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云钓月

未知天命

随笔

  
十年前，是我所谓“不惑之年”。有一晚，大约是在读《论语》什么吧，忽然心有所动，想写一篇有关四十岁的“东西”——或许可以称之为“散文”的——发表了。
  
对于“发表”，我一向是心存惴惴的，以为发表的东西都要有一定的格式，符合“喉舌”的型号，除非你是“名人”，否则是不能随心所欲，或者说随心所欲的“东西”是没人给你“发表”的。但我却一直是随心所欲惯了的，怎样写这可以“发表”的“东西”呢？
  
踌躇了半夜，按照先有观点后找材料的唯心主义方法，拼凑了许多“名人名言”,终于敷衍了一篇，既不能随心所欲，也不甘循规蹈矩，深感写“东西”比胡侃要难的多。我是最不知怎样给文章“起”名的，但觉得这次名“起”的忒好——“四十絮语”：如果你说我“东西”写的不好，我本来就说是“絮语”，语无伦次的；如果你说好，说絮语就是一种谦逊，或者说这“絮语”简直就是“花絮”。
  
写好后，未经三思，按孔子的教导“再，可也”，略一迟疑，就依照时下机关报道政绩所通常采取的途径，把它寄给了一个报社的朋友。编辑（或者本身就是该朋友）碍于“关系”，可能看也没看，就把它囫囵地登了出来。
  
那“絮语”的主旨，是忽然发现已经四十岁了，“仍然‘惑’的可爱，仍然和许多年轻人一道拥挤在那条蜿蜒缥渺的羊肠小道上”，于是乎，“眺望‘崦嵫’汗下如雨”了。
  
我所说的“那条蜿蜒缥渺的羊肠小道”上，挤满了各色冒险家、投机者和蛀虫，拥塞着无所事事的懒汉和懦夫。对于我来说，它是我当时也是现在在走向永恒时可赖以苟且谋食的偷安之道。“惑”固然也，然而“天命攸归”，我似乎别无选择！
  
我自知文章发表的途径和质量都有问题，就把办公室的报纸收了起来，更未敢把它献给某朋友或某夫人。可毕竟还是有几个熟人看到了，都被蒙的说“确实好”。但我从来不去讨论，想让人家及早忘记这件事，免得我出丑，就象我当年交了入党报告又把它偷偷抽回一样。
  
一恍就是十年！孔子这时候已经“知天命”了。
  
十年间，我除了每年写有几十篇“日”记，以企图证明我还没有泯灭“写东西”的欲望外，就是写了大量的“材料”：总结、计划、实施方案、调查报告、学习心得，等等等等，为了三斗粮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编织着皇帝的新衣，使真实逐渐泯灭，人性日趋堕落。这期间，看到过许多正常人的非正常死亡，看到过同辈朋友和亲人在和冷酷的死神徒劳地抗争后撒手人寰，我也在有意和无意间虑及由“死”引申出的关乎“天命”的许多问题，但决没有鲁迅当年想到同类问题时那样的洒脱和唯物主义，而是希冀从宗教的演绎中得到安慰。但我又觉得创世流于儿戏，天国不宜人居；轮回涉嫌欺骗，极乐飘忽迷离。

  
“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
  
这是罗素说的。在上述引语所出自的《西方哲学史》的绪论里，罗老提出这样“一揽子”问题：
        
宇宙有没有任何的统一性或者目的呢？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呢？
      
人是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种样子，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成的一块微小的东西，无能
  
地在一个渺小而又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着呢？还是他是哈姆雷特所看到的那种样子呢？也许他同
  
时是两者吗？
      
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卑贱的呢？还是一切的生活方式全属虚幻无谓呢？
      
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
      
……
  
罗老没有也不会和不可能给出“信心百倍的答案”。他只是很谨慎地说：“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但我不是“学哲学的人”，除了知道一点“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之外，对哲学一无所知，只能继续“为犹疑所困扰”。
  
这就是未知天命！

  
九月里做了一次胃镜检查，病理报告是距门齿38厘米处的食管“粘膜慢性炎伴鳞状上皮轻度增生”，结论是食管炎。我拿着报告到一个小诊所，随便要求医生给开点药。但医生轻言细语地告诉说，上皮增生“这个东西不好”。我问怎么不好？他答非所问地要我到大医院查查，不要耽误了。我满腹狐疑地又去找了一个医学科班出身的同学，他的看法也是不好，并且说，好日子还没过来，怎么搞成这样。为了慎重起见，同学又带我去找院长，院长因为有了同学的意见，也不敢担保无事，还是建议到大医院“看看”。
  
我隐约地感到这“看看”的结果可能就是斩断了我至今还未曾怀疑过仍然拥有主权的二到三十年的悠悠岁月；一个小时前我还和其他正常人一样富有时间和生命，而转眼之间，我就可能成了一个另类了。我走到了一个未知的隐伏着险恶和恐惧的激流岸边，我将只身走进去，我不知道对岸是什么，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天命”！
  
