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

毛泽东认为，报刊出版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政治和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集中反映。在夺取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斗争中，作为直接参与揭露和推翻反动统治的一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工具，报刊宣传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25年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创办《政治周报》的目的：“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9]1929年12月，他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一文中强调：“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1931年3月，他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就如何出版《时事简报》的问题重申：“《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11]1948年4月2日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标志着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正式形成。他在讲话中说：“报纸的作用，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2]

基于对报刊性质和作用的这种认识，毛泽东一贯强调报刊宣传的阶级性。他告诫新闻工作者，在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理论面前要提高警惕：“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13]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须坚持高度的党性原则。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首先就是从增强党性入手的。毛泽东为之提出了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党报的奋斗目标。在此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问题。1942年9月，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叮嘱：“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14]他认为党性原则是党的报刊的基本特征，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他一再要求各级党委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社的领导，务使报刊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努力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在毛泽东看来，党性原则的主要内容，就是无条件地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策略上与党保持一致，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5]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是革命工作取得胜利的保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毛泽东主张，报刊宣传要获得好的效果，应该走群众路线：“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6]1942年9月，《解放日报》改版以后，第四版因为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读者不是非常满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专门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请他们帮助征稿，以增强报纸的群众性。党的报刊要做到耳聪目明，就要动员全党参加报刊工作。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要为党报撰写文章，党报编辑部要和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息息相通，联成一气，以使党报成为名副其实的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组织者。党的报刊代表人民的利益，同时又是人民的耳目与喉舌，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来组织稿件。要依靠人民群众办报，要组建与党的生活和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通讯员队伍，组织覆盖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通讯网，并通过他们联系周围的群众，重视刊发群众的自发来稿。1942年3月，毛泽东建议党的机关报，应该尽可能的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一向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他说新闻报道中的文字和材料不得有任何虚假的成分：“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17]1959年6月20日，他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后，指示有关同志：“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18] 忠实地报道事实，既是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要求，也是报刊获得人民信任、发挥作用的主要方法。毛泽东深谙事实胜于雄辩、用事实说话的这个新闻传播规律：“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19]他谆谆告诫新闻工作者，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几次批评有些干部和新闻记者头脑发涨、讲假话：“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20]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并不是说不加任何选择，新闻报道毕竟是一门选择的艺术，毛泽东主张新闻报道还要有“无闻”[21]，如建国初期，禁止鸦片烟和改造娼妓以及在一些新解放区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当时就采取了只做不报道的方法，事实证明这种“无闻”是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自由的状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提出，必须剥夺反动派的出版自由，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接收属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方系统下的各机关出版和发行的报纸，接收他们的通讯社和电台。“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距距，不许他们乱说乱动。”[22]这就是舆论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去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22]这是舆论的不一律。一个阶级的新闻自由，总是建立在剥夺另一个阶级的新闻自由基础之上的。新闻自由只能在本阶级内部实现，特别是人民内部的各种观点，应该放手让大家讲出来，就是对错误意见，也应采取说服教育和以理服人的办法。1956年6月，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道，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以为这损害了毛泽东的威信，建议向苏共中央反映这一情况。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写信给刘少奇等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无所谓损害威信。”[23]

新颖及时是新闻传播的另一重要原则。毛泽东非常注重报刊宣传的及时性，强调新闻要新鲜。1948年3月，他看到《山西崞县两个区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的通讯，立即批转胡乔木，指定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广播及登报，时间愈快愈好。”[24]1951年，他的秘书逄先知有几次因为没有把当天收到的报纸及时送阅，毛泽东不高兴地说：“我是要看新闻，不要看旧闻。”[25]对新闻的快慢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新闻的传播速度强调到绝对的程度。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反应要快，新闻要新，这作为对新闻报道的一般要求并没有错，因为不是写历史，但若一味地追求快速就有可能出错。新闻的新颖性要服从和服务于新闻的真实性。新闻传播速度的快慢，决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到社会传播效果的重大问题，有时甚至要影响到新闻媒体的形象和生存，因而新闻传播更要讲究时宜性。传播总有一个传播环境问题，当条件不成熟时，有些稿件迅速发表反而不好，这时，就要等一等。1955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要好好考虑一番，但后来广播抢抓新闻当天就报了出去，造成其他地方群起效仿，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了起来，工作粗糙，结果造成中央工作的被动。因为新闻媒体的作用太大了，泼水难收，这样的新闻，还不如慢一点好。毛泽东要求新闻工作者，对有些重大问题要仔细斟酌，不可草率从事。

社会批判功能是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价值之一，它是推进社会民主，实现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是揭露腐败、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舆论监督的实质就是人民的监督。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一个朝代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疑问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以后，在新闻媒介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舆论监督概念的另一种表述。自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开始，到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批评与自我批评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内容。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新闻批评的原则，毛泽东曾有过著名的论述：“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要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26]党的报刊上要有批评，没有批评的党报，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毛泽东主张不能为批评而批评，批评应该是公正的，尖锐的，但又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建设性的，批评要实事求是。

…………
五

新闻事业的全部功能，都要通过新闻工作者的实践才能实现。新闻事业在现实生活中，其影响力的大小、声誉的高低以及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一支出色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因此，毛泽东非常注重新闻工作者队伍的建设，从各方面对新闻工作者的修养提出了严格要求。

