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朴归真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根据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一场从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热潮在全国展开。当时，这项决定不知勾起了多少知青的“大学梦”，也激发起我想上学的愿望。

那是在1973年夏季，我连刚从珍宝岛地区撤回到宝东车站附近驻地不久，我连有几个老三届的知青经推荐上了大学。我当时对他们能上大学十分羡慕，幻想着有一天也能走进高等学府的校门，但一想到自己小学六年级的水平，初中没怎么上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人们所说的“小六九”，一旦进了大学校门也会被淘汰的，为此，我暗下决心，笨鸟先飞，从初一的正负数开始自学。                                                                                                                                           

一天，连里的哈尔滨知青姚继仁以为我在看小说，拿起了我的数学书一看，便嘲讽地说：“看这书还想考大学？”听了这句话，我的脸上泛起了红晕，自卑的心情难以言表，打退堂鼓的想法在我头脑里一度占据上风。但后来我还是硬着头皮翻看着书中那一个个陌生的公式和定理，从中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对自己这个“知识青年”的称谓产生了怀疑：原来我掌握的知识是那样贫乏，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这年秋季，根据工作需要，我被安排到连队烘炉班，工作总算稳定了下来。一有空余时间，我就翻看着初中数学第一册，同宿舍的天津知青陈洪立也时常凑过来说：“有不懂的可以问问我，我也借机复习一下。”他是天津四中的老高中，1974年被推荐上了天津医科大学。

正当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已开始入门时，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了：一天，我像往常一样习惯地拿起数学书准备翻看时，发现书的后几页被撕掉了，而那几页又正是我当时需要学习的关键环节。后来得知是老山东支边青年张德新当抽烟纸了。当时我是又气又恨、又没办法。这种书在当时是很稀有的，那时的环境除了《毛选》，什么书也看不到，同时因为工作劳累再加上“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高潮，大会小会不断，由于自身意志的薄弱，我的初次自学暂时打上了句号。

一九七六年底我探亲回家，在路过十连等车的时候，在连部我看到了《人民日报》关于批判“白卷先生张铁生”的报道，当时我头脑里马上联想到，来年的招生有可能进行考试，但是否有“群众推荐、领导审批”这个貌似公允的条文还捉摸不透。

回到家里，我就一头扎进初中数学的课本里。代数学起来还容易懂，但几何是初次接触，真不知从哪儿入手，就像一座大山挡在面前。我就先从背例题开始，照猫画虎，反复琢磨，终于弄懂了什么叫几何证明。万事开头难，但入了门就显得不那么难了，有时遇到难解的题我都睡不着觉，竟在似睡非睡之间突然来了灵感把题解开了，当时那个心情是真是用语言也难以表达。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初中几何给“啃”了下来。

探亲假结束后我回到连队，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每晚雷打不动的无休止会议，使本来就短暂的业余时间显得更加宝贵。连队晚上九点停电，小柴油灯就每天陪伴我直到半夜12点多，油烟熏得两只鼻孔总是那么黑乎乎的。

有时知青们也借着我的油灯围坐在一起，讲那些互相流传的故事。由于我看书时精力十分集中，大家的说笑逗骂声我全然不知，有人就说我像个神经病，何苦费那个劲呢！我心里想，我这是和时间赛跑，是非成败在此一搏。当然，我只能心里这么想，但怎能说出口呢？尤其是当时提倡“扎根边疆一辈子”。

由于长时间的熬夜，早晨起床后的时间相当紧张，感谢天津知青孙胜渊每天负责给我准备刷牙水和打饭，使我在十分钟内完成刷牙、吃饭等必要程序。（孙胜渊1975年被推荐到天津师范学院上学，到师部却因“政审”不合格，失去了上学资格。因其家庭有”海外关系”，其父属香港两航起义人员。但这个大学指标也不知飞到哪去了）。

