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家文化主流精神
个人日记
说明：道祖德宗、哲思玄妙的李耳李老聃，载道之文，圭章独步。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思重为轻根，想静为躁君,硕学识广而义结鸿尘。其所作《道德经》，开人类文明之圣举，示寰宇大道之本原。通玄得识，寻幽厘定：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乃万物之母。实可谓老子天下第一，老子道法自然。其为觉悟人类，阐幽抉微，挥手指明了一条厚德载物的万载大道。学生清梦蒙童，幸得高堂，用宏取精。得知老子道开心语、美成上善、营魄抱一、宠辱不惊，物望若海波弦歌争涌，搏思如浪花牵手常生——故而生吞活剥其章，强识硬记其句，实逡巡徜徉而难入境中。及长，竟不避浅薄，简说厚道，似为无知无畏之举。今见斯文，虽蠡测难周，却也真诚。唯待增容，未敢自是。恰逢慈善鸿儒王彤王业隆君香港索文，务酌其宜，补缀罅漏，仰侯来贤。
仙家传说，老子是骑着青牛从黄海之滨登上山东崂山的。他从海上骑牛东来，头上时罩五色祥云，故后人称吉祥来临时为“紫气东来”。在寻常人眼中，老子是沾了仙气的，他是道家学说的创世之祖。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脊梁，是中华民族得以畅游世界的不老之舟。自先秦以降，其主流精神历经两千余年而不衰，足见其思想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自古至今，道家思想的传承，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给中华民族以自信、自豪及终极的社会发展方向。在历史的画廊中，道家思想的内容建构，大致有如下各点：
一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
老子和庄子，都把对道的体认，当成其终生追求的目标，故而“道”是老庄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其思辨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学说被称为道家。
老子认为，世界的生成模式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这里的“一”，是指阴阳未分前，混沌的宇宙一体;“二”指宇宙剖分为阴阳;“三”即阴阳之和。所谓“三生万物”，即通过阴阳的对立生成新的统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老子认为，阴阳未分的“一”，并不是事物的本源，它是由“道”产生的，“道”比“一”更根本。
这个比“一”更为根本的“道”，究竟是何性质，学术界分歧很大。有人认为道是唯心主义的，也有人认为道是唯物主义的，还有人认为是二重性的。这些论者所采用的界定方法，皆以唯物和唯心两大阵营来划分，即以哲学的基本问题为事实判断和价值的人文判断为标准。如果我们能从老庄思想对民族文化的心理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构成作用上来考虑问题，那么我们就会超越上述眼界，从而窥见其另一方的新天新地。
老子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老子》一章)。即，能用语言表述的道，不是永恒的道。而老子自认其“道”是永恒的，是无形无像的，故而难用语言来描述。道无形、无声，“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老子》十四章)。一句话，是虚、是无，是有的另一面。所以，道生万物，又表述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
老子认为，具体事物都是有与无的统一体。“有”指器物实体部分，“无”指事物的空虚部分。他比喻说，车轮之所以转动，车子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车轮辐条所集中的车轴圆木中心是空虚的，可以穿过车轴。陶器、房屋之所以有用，也都是其中存有虚空。虚空比实体更根本，所以，道就是无。
在老子那里，道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普遍法则。他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二十五章)，以及“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八章)，等等，就是对道作为普遍法则的揭示，也是对道的特征的揭示。在他看来，“道”的作用是自然而然的，然而没有一件事物不是他的所为。对万物的成长，它不强制、不干预，顺其自然。它经常向事物的相反状态运动以静制动，以柔弱胜刚强。它产生万物却又不据为己有，有利万物而不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不以万物主宰自居。这就叫“玄德”，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法则。因此，他要求统治者以“道”为法则，像“道”那样“虚其心”，“不欲盈”要“知足”不争，无为，自然。他的理论根据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具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道以自然而然为法则。
既然作为万事万物根据的“道”都以自然为法则，那么，统治者治理国家也应顺其自然，不将其主观意志强加于社会政治生活，而是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三十七章)。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在他看来，统治者对老百姓越宽厚，民风就越淳朴;越是严刑峻罚，繁文缛节，民心就越是“不古”。因此，他劝导统治者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具体说来，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三章)
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和对原始、质朴状态的向往，自然引导出“小国寡民”的思想。老子厌恶人世间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希望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争执，没有战争，“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老子怀有的这种情感质朴、生活自足的恬淡希望，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终极界定，表现了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建立平等自由社会的人类向往。
