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小组政治”再迎关键变动
个人日记
凤凰新闻客户端 作者：师愈闻
今天（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这是中共首度设立专门的统战工作小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成立的多个议事协调机构，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都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亲自兼任组长。如无意外，中央统战工作小组这一史上最高规格的统一战线协调机构，也很可能由习近平担当组长。
“小组”对党政主要工作实现全覆盖
统战小组的成立看似并不起眼，但却是中共“小组政治”日臻完善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以此为标志，各类最高规格的领导小组（议事协调机构）基本上实现了对执政党和国家主要工作领域的“全覆盖”
部分中共中央议事协调机构情况

由上表可以看出，经过最近两年的密集调整，中共中央的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已经基本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家安全等主要工作领域。在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上，深改小组起顶层设计作用；在财经、党建、反腐败方面，也都有专门小组负责；在意识形态领域，除原有的宣传思想小组、中央文明委外，又针对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势设置了中央网信小组。但在统一战线、民族宗教领域，却一直只有新疆、西藏两个区域性的小组，没有一个总体统筹的机构，统战小组的设置，填补了这一空白。
“小组政治”趋势的强化
以领导小组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议事协调机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以1980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为标志，此后，中共中央陆续在若干领域设置了许多领导小组，成为高于各级部委机构的更高层次的决策机构。
“小组政治”趋于成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态势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新任的领导人不再是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强人，这意味着领导人要在某一方面行使决策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机构，而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威望。虽然从1993年开始，中国确立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由同一人担任的制度，但最高领导人的法定权力仍然相对模糊，而“领导小组”的设立既满足了领导人行使某一方面权力的实际需要，又避免了对现有法律体系的调整，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安排。
1982年《宪法》相对于1954年《宪法》，在国家机构设置上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取消了国家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以及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的规定，国家主席在宪政设计上事实上从近似法国式“半总统制”的“准实权元首”变成了“虚位元首”，从1983年到1993年间，作为国家元首的国家主席，在执政党政治局序列中的排位一直低于作为政府首脑的国务院总理，也反映出这种特点。
从1993年起，“小组政治”的逐渐成熟，进一步清晰划分出最高领导人和其他政治局常委之间的权力分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外事领导小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先后确立由最高领导人兼任，事实上明确了最高领导人在经济、外交、国防等重大战略问题上的决策权， 使最高领导人的“核心”作用得以通过新的更高效率的垂直管道充分发挥。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原有的“小组政治”更趋完善，进一步强化了执政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在全面改革开放、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新设的若干小组快速适应新形势，强化领导力；而统战小组的设立，是对这一趋势的再度确认。
“大统战”格局进一步凸显
统战小组的成立，也表明中共的“大统战”格局进一步凸显。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不断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从人事布局上来看，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层面的28人中，重点负责统战（不包括工青妇和群团工作）工作的就有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统战部长孙春兰、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三人，这甚至超过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在人大常委会任职的数量。2014年12月，孙春兰更成为32年来首位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的统战部部长。
从制度建设层面看，中共于今年5月制定了关于统战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也是中共成立统战工作小组的“先声”，今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即明确，统战工作小组的工作职责之一，正是督导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
从主要的统战组织——政协，近两年的工作来看，也可看出“大统战”格局的端倪。从民族宗教政策角度来看，身兼新疆、西藏小组组长的政协主席俞正声，多次赴新疆西藏，强调民族、宗教等多方面政策的综合协调。从参政议政层面来看，全国政协自“文革”时就中断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重新恢复，政协更加积极介入重大政策的制定过程。从经济改革的大势来看，民营经济的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使民营企业家等新社会阶层在政协中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统战工作和经济改革进程进一步深度融合。
上述统战改革措施次第推出后，政协和统战系统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政协和统战系统扩权的背景下，“大统战”的顶层设计自然进入到决策层的考虑范围中。由此来看，统战小组的成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今天（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这是中共首度设立专门的统战工作小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成立的多个议事协调机构，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都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亲自兼任组长。如无意外，中央统战工作小组这一史上最高规格的统一战线协调机构，也很可能由习近平担当组长。
“小组”对党政主要工作实现全覆盖
统战小组的成立看似并不起眼，但却是中共“小组政治”日臻完善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以此为标志，各类最高规格的领导小组（议事协调机构）基本上实现了对执政党和国家主要工作领域的“全覆盖”
部分中共中央议事协调机构情况

由上表可以看出，经过最近两年的密集调整，中共中央的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已经基本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家安全等主要工作领域。在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上，深改小组起顶层设计作用；在财经、党建、反腐败方面，也都有专门小组负责；在意识形态领域，除原有的宣传思想小组、中央文明委外，又针对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势设置了中央网信小组。但在统一战线、民族宗教领域，却一直只有新疆、西藏两个区域性的小组，没有一个总体统筹的机构，统战小组的设置，填补了这一空白。
“小组政治”趋势的强化
以领导小组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议事协调机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以1980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为标志，此后，中共中央陆续在若干领域设置了许多领导小组，成为高于各级部委机构的更高层次的决策机构。
“小组政治”趋于成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态势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新任的领导人不再是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强人，这意味着领导人要在某一方面行使决策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机构，而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威望。虽然从1993年开始，中国确立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由同一人担任的制度，但最高领导人的法定权力仍然相对模糊，而“领导小组”的设立既满足了领导人行使某一方面权力的实际需要，又避免了对现有法律体系的调整，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安排。
1982年《宪法》相对于1954年《宪法》，在国家机构设置上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取消了国家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以及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的规定，国家主席在宪政设计上事实上从近似法国式“半总统制”的“准实权元首”变成了“虚位元首”，从1983年到1993年间，作为国家元首的国家主席，在执政党政治局序列中的排位一直低于作为政府首脑的国务院总理，也反映出这种特点。
从1993年起，“小组政治”的逐渐成熟，进一步清晰划分出最高领导人和其他政治局常委之间的权力分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外事领导小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先后确立由最高领导人兼任，事实上明确了最高领导人在经济、外交、国防等重大战略问题上的决策权， 使最高领导人的“核心”作用得以通过新的更高效率的垂直管道充分发挥。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原有的“小组政治”更趋完善，进一步强化了执政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在全面改革开放、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新设的若干小组快速适应新形势，强化领导力；而统战小组的设立，是对这一趋势的再度确认。
“大统战”格局进一步凸显
统战小组的成立，也表明中共的“大统战”格局进一步凸显。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不断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从人事布局上来看，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层面的28人中，重点负责统战（不包括工青妇和群团工作）工作的就有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统战部长孙春兰、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三人，这甚至超过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在人大常委会任职的数量。2014年12月，孙春兰更成为32年来首位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的统战部部长。
从制度建设层面看，中共于今年5月制定了关于统战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也是中共成立统战工作小组的“先声”，今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即明确，统战工作小组的工作职责之一，正是督导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
从主要的统战组织——政协，近两年的工作来看，也可看出“大统战”格局的端倪。从民族宗教政策角度来看，身兼新疆、西藏小组组长的政协主席俞正声，多次赴新疆西藏，强调民族、宗教等多方面政策的综合协调。从参政议政层面来看，全国政协自“文革”时就中断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重新恢复，政协更加积极介入重大政策的制定过程。从经济改革的大势来看，民营经济的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使民营企业家等新社会阶层在政协中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统战工作和经济改革进程进一步深度融合。
上述统战改革措施次第推出后，政协和统战系统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政协和统战系统扩权的背景下，“大统战”的顶层设计自然进入到决策层的考虑范围中。由此来看，统战小组的成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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