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干部是否应参加体力劳动
个人日记
干部是否应参加体力劳动
他在传记中写道：“我云山雾罩般地听毛跟我谈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的哲学，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毛的风采，毛的睿智已经征服了我，站在他的面前，我不敢说半句假话，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站在严厉的先生面前那样，因为毛智慧的双眼仿佛把我看透”。
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服了，杜鲁门服了，艾森豪威尔服了，尼克松服了，福特服了，戴高乐服了，赫鲁晓夫服了，尼赫鲁服了，蒋介石服了，李宗仁服了，宋庆龄服了，周恩来服了，朱德服了，钱学森服了…
然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流氓文痞，走资派，精英，汉奸走狗卖国贼，社会渣滓，市井小瘪三却不服了。
干部是否应参加体力劳动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争论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争论
毛泽东提出干部应该参加体力劳动，是防止干部特殊化，密切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
1958年7月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期间，双方除了在“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干部是否应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毛泽东介绍说，中共中央现在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并规定中央委员每年要有四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赫鲁晓夫不赞成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他说：“拿我们费德林来说吧，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每天需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如果让他脱离外交部的工作，把他下放劳动半年，他回来后就会感到落后了。因此需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来补课，来研究这半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外交部半年来做了什么工作，等等。”对于中共的这些做法，赫鲁晓夫表示很不理解。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还对访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让干部把时间浪费在体力劳动里，得不偿失。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中国共产党自井冈山时期就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土地革命时期，朱德亲自率众挑粮上山;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摇起纺车纺纱织布。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使原有的干部队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是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刘少奇说：“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为了防止干部出现官僚主义的倾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殚精竭虑，提出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大胆的方法。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毛泽东特别强调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希望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克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些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下发全党，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毛泽东指出：“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同日，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要使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5月15日，经毛泽东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登载于《人民日报》上。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一个个文件的发出，使大家认识到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积极参加体力劳动。195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毛泽东装土，刘少奇砸夯，周恩来拉车，朱德挑担。后来，周恩来又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及部分司、局负责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中央领导带头参加体力劳动，对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1960年冬，中央国家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劳动。对此，刘少奇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实行政府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现在，风气已经变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同了。群众看到干部和他们一起劳动，他们很高兴。虽然现在干部参加劳动还是短期的，一年一个星期或几个月，但这样做，不仅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而且使大家认识到领导干部也同样要会从事体力劳动。”
通过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也激发起广大干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尽管其间曾出现过一些偏差，但总体来看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加强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增强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培养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艰苦奋斗、乐于奉献成为时代风尚，理想闪光、意气风发成为时代印记。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毛泽东提出干部应该参加体力劳动，正是防止干部特殊化、密切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
反观苏联，由于长期忽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苏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越来越高高在上，逐渐淡漠和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不了解群众疾苦，失去了群众的支持，苏联后来的亡党亡国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
当然，时代在进步，情况在变化。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劳动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参加体力劳动已不是干部联系群众唯一重要的方式。但不容否认，它仍然是广大干部体察民生疾苦、了解基层情况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方法。对这一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结合新的情况加以研究、运用和发扬。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中国共产党自井冈山时期就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土地革命时期，朱德亲自率众挑粮上山;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摇起纺车纺纱织布。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使原有的干部队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是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刘少奇说：“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为了防止干部出现官僚主义的倾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殚精竭虑，提出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大胆的方法。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毛泽东特别强调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希望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克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些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下发全党，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毛泽东指出：“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同日，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要使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5月15日，经毛泽东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登载于《人民日报》上。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一个个文件的发出，使大家认识到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积极参加体力劳动。195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毛泽东装土，刘少奇砸夯，周恩来拉车，朱德挑担。后来，周恩来又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及部分司、局负责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中央领导带头参加体力劳动，对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1960年冬，中央国家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劳动。对此，刘少奇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实行政府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现在，风气已经变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同了。群众看到干部和他们一起劳动，他们很高兴。虽然现在干部参加劳动还是短期的，一年一个星期或几个月，但这样做，不仅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而且使大家认识到领导干部也同样要会从事体力劳动。”
通过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也激发起广大干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尽管其间曾出现过一些偏差，但总体来看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加强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增强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培养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艰苦奋斗、乐于奉献成为时代风尚，理想闪光、意气风发成为时代印记。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毛泽东提出干部应该参加体力劳动，正是防止干部特殊化、密切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
反观苏联，由于长期忽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苏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越来越高高在上，逐渐淡漠和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不了解群众疾苦，失去了群众的支持，苏联后来的亡党亡国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
当然，时代在进步，情况在变化。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劳动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参加体力劳动已不是干部联系群众唯一重要的方式。但不容否认，它仍然是广大干部体察民生疾苦、了解基层情况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方法。对这一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结合新的情况加以研究、运用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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