围绕“无为而无不为”这一核心思想，老子还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处世原则：“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
老子那个无所不包，以虚、无为本质特征的“道”，运用在政治场合和立身处世方面，便具体表现为“三宝”：第一是“慈”，即宽容;第二是“俭”，即节俭、俭约;第三是“不敢为天下先”。在他看来，宽容则能勇敢，俭约则能宽广，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则能做事物的首长。这是老子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战术的运用，是其无为而无不为战略思想的具体化。老子之所以主张“不为天下先”，一方面是因为他坚信柔软胜刚强的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另一方面，是与他“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信念分不开的。
老子认为，天下一切祸乱都起于争，而争则起于人的贪欲，故他既强调寡欲，又立主不争。他要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鄙弃名利，淡泊其志，知足知止。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按照人的自然本性正常地生活，人际关系才能协调，社会才能正常运转。而能少私寡欲，就自然不与人争;不与人争，则一切祸乱自然消除。因此，他要求统治者不要“尚贤”，以“使民不争”(《老子》三章)。他宣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老子》六十八章)。天之道是不争的，而又善于取胜。不争，并非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收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的效果。
不争，自然不会走在他人前面;不走在他人前面，自然要不为天下先。所以，结果是“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刚好与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相契合。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事物的另一侧面：这种“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销蚀人的锐气，阻碍人的进取精神，滋长了民族心理中畏缩、谦卑、不敢出人头地等消极现象。
二逍遥的庄子及道学演变
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其思想于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道”是庄子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和核心。较之老子，庄子对现实的不满更为强烈，批判更为深刻;对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构思，更加自我。
庄子认为自己处在“昏乱”之世，仁义之类的名教，是统治者蒙骗人民、将国家窃为已有的工具。圣人与大盗并生，仁义与窃国相通。他抨击说：“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庄子》)
可见，他把儒家高唱的仁义看作万恶之源。他认为：仁、义、礼、智，违背“民之常性”即人的自然本性，应当全部抛弃。人的性情是多样的、自然的，圣人却偏要用仁义礼智把它纳入一个固定僵死的规范里，这就好比把多余的手指砍掉，把连着的脚趾割开，把野鸭子的短脚增长，把白鹤的长腿截短，是违反人的本性的。
就个人人生哲学而言，庄子主张按人的自然本性生活，消除名利欲望，除了不为名誉所诱，不为物欲所困外，更重要的是保持心灵的恬淡虚静，而这又是不为名利所惑的关键。庄子的主张是“养神”，具体要求是“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养神的结果是“唯神是守，守而无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同上)具体条件是，去掉贵、富、显、名等欲望，泯除容、动、气、意、恶、欲、喜、怒、哀、乐等情趣，达到“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的状态。对尘世的一切毫不动心，这就达到了与天合而为一，与道同为一体的境界。所以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
庄子希望按人的自然本性生活，从仁义礼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以求得精神上的自由，而现实生活却与他的理想大相径庭。于是，生活于苦闷现实中的他，只好从思想上寻求解脱的办法，在自己构筑的理想的精神王国里去作“逍遥游”。
在他看来，不是客观自然束缚了人的自由，而是人们的思想束缚了自己。所以，“无己”就会“无待”。其具体途径是“齐物我”、“齐是非”、“齐万物”，从而修养成“至人”、“神人”、“圣人”，分别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就可以从“有待”的现实世界进到“无待”的“无何有之乡”，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即逍遥游了。
庄子的上述思想，产生于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战国中期。它对于宗法等级制度和专制政体，表现了极大的蔑视，揭露了统治者的虚伪嘴脸，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正如已有人所指出的，庄子思想，如果从美学角度去考察，便会发现它的重大价值。
老子之后，庄子和齐国稷下道家分别将老子思想往不同方向作了发展，后者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黄老学派。