“天命”藏身于变幻莫测的云雾之后，隐约着不负责任的神秘和轻薄、狡黠。
  
我终于淌过了那条河，站到了风平浪静的另一个岸边，秋风吹拂，遍体生凉。我看到了上天的意志，但那是在“天命”自己显现之后。
  
我依然未知“天命”。

  
三十年前，有无产阶级的红学家研究《红楼梦》，说曹雪芹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旧的信仰被打碎而新的信仰还未建立也不可能建立的情况下，自欺欺人地捏造了一个太虚幻境，以取代旧的创世说和轮回观，其实还是唯心主义；黑格尔也是这样，他声称宇宙的一切都是从“绝对理念”中衍生出来的，其实这个“绝对理念”还是上帝。据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科学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宇宙起源的问题，说它“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于是，唯物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个“无限”是什么呢？
  
数学上有所谓“公理”，不同的公理系统产生出不同的数学体系。公理是无法证明也不用证明的,在承认公理的前提下按人类认为科学的规则演绎出来的体系就是真理。但公理又未必就是真理，是会被推翻的。所以欧氏几何之后又有非欧几何来否定，牛顿之后又有爱因斯坦来捣乱。问题是你要找到一个不用证明又无法推翻的“公理”。
  
宗教和哲学也是建立在各种“公理”之上的。但它是“思辨的心灵”的东西，是不“确定”的，比科学的公理更易推翻。
  
但人类需要它。
  
于是先哲们就创造了“太虚幻境”、“绝对理念”和“时空无限”等等“公理”，并且不去证明它！
“智慧”的人类也不去非难它，而是承认它，尊崇由它而演绎出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等等“真理”并不断地发扬光大。
  
关键是要认定一个你易于接受的“公理”。
  
这或许就可谓之为“知天命”了？

  
去年，一个兄长在和“天命”抗争了两年之后，终于放弃了这个他苦苦坚持着的世界。我在追悼会上读着悼词的时候，似乎感到他在空中带着疑问看着我们这些悲伤的人群在轻快地翱翔着。我们不知道一个走向未知世界的人在最后一刹那的心理，但对于仍然留在这个世界的人来说，那最后的时刻总是充满了恐惧和悲伤吧。可有时我确实在想，也许情形并不如此呢。一个突然死去的人，也许就是一个挣脱了梦魇猛然间惊醒的人，他看着他丢在人世间的躯壳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围着做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表情和动作感到莫名其妙。于是，在那个追悼会后，我发了一条短信给我的妻：
      
既登仙界观躯壳似弃屣何其哂也，
      
羁留人寰视皮囊如藏珍焉不悲哉。
  
那时我感到了一种安慰，一种痛入骨髓之后的解脱。
  
我相信，那时候我隐约地感悟到了“天命”所属。
  
但那是什么呢？



附：

  
中国的读书人喜欢把四十岁叫做“不惑之年”，典出孔子“四十而不惑”，众所周知。按朱熹老夫子的解释，“不惑”即“知之明，无所疑”。孔子于四十以后目睹“鲁自大夫以下皆僭正道……退而修《诗》、《书》、《礼》、《乐》”，仕途不享而办教育，可谓“知之明，无所疑”也。然夫子果真“不惑”耶？据《史记》载：“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代理宰相），有喜色。”“喜”自何来？即“惑”也。有此一喜，便有奔走列国，厄于陈蔡，“知其不可而为之”，终于哀叹道要“乘桴浮于海”。圣如孔子，其惑也甚！
  
不知莎士比亚是几月生？如果是“下半年”华诞，按照现今中国公务人员的记岁法，“虚”去两岁，那么莎翁写《哈姆莱特》的时候也正是四十岁。四十岁而如此惊世骇俗，可谓夷人中之大“不惑”者。
  
如果允许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我们不妨可以认为普希金要是早生两年的话，他或许不至于倒在一个鄙佞小人的枪下；然而他只有三十八岁！诗人在他灿若云霞的岁月迷恋上了一个美丽却是虚幻的躯壳，其“惑”矣，令人千古扼腕！
  
四十岁开始怀旧了。鲁迅在四十岁时写道：“年轻的时候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都忘却了”，并且把没有忘却的那部分写进了《呐喊》。四十岁开始发愁而又不愿说愁了。辛弃疾“却道‘天凉好个秋’”。四十岁有点“玄”了。“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据说这里讲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庞德说这话的时候大约也是四十岁。四十岁开始收获了。一个四十岁的诗人写道：“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年轻的时候，面对四十岁的人，每每生出一种骄傲，以为我富有年龄；以为可以等几年再着手“作《春秋》”，写《哈姆莱特》和《茨冈》。然而哟，“吾欲少留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恍惚之间，已经抵达四十岁的驿站了！四十岁了，仍然“惑”的可爱，仍然和许多年轻人一道拥挤在那条蜿蜒缥渺的羊肠小道上，眺望“崦嵫”（屈原所谓“日落之山”）汗下如雨。面对少年骄傲的目光，忽觉自己如钱仲书所说的那样，像一条出水的鱼，两头想动，中间却动不起来了。
  
但妻安慰说，四十岁，人生才走了一半······
  
于是我坐下来，写了如上的《絮语》，写给像我一样人生走了一半却仍只会“絮语”的人儿。然而，终于不知所云。

                                                
  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有改动。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