要发表的游记更多的是写美景里面的人和事，表象后边的好和坏。我不是五毛，不是公知，不是轮子，是美国的一个普通公民。在我的遊记里只有实事求是的叙述，不加入任何意识形态的褒贬。我用我的良知写这些人和事，尽量奉献给我读者的是原计原沫的当代中国普通百姓的众生相。我前天下的飞机，作天上班，今晨，拟了“走进中国(序)”，接下来的第一篇是我在中国度假期间写的。
(走进中国 一)上海人， 你得为自己正名 (之一)
尽管我出身在上海，但我十五六岁插队农村，三十五六岁落户美国，我同上海的瓜葛已被岁月的利斧砍伐得所剩无几。这次九寨沟旅游，遇到来自各个省份的同伴，我总是支支吾吾地报出自己的出身地。我知道上海人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並不与它的产品，与它在中国的经济地位相匹配。国人争先恐后购买产自于上海的货物，並以标榜吃的穿的用的是上海货为荣。甚至连造假者也乐于在他们的假货上标以madeinShanghai，兜售他们的劣等次货。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是镶嵌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中国的骄傲。出身在这里的人们理当以此为荣。可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上海人”並不是一块香饽饽。当你介绍自己是上海人时，听者心里马上会“疙瘩”一阵，然后与你敬而远之。而你的上海话一出口就如同你与周围人之间撒了一把盐。甚至连导游也频频地揶揄上海人，拿上海人说事。国人可能忌妒上海人的精明能干，羡慕上海人领先时尚，但更多的是不屑于上海人的小肚鸡肠，工于心计，过度猜疑。而出身在上海的居民把上海城区以外来的人都冠之以“乡下人”。粗鲁的，没修养的，不修边幅的便是上海人心中的乡下人。乡下人和上海人之间总有交流，而这交流常失之于苦涩。他们之间常有碰撞，而这碰撞常冒出火花。这火花昨天就在我眼前爆发了一次,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
我在江苏插队落户时有一个好友老李，昨天专程从溧阳来上海看我。老李曾在溧阳县一所小学当小学校长，现已退休。好友从远方来，不亦乐乎。晚饭，我们在金钱豹自助餐厅大快朵颐，然后在新华路上散步聊天。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送来夏日难得的凉爽，梧桐粗壮的枝干赶走了都市的喧嚣，营造出一个舒适和恬静的天地。我们享受着微风带来的快意，享受着回忆包裹着的甜美。忽然，老李快走几步，边走边说：一个皮夹子在地上。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路灯的光正透过浓密的法国梧桐树叶把斑驳陆离投射在人行道上。这见一个男士用的厚厚大皮夹躺在路边树下。他拾起皮夾，
一叠百元大钞险些掉到地上。他把钱接住，又用力塞回去。他轻声地把看见的告诉我：身份证，银行提款卡，和几张票据。这丢皮夹的一定急了。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接着他命令起我来：走，不散步了，找人去。客随主便变成了主随客便。他脸红气急的样子，就象他自己丢了皮夹似地。我赶紧应声道：走去找。但是怎么找呢？找警察，去警察局，还是原地等待。正当我们在犹豫的时候，走来一对高声讲着上海话的中年夫妇。男的正在对女的说：侬看仔细点，勿要漏过每只角落。他们火急火燎，慌里慌张，低头弯腰满街找东西。