道家黄老之学形成于战国后期。他们的思想倾向，是以老、庄虚静恬淡思想为基调的。其以“道”为核心，吸收法家思想，包容儒、墨、名、阴阳诸家等。司马谈曾概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经法·道法》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名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不敢犯也，法立而不敢废也。”《经法·君正》说：“法度者，整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十六经·称》则说：“案法而治则不乱。”这都表明黄老道家吸收了法家思想，将道法两家熔铸为一。同时，《黄老帛书》大量吸收了儒家的仁义思想。《经法·六分》说：“主惠臣忠者，其国安。”《十六经·观》说：“先德后刑以养生”，“先德后刑，顺于天。”君惠臣忠、先德后刑是儒家的政治主张，与先秦老庄道家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而在这里却成了黄老道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黄老道家确是顺应战国末期国家统一、思想统一的历史潮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思想便由盛而衰。但是，由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荒诞不经，很快便与神学同流，使重新崛起的儒学走上穷途。
汉魏之际，社会剧烈动荡，儒学已无法维持“独尊”的地位，各家思想重趋活跃。带有“自然”、“无为”特征，达生顺民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
魏晋时期，道家思想主要表现为玄学。玄学的主要经典是《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玄学家们对纲常名教合理性的论证，集中表现为名教与自然之辨。
作为政治理论形态的道家思想，从西汉中期开始，已渐趋式微，道家思想开始了新的分化组合。大体到东汉时，黄老道家一方面朝着神仙方术和宗教迷信的方向发展，后来就生成为与佛教相抗衡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另一方面则是将道家老庄的本源论着重从本体上加以理论深化，形成风行一时的魏晋玄学。
到了唐代，道教更加鼎盛。为了标榜自己门望高贵，历史悠久，更为了借神权以巩固皇权，唐代皇帝借与老子(李耳)同姓，依托附会，于高宗乾封元年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时代，道教更加显赫。他托言梦见老子，叫人画老子像，颁布天下，并亲注《道德经》，以推广道教思想。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又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玄元皇帝庙，并普遍成立了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年间置崇玄馆，改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为道德博士，以宰相为大学士，总领天下道院，形成了崇奉道教的风气。从总体上的统治策略来看，唐代皇帝实行的乃是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政策。而从内在特质来看，儒学更能在宗法封建社会里发生作用，因而它是统治思想的主导内容，释、道只是起一种辅助作用而已。亦正因如此，释、道二教也必须向儒学靠拢。
五代道士谭峭把道德与仁义礼智信联系起来。他说：“旷然无为之谓道，道能自守之谓德，德生万物之谓仁，仁救安危之谓义，义有去就之谓礼，礼有变通之谓智，智有诚实之谓信，通而用之之谓圣。”(《化书》卷四)
对于儒家宣扬的诚信道德，道家从总体上看是认同的。先秦道家是典型的道德论者，他们对“诚”、“信”的强调仍见于著述之中。《老子·八十一章》告诫人们“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同时指出“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他自己则信守信德，“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四十九章》)。即使对不守信用的人，也要信任他，这样才可以使人人守信。这些都反映了老子对真实、信实的追求。《庄子·盗跖》中也有尚信德的记载：“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尾生守信的故事正是通过《庄子》而流传后世的。
三 道家的理想人格
道家的理想人格是隐士。从对原始质朴的人性的崇尚和追求出发，道家憎恶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而出现的争夺、奸诈等品行，拔高原始人性的完美性。主张无为不争、少私寡欲，以恢复人性和社会的原始、质朴的状态。因而，他们愤世嫉俗，不为外物(名利)所累，以“全生保真”。
有人认为，老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和儒家一样的圣人，区别只是“两家对圣人的阐释却相去甚远”。儒家的圣人“是人类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者”。“老子追求的圣人品格是‘尊天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并认为“柔”是老子理想人格的“意志力”，“然”是老子理想人格的“理智力”，“清”是老子人格的“道德力”。
有人认为，庄子的理想人格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而要实现这种人格，就要从生死之态、世俗之礼、哀乐之情这三种情态的束缚中超脱出来。
在道家看来，人类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人们的欲望过多所致。对于个人来说，缤纷的色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品，使人口伤;驰马打猎，使人心发狂;稀有的商品，使人偷和抢。对于统治者来说，人民之所以陷于饥荒，是由于统治者吞食的租税太多;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是由于统治者喜欢有为;人民之所以用生命去冒险，是由于统治者拼命地保养他们自己的生命。由此，道家进而认为：“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故老庄认为不以物而累形，返璞归真，与时迁移，功成身退，方能修道，进而得道。笔者认为：抛开可作具体分析的“弃智绝圣”说外，老庄哲学体系中的思辨观点，是人类奔向自由幸福的一条光明大道
四 儒道法墨佛各家人格魅力及形象比较
中国文化的主体构成，离不开儒道法墨佛各家学派主流精神的“模块”支撑。春秋后期，百家争鸣的称雄时代，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多源洪流。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中国文化的内涵特丰富，姿态特灿烂，故使得世界的目光齐聚而来。千载中国、千载思想：儒家的纲常、道家的自然、法家的雄心、墨家的侠骨、佛家的柔肠，在时间的版图上，为东方中国描绘的画卷是那样的壮美，那样的哲思无疆......