记得是1977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早晨，我拿着高中数学书离开喧闹的宿舍，来到了连队的小学校。因是星期天，教室里空无一人，只有西北风在呼呼地刮着，我摊开数学书开始了最后的冲刺。课本的最后几页是“排列组合”，它像难攻的碉堡摆在我的面前。我今天必须拿下它，因为凭感觉，离高考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而高中的课程我还没有学完。高中数学越往后越难学，尤其是自学。虽然我只是小学毕业，在当时的环境下，找一个比我水平高的教师都很难，我只有在寒冷而空旷的教室里冥思苦想，背着一个个苦涩的定理和公式。每当读懂一个难以理解的定义时，心里就产生一种成就感，觉得自己也不比牛顿差多少，就差一棵苹果树；又感觉像在干渴的荒漠行走中突然遇到了甘泉。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到那种感觉，那时，我似乎忘了饥饿，忘了寒冷，忘了世态炎凉的纷争。

到了下午4点多，我偷偷地溜到了我宿舍的对面房间，看见几个人在谈论着什么。这时上海知青吴建平见我进了房间，随手拿起一张《黑龙江日报》递给我说:“看看吧，招生开始了！”我急切地把报纸抢在手里，翻看着招生简章的内容。当看到考大学需要考物理化学时，我心里“唰”地凉了，因为我化学一窍不通，连元素周期表里的元素符号都认不全，而物理也刚开始学一点。这时吴建平似乎察觉出我的心里，说：“再往下看，还可以考中专。”当我看到考中专只考数学、语文、政治，而且没有“志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学校录取”的条文限制和年龄要求时，我心里有了底气。这时，一股在内心深处蕴藏多年的强烈欲望在胸内翻滚，似乎要冲出喉咙，我真想在无人处伸开双臂大喊一声：我期待着主宰自己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

1977年11月19日上午8点，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迈进考场。我手捧着数学试卷看着试题，似曾相识又感到陌生，答题的手在瑟瑟发抖。看似简单的题，这时却力不从心，知道题的答案，却无法正确表达。后来入学了才知道，这是缺乏规范的做题训练，自学时眼高手低的弊病完全显现出来，这就是“游击队”和“八路军”的区别。

从考场出来，看到不少考生说“考糊了”并把准考证给撕了，我看有些是农场的应届毕业生或本地青年。下午考语文，文言文占30分，题目是《愚公移山》。我对文言文是陌生的，30分白白扔掉了。作文是40分，题目是《当我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题目时，心里就犯嘀咕：这题出得有点怪，还没考试怎么能知道报志愿的心情呢？唉，就按录取以后填写志愿的心情编吧，否则这40分就白扔了。

从考场出来的心情是忧郁的，我担心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晚上一块钱的住宿费都不舍得付出，就在场部小学校委曲了一宿。第二天考政治，我一看试题就乐了，内容全在我掌握的范围之内，尤其是一道5分的时事问答题是“《毛选》第五卷是何时发表的”，正是几天前北京知青郑康提示我的。监考老师几次走到我的桌前伸出大拇指，意思是说你答的完全对。我当时估计我最少能得到95分以上。从考场出来后我长出了一口气，感觉到天空比昨天更高更蓝了。

又是一个漫长的冬天，漫天飞舞的雪花载着希冀载着1978年悄然而至。1月中旬，我收到了翘盼已久的黑龙江省中等专业录取通知书，录取的学校是鸡西煤矿学校机械化专业（黑龙江科技学院前身）。当时的心情好比怀里抱着个刺猬，扔了舍不得，抱着还扎手，因为这不是我报考的志愿。这时我想起撕我书当抽烟纸的往事，这哪儿是撕的抽烟纸呀，是撕碎了我的大学梦啊！这时连队以前不理解我的同事才恍然大悟：这小子原来是早有准备的啊！

后来得知，黑龙江省那次报考大学的人数是19.5万人，报考中专中师技校的人数30万人，录取率是3%。云山农场报考人数是600多人，只录取了20多人。通过这件事使我深深体会到一个道理：机遇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通过2年学校系统的学习，不仅使我开阔了眼界，同时也使我的数学物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以后继续深造，考取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甄恒斌      2012-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