匆匆忙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对上海男女。幽暗的光线中只能看到女的穿着亮色的连衣裙。连衣裙裹着她丰满的身材，生动地构勒出她的曲线。前后几个很突出的圆体更把她S形身材撑得非常夸张。那个男的带着黑边眼镜，方方的脸型，梳着很整齐的大包头，显得有些斯文。
大包头低着头，目光一寸一寸地在地面上移动。他直到脚踢着了老李，才抬起头来。他扶正了眼镜，说了声，对不起。三个字刚出口，他的视线就碰到了老李手中的皮夹。他喜出望外地高叫起来：阿拉的皮夹子！阿拉的皮夹子！还拨我，还拨我。他双眼冒出逼人的光芒，语气强势。好象老李本来就欠他的皮夹子。他看到老李没反映，便扑到老李跟前，欲夺皮夹子。为失主的出现而松了口气的老李笑脸刚要浮现，他的脸便被对方冷漠的举动冰冻了。
小学校长老李不是省油的灯，他本能地把抓住皮夹的手放到背后说：凭什么，这皮夹子就是你的。老李憨直响亮的溧阳方言打退了大包头。大包头一米八十多的身材比老李足足高出一个头。他几乎是俯视着老李，仔细地从头到脚端详着老李。老李穿着圆领白汗衫，深色短裤，大裤管裙子般飘过双膝。他脚踩人字形拖鞋站在上海的马路上，憨态可掬。他自以为很神气，但走过的上海人早已把他与乡下人划上了等号。五短身材的老李长着娃娃脸，夜色悄悄地把他脸上的皱纹藏了起来。大包头瞪着老李足有一分钟。渐渐地他的目光中升起了疑问。又过片刻，他开始说话了，但非常的出言不逊：哎，年轻人，侬为啥捏着我的皮夹子？侬从啥地方耐(拿)到我的皮夹子？，侬特个三只手！老李不知道“三只手”是什么意思。他还在善意地等待着对方把语气放缓，然后他可以顺势交还皮夹。在微亮的光线中，只看见他两眼眨得很快，象是在拿捏他不十分听懂的话里的意思。但是，我在旁忍不住了。我回击道：哎，侬讲清爽，啥叫三只手，侬落脱皮夹子，宁家(他)拾到了，就叫三只手，哎，先生，侬特只脑袋进水啦。我一阵流利的上海话把大包头震得一愣一愣地。
但是那个女的仍十分耍强，横在老李面前，伸出手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说：皮夹子交出来。侬特只小偷。要勿要我叫警察，送侬到提蓝桥去(注一)。老李听懂了上海话小偷和警察两个字，但他不知道提蓝桥是什么地方。他不笨，脾气也火爆。他象鞭炮点着了火，蹦起三丈高。他把正要递出去的皮夹收回来，牢牢地抓在手中嚷道：叫警察叫警察。贼卖嬲(注二)，老子(注三)倒要看看上海还有没有公理。溧阳人讲话原本就响，一个字一个字十分清楚，尤其是“老子”这个词在夜空中象炸弹那样，把这对装腔作势的上海男女炸得目瞪口呆。他们也显然没有听懂“老子”前的那个三字经，也搞不清“老子”放在话里是啥意思。
我生来就是个和事佬，和稀泥我是能手。看着这剑拔弩张的局面，心想没有必要因为这点小事把我们饭后散步的余兴搅黄了。更何况两方话语的搏弈胜负基本持平。于是，我对老李说：算了，算了，还给他们吧。老李迟疑了一下。但那女的还得寸进尺说：啥个叫算了，侬特只连裆马子(注四)，勿叫警察，算对侬客气了。皮夹子拿过来。那女的一番话把我的自尊心刺伤了。连裆马子，她把我也当小偷了。忍无可忍，我竖到她跟前，大声喊道：叫警察，今天侬勿把警察叫来，侬勿想拿到皮夹子。这时，大包头在一边已拿出手机，开始对着手机绘声绘影地说：他如何抓到了两个贼骨头。