其人格魅力及形象比较可概述为：
1 儒 家：儒家的道德金律，开辟的是一条“人尽可以为尧舜”的通天大道。走在这条大道上的人，有富胜四海，肩负平民希望的王者圣君;有省势律道，心怀天下的智者贤人。圣贤的人格追求，为儒家给国人设计的小康生活和大同世界，涂上了永不褪色的金色之光。
圣贤——儒家人格的光辉偶像。
2道 家：玄之又玄的道家，怀抱自然，逍遥万里。其“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庄子·内篇第一》)。忘乐而乐足，通物而情备。“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庄子·天道第十四》)的玄虚道境，是芸芸众生，乐往逍遥的不倾山川。“知足”、“寡欲”、“天长地久”而百姓谓我自然”(《老子·第二章第七章第十七章》)的道家，胸怀宇宙能容物，大雅清风不染尘。隐士的人格追求，为道家飘然物外的生存风采，找到了一处红尘远离的“桃花源”境。
隐士——道家人格的云中龙影。
3 法 家：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的法家，依法治国，治国有术。有学者说，秦朝兴于法家，秦朝亡于法家。此语可谓只说对了一半，秦用商鞅变法，国富民强，此谓法家兴秦之功，秦灭六国，江山一统。“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杜牧·阿房宫赋》)。此时的秦君几乎完全抛却了法家提出的“德主刑辅”的治国主张。其滥用刑罚，恣意妄为。以致“戍卒叫，函谷举”(《杜牧·阿房宫赋》)。楚汉烽火，很快烧掉了大秦王朝的一统江山。惜乎法家，英雄末路，蒙冤千古。法家之法，法外开恩。创业借客卿之力，统一靠长枪大戟。英雄的人格追求，为法家感叹《说难》、斥退《五蠹》，提供了用武的乐园。
英雄——法家人格追求中的掌中江山。
4 墨 家：以义利为车，以兼爱为轮。把尚贤、尚用、非攻、节用、节葬、天志等件件成用之物载给寻常百姓的墨家。极力主张建立“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的理想社会秩序。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其倡导的平等平均思想，代表了小生产者的生活要求，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墨子的可贵在于他以自己的行动，甚至不惜甘冒生命危险以实施他的非攻兼爱主张。《公输》篇中记载他从鲁国出发，赴日七夜，去制止楚国攻打宋国的事就是例证。后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动，或许就源于子墨子的思想基因。义侠的人格追求，为墨家兼爱群生的社会风范开辟了永削不平的道路。
义侠——墨家人格追求的救世良医。
5 佛 家：清音常在，慈悲怀胸的佛家，以无念为宗，度六根清净。敦煌本《坛经》上说：“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雾覆盖，上明下暗，不能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参罗，一时皆现。世人性净，犹如清天。慧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这是说让人脱俗超凡，就要禁绝浮云一样的俗念，然后方可“顿悟成佛”，即“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佛子是一群异样的人类，异人的人格追求，为佛家的轮回报应论，开通了一条通向极乐世界的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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