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落留夕

大伯家住在府后街上。每回路过那个路口，我就不由自主的向里面的楼层张望，仿佛看见大伯正对着苍白的宣纸思索，或是在修剪他的那些花果。这个意念如此强烈影像似乎就在眼前，尽管我明知道大伯已经死去，还是忍不住要那么张望。

我住在思南的时候，大伯的居所离我家不远。走出住宅区，一直沿着马路走只有十几分钟路程。它在我上学必经之处，使我不可避免的要常常路过它。然而，除了过节或者偶尔跟着父亲一同上楼，我是几乎一次也没自己去过。99年跟随家人去铜仁后，去的机会就更少了。

最后一次见大伯。是参加一位哥哥的葬礼。没说上几句话。大人们围拢着讨论哥哥见义勇为的事件。生命的价值与社会的淡漠在灵堂前有着一个鲜明的对比。我记得那会我刚下车，大伯很是疲惫的样子，说了句：恬逸，来了啊。我本想着活泼一点在大伯面前有生机一些，但场景使我安静下来。我轻轻答了句：恩。大伯伯。似乎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了。只听见他旁边的伯伯问了句：这就是许家的女儿啊。大伯点点头：对，义阳家的。这样的介绍我每一次都很骄傲。我想着，我多有骄傲的资本啊。大伯那么“高”的人物，能记着我，还跟那么多“高”的伯伯经常提起我，是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就像如果有人轻轻赞扬了一句我的文笔，我会立马在脑海里浮现出大伯一样，跟他比起来，我那点激荡的墨水简直微不足道。

春节见到大伯的那一次是在大哥家。大伯坐在椅子上。那时候我刚刚考上大学，大伯问：“你是读哪个专业？”我不情愿的答道：“会计。”还没等我诉说一下我内心的不平，大伯就直言道：“会计？怎么能学会计呢！不适合。不适合。”那一霎我像是看到了曙光一样。毫不夸张的说，大家普遍都认为一个学文的女孩儿学会计是很好的出路，不为别的，就为生存。我之前从没想过我会去学“会计”，现实无疑给开了我一个天大的玩笑。我身陷泥潭，可岸上的人都说，这泥好哇，可以滋补美容，只要你上来了你就不愁了。可没人问问，我能上去吗？没人帮我一把。就算心里有，却也被生存的残酷逼得无路可退，只能一边惋惜一边看着我陷入。大伯的一句话，是让我在残忍中看见了希望。我望向父亲，他只是呐呐的笑笑。也只能这样。我身体里没有随遇而安的分子，我一刻也受不了会计，可大伯却有着了不气的天赋。大伯教过书、做过秘书、当过局长、热爱诗词。好像他这样的人，无论去哪个领域都能开辟自己的一份天地，无论是逆境顺境他都悠然自得乐在其中。同样的一潭泥，大伯就是那种可以在潭里吸收养分然后自己努力游上岸的人。想到这里，我真的没有资格再去抱怨什么。

中秋节那天约朋友去看电影。散场后还与朋友笑谈，一会该给五爹发个信息，一则祝他中秋快乐，二则祝他生日快乐。想到家乡的亲人，大伯的身影就自然的浮现在脑中，一个智者，原本肃穆的脸庞因为逗乐孙子显得可爱又活力。我想，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呢。这会怕是在吃饭吧。又想，是在家里陪孙子吃饭呢，还是在席上跟那些伯伯们吃饭。过了吃饭的时间段给他打个电话吧。

乡情，是离开故乡后才有的。想到他们，就越发有些伤感。这时候父亲的电话打了进来。我忘了他之前说些什么，只记得后来那些字符从父亲嘴里吐出来断断续续的就是，大伯脑溢血，住院。大伯脑溢血，住院。大伯脑溢血，住院。他有些哽咽的跟我说，女儿，对不起了，爸爸可能没办法陪你去成都，你要是想去你就一个人去。我急忙打断他的话，不，我要回来！

想起小时候，大人都爱逗：你喜欢爸爸多一些还是妈妈多一些。那时候我还认认真真的拿笔在纸上写下我所有的亲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外公排第一，大伯排第二。以后只要有人问起，我就这么回答他。挂了电话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影院，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脑袋里反复回响的就是：大伯脑溢血。外公就是脑溢血死去的。外公脑溢血。大伯脑溢血。