新华路並不是旅游区，大部分在街上纳凉的都是本地上海人。人群围了上来黑压压一片。上海话叽叽喳喳地给大包头这一方涨了许多士气。我和老李也不示弱。老李撑着腰，昂着头，怒视着大包头，象只斗鸡场上的大公鸡，威风凛凛。而我歪视着面前这对蛮不讲理的上海男女。心里在猜测他们是夫妻关系呢，还是朋友关系，还是其他什么关系。我尽管有理无可畏惧，但是我心里仍象被针扎过似的。这不只是无端端被冤枉为贼的痛苦，而更多的是为这等上海人汗颜。我恨不能捶胸顿足，什么时候，上海人变得这样蛮不讲理，这样横行霸道，这样恃强凌弱，这样把人把事往坏处想。我不相信上海的天空会让这样的人当道。我不相信上海的社会会被这样的人把持。我不断地安慰自己，一个劲地想他们只是一小撮。就这样，两方人马对峙着，被围观着，火药味很浓地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应该说上海的市政管理改善了不少。只几分钟后，一辆警車便呼啸着，闪射着耀眼的警灯，来到新华路这一路段。車上下来了一位警察和一位辅警。警車上射出的强光抹去了地上和空间所有的斑驳陆离。它把一切黑暗的东西猛然推到了众人眼前。
首先被无数道目光逮住的是那个女人。她四十岁左右，发髻高高地盘在头上。两道眉毛又细又长，眉梢微微翘起。四方脸给人特别影响深刻的是她那腥红的厚嘴唇盖着的大嘴巴。她丝质的无袖连衣裙里除了三点被几块饰物盖住以外，其余部位很透明，几乎是一览无余。摩登女郎骚骚地扭着性感的身材，人还没到，那对高耸的胸脯先快贴到了警察的身上。她边向警察抛去媚眼，边嗲嗲地说：警察同志，特只乡下人，偷了特位先生一只皮夹子。阿拉好好跟伊讲，要伊还拨阿拉，伊勿肯还。警察三十多岁。警帽压得很低，帽沿下射出一片威严和冷酷。他一边往后退，一边伸出手掌，意示女的不要靠得太近。大包头凑上前补充道：对的，本来無啥事体，特只小赤佬，偷了东西还嘴巴硬。
警察侧转过过身来，毫无表情地盯着老李和我，用标准的普通话问道：皮夹子怎么会到你手上的。老李递上皮夹回答：我在地上拾到的。警察接过皮夹又问：谁可以证明。我说：我亲眼看到的。那个女的插话说：他们是同伙。警察瞪了女的一眼说：我在执行公务，没有问到你，请闭嘴。警察然后要我和老李出示身份证。老李爽快地把他的身份证亮了出来。警察伸过手来要看我的。我有点踌躇说：我没有身份证。这时，所有的人都把怀疑的目光对准了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强烈的光线下，在众目睽睽之中，被盘问被质疑被当成小偷的同伙看待。我尴尬万分，无地自容。大包头远远地投过来一个讥笑：侬连身份证都沒有，侬还算上海人，真坍上海人的台。我不得不慢慢地，十二分不情愿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本蓝色的本子，递给警察说：我是美国人。这是我的美国护照。我的“美国人”三个字刚说出口，全场就象被这三个字镇哑了。看来美国人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还是有相当地位的。
仍是摩登女郎先说话，尽管声音很轻，但是还能听清：美国人啥希奇，美国人中坏人多来希。警察再一次警告那女的，话比刚才多了点硬度：请不要妨碍公务。警察仔细看过了我的美国护照后，还给我，说了声：谢谢。然后转向老李语音温暖多了：同志，请问你在哪里拾到的皮夹子。老李指着街边的一棵梧桐说：在那棵树下边的凹坑里。大包头插嘴道：侬瞎讲。我来都没来过，皮夹子那能可能落到特种地方。警察拨开人群走到那棵梧桐下。用目光扫视了梧桐树下约一平方米左右的树坑。他似乎发现了什么，蹬下身子又仔细看了一阵，接着用中指和食指在杂草中夹起几张照片。眼尖的围观者发出“哇”的响声，他们发现那是女人半裸的照片。这时，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摩登女郎躲到了人群的背后。警察冷峻地把她叫到跟前问道：你的？女的红了红脸，点点头。她的气焰瞬间收敛了很多。她抬起右手擦着额上的汗，刺眼地露出腋下黑黑的体毛。然后她的手很快放下，手臂下意识地遮盖住裙子右边腰间部位。她这微小的动作，逃不过我职业的眼光。我注意到她遮盖的部分是裙子的口袋。我猜想口袋里一定有秘密。因为她的连杉裙是透明的，她只得用手臂挡住这个秘密。