首先要有高度的政治理论修养和渊博的文化知识。新闻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新闻工作者就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就不能正确地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就会在复杂变化的社会情况和斗争中迷失方向，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做一个合格的马列主义新闻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树立牢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曾经向新闻出版工作者推荐读五本马列主义的著作。1957年，在一次新闻出版界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又重申：“在知识分子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它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63]1957年6月7日，他又提出政治家办报的著名观点：“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64]他批评两个月前《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惟独马家（马克思主义）不鸣。他生气地说：这是死人办报！

既要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又要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曾经提出，新闻出版涉及到人类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新闻工作者各种知识都要学一点，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点文学和逻辑，还要学一门外国语。新闻工作者知识丰富是好事，但不能做空头理论家，要避免泛泛的说教，注意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的国情和民情，理论联系实际地启发群众。他主编《湘江评论》时，湖南军阀张敬尧鼓吹神道，借封建迷信来愚弄群众。为了在群众中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天命思想，毛泽东在刊物中发表了不少破除迷信的短文。一次大雷雨，一些人在大树下触电而死，有人说这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毛泽东就此事发表了《不信科学便死》的短文。文章说明触电原因，并号召群众学习科学知识，解放思想，同时由此引申到那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头脑的旧思想、旧习惯和各种强权政治。他指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65]毛泽东大声疾呼大家不要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不要怕任何强权，只要是真理就应该以大无畏的气概去追求。

新闻工作者要做调查研究。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一直重视调查研究工作，随时随地注意调查研究，而且对农村进行过系统的调查。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做好新闻出版工作的基本方法，新闻出版工作必须注重调查研究。新闻报道的目的是揭示事件的真相和具体的情况，新闻记者要报道真实的新闻，就要深入生活：“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66]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新闻工作者要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他明确指出，不了解情况，不了解群众需要，写不出好新闻。他建议吴冷西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各种实际情况，要他学习《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不能整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记者在调查时，要注重分析，不能走马观花。他在《〈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中表扬文章作者：“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67]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倡导的一种科学态度，也是他对报刊编辑工作者的一贯要求。他在主编《湘江评论》时，就明确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68]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这一为人熟知的古代成语，作了新的经典性的表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69]他认为新闻工作者不能依靠道听途说，而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求事物的真相，特别是不能人云亦云，惟书惟上，而要头脑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追根问底。要学会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审理案件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与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他说：“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 [70]

新闻工作者要有认真的工作态度，要有一丝不苟的精神。毛泽东在做编辑工作时，审读稿件总是反复琢磨，精益求精。他强调办报刊要保证不出一个错字。1938年6月，他的名著《论持久战》发表以前，他亲自作了校对，在退校样的时候，还给有关同志写信说：“都校了。第三部分请再送来看一次。第一第二部分，请你们过细作最后校对，勿使有错。”[71]1943年，毛泽东为揭露胡宗南军队妄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写了一篇社论，但《解放日报》发表时把胡军的数目搞错了。毛泽东当即严肃批评说：这是对敌斗争，一个字也不能错，错一个字就是政治问题。他认为要做好新闻出版工作，首要的是具备认真的工作态度：“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72]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作一件事情来办：“古人说‘校对’如‘校仇’，就是把错字当作敌人对待。”[73]报刊上出现错字以后，他还亲自为报刊写更正启事。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上刊登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有几个错字，他当即以本报名义写了一个更正启事，在5月3日刊登出来。

尊重作者是报刊工作者应具备的美德，也是做好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作者是报刊工作者尤其是编辑的衣食父母，没有广大作者的支持，报刊工作者本人能耐再大，也是无法把报刊办好的。毛泽东教导报刊工作者要充分尊重作者，在工作和生活中采取与作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特别是要尊重作者的权益，调动作者的写作热情，肯定和赞扬他们的写作成就，同他们建立和保持深厚的友情。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后据此次采访所得写成《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对打破国民党对我党的新闻封锁做出了极大贡献。斯诺这本书中的某些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当时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新闻记者汉斯·希伯曾著文对之进行批评。毛泽东对希伯说：斯诺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不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对他要求太高，你不应随便批评他。1939年他致信斯诺：“斯洛（诺）先生：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可好？我同史沫得列（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广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74]其中充满着深情厚意，令人感动。1937年他致信范长江：“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借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75]

新闻工作者要有敢于牺牲的精神和勇气。新闻工作是有风险的职业，即便在和平年代，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也有时并不受到欢迎，特别是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时候，常常会给记者招致种种迫害，甚至有生命危险。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对吴冷西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在一般情况下，新闻记者从事新闻报道牺牲生命的可能性很小，但政治上的风险无疑是仍然存在的。新闻工作天天遇到大量的新问题、新情况，又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处理、评论。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新闻工作往往容易出差错，稍有不慎，可能会犯大错误，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平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遇事不可明哲保身，而要随时为捍卫真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毛泽东报刊编辑思想是他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结合我国国情和党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而产生的理论成果，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未被清除的封建意识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后期所犯的某些指导性错误，加上向苏联新闻界学习过程中某些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影响所造成的弊病的干扰，致使毛泽东报刊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没有全面阐述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新闻工具社会监督功能等，这些都曾在一个历史时期干扰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正常发展。


摘自《中国现代报刊活动家思想评传》  胡正强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