我在郑州。只能靠亲人给我传递大伯的讯息。可是父亲总也不给我打电话。我明白。我于是每次打电话也都不给他打。在母亲那里得知大伯转到遵义，病情似乎还有些好转。稍微松了口气，但一颗心还是悬在那里。那几天我一滴眼泪都没掉。我始终相信我大伯会好的，一定会好的。有两位表姐在QQ上找我，问，你知道大伯的事了吗。我只说恩。我不想接下这个话题去说什么，只有这么礼貌的拒绝交谈。我怕。怕知道些什么，也怕不知道什么。我怕我会哭，我怕她们哭，我怕生命的离去，我怕我承受不了。有一天，贵阳的二哥打来电话。先是客套的说了些诸如你在干什么之类的话，后来崩不住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一下慌了神。这个哥哥是那种怎么打击他他都能一笑而过的人，哭，代表什么？我急切的打断他的哭声，一个劲儿的问，怎么了怎么了到底怎么了。他哽咽的说，大伯不行了。我说，不会啊，你在哪听到的，什么时候，真的假的。他已经说不出话。我实在不相信。但是又被他的语气吓住了。只想着赶紧给母亲打电话求证一下。电话里母亲极力装作很平静。问，你听谁说的。我答，是不是真的。这样的谈话像是牛头不对马嘴。母亲一开始还坚持着，忽然一下忍不住还是哭了。说，是，他们都说不行了。抢救不行。要马上回思南。车都准备好了。我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个什么概念。我在电话里拼命的叫她不哭啊不哭。挂了电话才发现已经是满脸泪水。

潜意识里，我还是不信的。过了一会，决定打个电话给父亲。父亲的声音透过电话传出来，是。这一个字里就有着精神被摧垮的凄凉。他定是悲伤到极致。他不想女儿伤心，在女儿面前一定要是一个伟岸的形象，让女儿有安全感。他一直不告诉我一直不打电话给我。他甚至想等我回到思南那一刻才告诉我。我想，即使他后来不匆匆挂断电话，我也会挂的。

后来的几个小时，我木在电脑前。再后来，大哭一场。连夜把机票又往前转了一天。回家的那一天，真是疲惫的一天，身心疲惫。早上就开始赶路，到新郑飞机场。下午到贵阳机场。吃完饭晚上7点。那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开始从贵阳向思南赶。一直到第二天早上4点多赶到火葬场。天空中一直飘着细雨。像是一场无言的哭泣。父亲和二伯在那里等我们。第一眼见到父亲，我们相对无言。他走上来握住我的手。我不忍看他。只一眼，他的精神差不多已经垮掉一大半。从他的每一处每一个动作里都能看出浓厚的悲伤。这样的情绪蔓延在空气里，连天都是灰的。我想我要坚强着给他看。我也是他的支柱。大伯不在了。我们更要温暖彼此。我于是也覆住了他的手。

灵堂里我看见了大伯。他静静躺在那儿，眼睛紧闭成一条线，整个身子都是紧闭着，却因为手术留在身体里的氧气而发胀。刹那间眼睛生疼。

在这之前我所了解的大伯，没有附上那些什么诗词界精神领袖的概念。事实上我一开始根本没想到他在文化界是这么响亮。我只知道大伯喜欢写字。他的诗词写得很好。他有很多朋友。他喜欢打牌。他喜欢吃酥肉煮白菜。他经常去府后街那家粉馆。他斗地主不记牌。他的烟始终没有戒掉。我眼里的他只是一位长者。只是我的大伯。只是家族的大哥。只是那个虽然不了解他有多少成就但是每每提起来都会特别自豪的智者。不难发现，每个圈子都有一个领导者。父亲就说，这种气质就像与生俱来的，后期修养。大伯无形中就拥有这样的“道”。他在哪里，那里就会围绕他。即使是在人群中拍一张照片，也不难发现所有的事物都是围绕着他的。这个家族也是围绕着他的。他走了，似乎所有人的精神都垮了一大半，剩下那一星半点在世间苟延残喘履行着生存的责任。送大伯遗体最后一程的时候，小姑哭得一度晕厥。精神恍惚着喃喃道：“你看，那一缕烟，那一缕烟啊就是你大伯。”我不忍看她，也不忍看那烟。我想小姑啊，你别看了，别看了。可是最后我竟也对着烟囱里冒出的烟思绪万千。

这就是赤裸裸的来，赤裸裸的去吗？可是大伯啊，您能赤裸裸的去吗？你有多少遗憾，多少没有做完的事情，多少没有享完的福啊。我甚至曾经想着，大伯，如果大哥以后还是不懂得孝顺您，等我长大，我回到您的身边照顾您。可是您还没有等到我长大，我也没有来得及怎么孝顺您，您就走了。这将是我一生的遗憾。我后来有些羡慕表姐。起码她陪您走过了许多您开心的日子。您总是唤她孝明女儿。

整理您书法遗作的时候，在您电脑桌前发现了我去年的文章。归归整整的用A4纸打印出来订好放在电脑桌上。我想，您记得我啊。懊悔、悲伤夹杂着被您关注的喜悦一起袭来，竟又哽咽不知说什么好。

离大伯逝去有一个多月了。孝明姐让我一定要写一篇大伯的文章出来。我没有答应。我不想去回忆什么。我就是个懦弱的人，只想躲在自己的角落里。我希望我每次回去对着府后街的那栋楼张望，大伯的身影都是那么祥和。他一定还在。他必须在。

2010-11-21

01：19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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