不知道警察有没有发现摩登女郎这一下意识的动作，他还在继续问：你到这里来过吗？女的躲躲闪闪地说：好象走过。你和他什么关系？警察指着大包头问女的。大包头抢着回答：朋友。警察皱了皱眉头似乎察觉了什么。但他仍把焦点集中在皮夹上，问大包头：你怎么知道他偷了你的皮夹。大包头脱口而出：特个乡下人拿着我的钱包，躲在暗角落里，正和特位美国先生在分我的铜钿，被我捉牢了。警察追问：你看到他偷了？大包头回答：没有。警察接着问：你来过这里。大包头刚要点头又马上变成摇头，回答也变得模棱两可：不记得了。警察不知可否地把手被在后背，在梧桐树下踱来踱去，上下观察。我知道他在找什么。这里只要有一个摄像头确实证明大包头和摩登女郎来过这儿，就基本上能撇清我们小偷的嫌疑。因为小偷偷了东西，不可能还原地等着被抓。
我搜索的目光和警察的目光同时都失望地收了回来。新华路的这一街段没有红綠灯，也少有商铺，因此附近没有摄像头。场面僵持了，一下子很难证明我们是否是小偷。我被无数道目光扫来扫去，目光中的问号把我的心钩得疼痛万分。一个老外婆的话先打破冷场：我看特位美国先生不象小偷。大包头斜斜地看着我说：特个难讲。美国就不生产小偷？我不相信。他把“生产”这个词讲得特别响，晃着大脑袋似乎很得意他创造性地使用了“生产”这个词。怎么证明我们不是小偷？老李已是气淤语塞，我也目瞪口呆。警察两手撑在腰上，好象一下子拿不出办法。
小偷，这个字眼被我经常用来骂街上偷人钱财的贼，或是比喻性地用来揶揄在生活中剽窃他人知识的道貌岸然者。万万没有想到今生今世我会在自己的故乡上海揽上了这个词。我当然要千方百计撇去抹去擦去这个词掷在我身上溅起的任何污秽。我必须要为自己正名，要讨回我一个光明磊落浩然正气的上海人之名。
晚上八九点钟的新华路上人们乘凉正酣。这时，打牌的人，着象棋的人，搓麻将的人，谈三海经的人都放下手上的活，涌了过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我们围住，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出街头活报剧的演出。那个摩登女郎还是主角。因为几张半裸的相片象针尖剌扁了她身上的那几个神气活现的圆球。用上海人的话说，她现在是象洩了气的皮球瘪塌塌了。警察撑着腰的手放了下来，松了一下紧绷的弦，似乎不经意地再次问摩登女郎：你来过这里？她点点头。警察又问：多少时候？女的说：只是走过这里。警察继续问：你刚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女的似乎有难言之隐，话开始说得不连贯了：二条横马路以外，散步走过这里，伊还要...女的话戛然而止。她细长的眉毛斜了下来，不算难看的面孔变丑了不少。警察明白了，仍追着问：他姓什么？女的傻了眼，回答不出。警察又问：住什么地方。她的大嘴巴张开着，吐不出一个字。警察穷追不舍问：你们是朋友。她索性闭紧嘴巴，把她脸上唯一可以炫耀的白闪闪的牙齿藏起来，她似乎变成了哑巴。她原本红润的脸色苍白了不少，高发髻的头颅低了下来，似乎在等候发落的样子。
因为这事关系到为我正名，我的思想集中在警察与摩登女郎的一问一答中，我的视线也牢牢地盯着摩登女郎的一举一动。在美国十多年的执法生涯练就了我犀利的目光。我注意到女的手臂总是没有离开过她腰间的口袋。我判断她要护着的这个秘密应该和皮夹的失落有内在的联系。但是，警察到目前为止至多发现面前这位摩登女郎是从事女人最古老行业的那种人。他应该还没发现关于钱包丢失的任何线索。
