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朴归真

1969年9月，珍宝岛战役的硝烟已经散尽，但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仍未缓解。为了战备的需要，36团根据上级部署组建了4个武装执勤分队。当时的政审条件比较严，家庭出身不好的都不被考虑，我有幸从7连抽调到步兵3连，成了一名拿枪的兵团战士。

武装连编制成4个步兵排和一个女子排，营房建在9连知青宿舍的东面。我们和9连共用一个食堂，农忙时与连里的农工排一道干活，农闲时搞军事训练，“屯垦戍边”就是当时的口号。

我们每人配备了一支从抗美援朝战场换下来的7.62毫米苏制步枪，班长配备的是铁把的冲锋枪，就是雷锋持枪照片上的那种。每人发了一套黄军装，只是没有帽徽和领章，布料、颜色和正式部队的国防绿军装有很大差别，大家都自嘲为“蛤蟆绿”。

尽管只是军队序列的“半拉解放军”，但还是引来了众多知青羡慕的目光。军装穿在身上感到精神焕发，走路的姿势和平时都不一样。兴奋和自豪使我高兴了好几天，同时也期盼着能上前线，幻想着在炮火硝烟中立功受奖和从战场上凯旋时受到欢迎英雄般的场面。当我还在“做梦”的时候，班长从连部领回了一捆镰刀，把我从幻觉中拉回到现实。

当时正值大豆摇铃季节，成熟的大豆把田野鋪染得一片金黄。虽然当时兵团秋收主要是机械化收割，但有些地块地角的还是需要人工上阵。我们抗着步枪来到田间，在地头把枪架在一起，每个排抽出一人看着枪，其余的每人分到一条垄。割大豆是一种很苦很累的活儿，豆荚扎手还不说，若镰刀磨得不锋利，站的姿势不正确，弯腰时间长了，腰就像折了一样酸痛难受。那时真想躺在垄沟里伸伸直，哪怕沟里是水还是冰，一天下来除了眼珠不疼哪都疼。若是雪下得早，在雪里割大豆更是苦不堪言。我是第一次割大豆，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豆地，看着自己和老知青的距离越拉越远，还得咬着牙奋力追赶，有时甚至就跪在地上割，怕落在后面受耻笑。

终于盼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会了，我一口气干掉6个2两多重的肉包子。有个叫孙守利的齐齐哈尔知青一顿吃21个糖包，足可装满一脸盆，使现场的人们目瞪口呆，一时成为36团的新闻。现在听起来像天方夜谈，可以想像当时的劳动强度。当时我心里就纳闷：知青没来的时候这么多农活是怎么干的呢？

收工回来路过场院，看到金黄色的大豆堆在不断增高，喜乐的心情挂在了每个人的脸上，一天的劳累仿佛减轻了许多。我由衷地感叹到，当农民真是很辛苦！

秋收结束后，我们又投入到紧张的军事训练当中。负责日常军训的是从团部派来的一位现役军人，内容是快速打背包，掌握摸爬滚打、拼刺刀的基本要领。当时有的知青私下里嘀咕，现在打仗还能短兵相接拼刺刀吗？大家都盼着早点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实弹射击是在一块收割后的麦地里进行的。100米的射程，卧式有依托射击，每人3发子弹。一个叫孙洁英的上海女知青，第一发就打出了10环，高兴地蹦起有2尺多高，可能是乐极生悲，后两发连靶板都没沾上。还是一个天津女知青厉害，取得了29环的好成绩，为此得了个外号叫“29环”，她的真名竟被人淡忘了。我打了个23环，属于良好吧！后来调到16连，参加了39团组织的军械员学习班，打了一发重机枪和一发手枪子弹，也是当一回兵团战士的荣耀与收获吧，这是后话。

紧急集合是检验部队遇到敌情的应战训练方式之一。一天，紧急集合的号声突然响起，也不知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战友们以最快的速度打好背包，3分钟之内队伍集合完毕，机炮排把40火箭筒、60迫击炮等重武器都带上了，当时确实有一种临战时的紧张气氛。

队伍走到穆棱二干时停止了前进。连长召集各排长检查一下每个人的背包是否合格，另外还令人意想不到地提出查查有多少人带了毛主席著作。这是很多人都没想到的，这在当时是考察每个兵团战士是否时时处处把“突出政治”放到第一位的重要标志。知青们那时想的是在突发事件面前怎样快速应对，而连长考虑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首先要想到毛主席的教导。现在看来，当时极“左”思潮的政治氛围和举动是那么的幼稚可笑，现代人根本无法理解。类似的演习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据说是上级不允许了。

大约是在10月中旬的一天，连队接到上级的指示，准备到珍宝岛地区执行新的战备任务，全连上下整装待发，开始迎接新的考验。

甄恒斌  2013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