这时他转向大包头，目光中增添了许多严厉。刚才警察和摩登女郎的对话已明显地可以给大包头按上一个违法的条规。在中国买春和卖春都属违法，轻者拘留，重者判刑。这轻和重的惩罚标准由当事的警察判定。我一下子明白了警察的用意。这敲山震虎一着，的确把大包头的气焰打了下去。警察顺水推舟地问大包头：你凭什么怀疑他们偷你的皮夹子？大包头的回答已经缺乏了底气：他，乡下人。“嗯？”，警察沉下了脸，厉声训斥道：乡下人，怎么啦？你爸爸妈妈，你爷爷奶奶过去都是乡下人，他们都是小偷？土匪？强盗？你这个人也太妄了，太不讲道理了。警察一席话象子弹那样射向大包头，几乎把他打趴了下来，他低声下气地说：我错了，警察先生。我刚才错看了这位先生。他指着老李说：这么大年纪的人，再怎么看也不象小偷，你要我怎么样。警察狠狠地回答：先陪礼道歉。
大包头悻悻然走到老李跟前，把头垂得很低很低地说：兄弟，对不起了。老李五分钟之前还是乡下人，现在变成了他的兄弟。警察从皮夹里抽出了他的身份证，对了一下他的脸问道：皮夹里有多少钱？大包头答道：三千五百六十五元。我下午才从银行里取的。警察把皮夹还给了他说：检查一下，看看里边还少什么东西。大包头数了下钱，连声说：不用，不用。然后他拿出一张十元和一张五元，犹豫了一会决定给哪张。接着他看起来很慷慨地递给老李一张十元钱。人丛里一片摇头，一个年轻人高声喊道：侬特个上海人太小气啦！这时老李眼里的火还没熄灭，他接过钱，把钱揉成一团，嘴里喷出“呸”地一声，把钱掷在大包头脸上。这声“呸”尽管很给力也很解气，但是它不是句号。我的职业理性告诉我事情还没有结束。皮夹是怎么跑到梧桐树下的？那摩登女郎腰间口袋究竟藏着什么？我必须要探个究竟，弄个水落石出。可是，这时警察看着我似乎认为皮夹的纷争已解決，意示我们可以走人。
看着可怜兮兮的摩登女郎，怜悯之心闪电般划过我的脑海。再看警察准备带这对男女回警局处理比皮夹更严重的社会风化问题时，心里浮起放她一码的想法。但是即刻二个大大的问号和惊叹号在我胸中竖起：泼在我身上的污名算擦净了吗？我的名算正了吗？长期执法工作养成的嫉恶如仇，绝不姑息的职业习惯促使我要追究下去。
实际上对下一步我该做什么我已胸有成竹。因为我记得老李在拾到皮夹的时候，曾报给我听，皮夹里有钱，二张信用卡，和一些票据。而刚才大包头还说他在银行里取了钱。于是我断定皮夹里一定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而这样东西现在就藏在摩登女郎右边腰间的口袋里。就在警察要拉大包头进警车的时候，我叫住了警察说：等一会，我有点小事要问这位先生。大包头本就不愿上警車，听我一说，以为找到了救兵，回过头来，弯下身子，几乎要跪下来。他低声下气地对我说：美国阿叔，刚才冤枉了你，实在对不起。我说：请你再打开皮夹子查查少了什么？大包头此时只想息事宁人，连声说：不少，不少。我问：真的？大包头回答：不假。
这时几百双眼光聚拢了过来，鸦雀无声地听我和大包头的对话。我说：看看你的银行取款卡是否还在皮夹里。我话刚一出口，大包头即刻晃过神来，惊慌失措地掏出皮夹，翻来覆去地查看，接着失声喊了出来：完了，完了，这卡里有几十万元钱。这卡呢？刚才我还取款用的。如果丢失几十万元是个大案，警察这才发现关于皮夹的事情还没结束。他对大包头说：再记记，裤子衣服口袋里再找找，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乱放。
我看看表已经快九点，陷在这烂泥堆里时间太长了。我留恋着刚才同老李谈笑的愉快。于是我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对大包头说：不用找了。我指着摩登女郎对大包头说：你的银行取款卡就在她的口袋里。大包头眼睛象牛一样直瞪瞪地看着我，他几乎不相信我说的。众人的目光也已质疑的据多。警察的目光和我的对视了一会，他应该从我的目光里看到了肯定，也会意了一个同僚熟悉的职业的眼光，尽管这个同僚来自于异国。说时迟那时快，警察转身抓住了摩登女郎的右手，反剪到她的身后，只听“吱”一声，她紧紧包裹身子的絲质连衣裙什么地方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吸引众多好奇目光的不是摩登女郎快要出洋相的胸脯，而是她腰间那透明的口袋和口袋里装着东西。那是一张蓝色的卡。大包头一眼就认出那是他工商银行的取款卡，他高声地如释重负地说：我的卡呐了伊口袋里。摩登女郎裂着大嘴，雪白整齐的牙齿缝里蹦出了“哎哟，哎哟”好象很痛苦的叫声。
警察放了摩登女郎的右手命令道：把卡拿出来。警察又问刚才没有答案的问题：皮夹怎么会到树底下的。摩登女郎以极低的声音回答道：是我藏在哪里的。警察有点不解又问：那你为什么要把这张卡藏在身上。女的脱口而出，我可以马上取钱去。这时周围的人群己是叽叽喳喳闹起一片声响，有一个高嗓门的问道：没有密码，侬那能取款。女的知道说漏了嘴，不开口了。是呀，没有密码，只是有卡是没有用的。热闹的场面又静了下来。目光又一次集中在我身上。
不过这次众人投来的目光更多的是敬佩，是期许，是相信。相信我会给大家一个答案。这是对我一个上海人的礼遇和尊敬。此刻他们眼中的上海人应该不只是乐观大方坦率正直，而更是在人们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在人们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在人们最需要你的时候，拿出自己的热情智慧和勇气无私地耸起你的肩膀让你周围的人依靠。这才是当代的上海人。
我在美国官校读过行动学。人类每一个细微的下意识的动作都代表一种心理状态并有鲜明的目的性。我注意到摩登女郎在大包头检查钱包的时候，她左手有意识地用食指和中指在磨擦掌心。这个动作使我谨严缜密的判断和推理得到了整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线索链。我侧过身，用沉稳的口气对警察说：你看她左手的掌心应该有数字的痕迹，可以肯定这痕迹她还没擦干净。说罢，我弹了一下落在袖管上的灰尘，意示老李，我们可以走了。当我和老李走过蹲着的摩登女郎时，我只觉一股恶心从喉咙里冒了出来。很快这恶心化成唾沫被我用尽力气吐到了身后。摩登女郎呱呱地叫着。她左手被警察撩起，手掌上的确依稀还能看见一排数字。摩登女郎还在叫着，她的惊慌藏在叫声中还是暴露无遗。她的哀嚎很快被一阵鼓掌淹沒。一个上海年轻人尖而亮的声音跳到了所有声响之上：好样的美国人。我拉住老李的手，走出人群，回过头向还在鼓掌的人们招着手说：阿拉还是个上～海～人。我故意拉长放响上海人这三个字。老李用力握着我的手，我看到他激动的眼泪已经涌出他的眼窝。这时我还注意到周围很多人在擦眼睛。我听见一个沙亚的声音，它特别打动我的心：侬是阿拉上海人的好儿子。我连着点头说：是的，是的。说罢赶紧撘着老李的肩膀快步离开这一群激动中的人们。我们又开始愉快地回忆，又开始爽朗地大笑。这笑声在新华路的夜雾中久久地响着。
当我写完“上海人，你得为自己正名(之五)”时，我还有三个小时将要登机，飞回我为之奋斗的国家。在浦东机场，回首遥望我的母国，我的故乡，我的依恋之情仍是那么深那么切。再见了中国，再见了上海。一个海外上海人一定会孜孜不倦，继续努力同故乡的人们一起为上海人正名。(写毕于二O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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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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