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

写在前边

1969年，走进人民解放军大学校，正是国内与国际风声紧凑的时间。那时的我们只知道参军光荣，而对一些内部情况却分晓不知。时而来到53师北线紧张的战备施工，多多少少让我们也知道了一些内部消息，特别是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弩张剑拔，稍微处理不慎的事件就可能引发一场战争。回顾这段历史、回顾我们经历9个月北线朱日和备战的情况，对我们是一次永恒的难以忘却的留念。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段时间紧张气氛的形成和重要性。

风声紧，雨意浓。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

1968年1月，大批苏军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1969年3月，苏军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1969年6月和8月，新疆又发生中苏武装冲突。

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则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风声紧 雨意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

从６０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反攻大陆”。1969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60年代后，这种重视的程度日益提高。1964年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他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

1965年4月12日，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地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指出把“三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三五”计划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备战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坚定的态度，就会犯方针性的错误。据此，《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

在1965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各省、各部及军内各部门着重汇报、交流了全面加强战备、加速三线建设的情况和计划。

会议同意“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自此，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

1966年，毛泽东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他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的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战备在“天下大乱”后走向复苏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对外敌入侵的高度警惕，主观上仍想继续加强战备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均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有的甚至已经陷于瘫痪和停顿。

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1968年9月7日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指出：这“是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由“天下大乱”的阶段进入了“天下大治”的阶段，在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自身的性质，虽然“天下大治”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但与“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相比，在全面斗、批、改阶段，国内形势还是较为平稳、安定了一些。遭到严重干扰、破坏的各项工作得以有所恢复，有所发展，部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也有可能比较正常地运行。

与此同时，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战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盛，美国困难越来越大。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并以此为凭借在全世界到处伸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竞争朝着有利于苏联方面发展。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磨擦。此外，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中国方面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它正在成为中国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有鉴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放在“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随着中苏边境冲突事件迅速增加，特别是1968年7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急剧上升，迫切希望搞好各项战备工作，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这是中共九大前后战备工作高潮的外部原因。

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以后，战备工作立即被当作一项紧迫的重要工作提上革委会的议事日程。

1968年9月7日，北京市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

同年9月30日，林彪在庆祝国庆19周年大会讲话中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随时准备消灭一切于敢于来犯的敌人！”

在同年10月31日通过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有关的提法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1969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出“越是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我们要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国防，随时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侵犯我国的敌人！随时准备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不难看出，以上言论虽然提到了外敌入侵的可能和备战问题，但基本上属于一般号召，没有给人多少紧迫的感觉。实力代表一切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1968年1月，大批苏联边防军人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用装甲车压死、撞死、撞伤中国渔民多人。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1969年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塔斯提地区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战争气氛更加浓厚。1969年下半年后，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增加，苏联还私下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1969年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形势的严峻和紧迫。社论指出“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他们对一些东欧国家的人民任意进行残酷的掠夺和野蛮的压迫，甚至出动几十万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把东欧的大片土地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企图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国。同时，他们也把这一套搬到亚洲来……而且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领土……他们的胃口比沙皇还大。”社论最后说：“我们警告苏修叛徒集团：中国的领土主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如果你们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1969年3月5日，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同月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说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以较大的篇幅说到了国际形势和中苏边界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在1969年4月28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分  歧

当时，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与作战的一些主要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例如：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毛泽东语）；在战略方针上，60年代中期以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表现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防御重点在“三北”地区；在战备问题上，一致同意要以充分、广泛的战备工作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外敌入侵，等等。

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珍宝岛事件后，四位元帅开了两次会，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美苏在全球争霸的态势和重点，提出了若干关系中国战略方针的重要建议。

报告认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从空中、海上和陆地向中国大举进攻，原因不是对方不想快干，而是没有准备好；而且，不论是从美国还是从苏联来看，它们目前最迫切最突出的是要安定欧洲，巩固欧洲，控制欧洲，这也就是说，它们争夺的重点仍然是在欧洲，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未改变这一基本战略格局。报告同时也着重指出，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搞好战备，时间已经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素。1969年9月17日，在全国贯彻执行中央“八·二八”命令，战备工作已出现全面高潮时，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提出，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联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科学的分析，指出，苏联方面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但它又对战争顾虑重重，怕在政治上孤立，怕加剧国内矛盾和经济困难，怕两败俱伤美国得利主宰全球，等等。所以，在可以预想的时期内，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反而有可能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进行和谈。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一方面要采取灵活的策略，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革命制止战争”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事实证明，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走向高潮

九大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了突击性的高潮阶段。

1969年6月，为系统研究，制订对付苏联入侵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委召集的“三北”会议在北京举行。

同月，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在会上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他们还指出：“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费用比1968年猛增××％，1970年、1971年两年又继续递增××％和××％。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平均多达××％，超过1968年不到×％的比重，造成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1969年6月中旬至7月，军委办事组召开了一些加强战备的会议。

同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纪念建军42周年社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社论号召：“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必须有足够的估计。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的这个方针是无产阶级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打。但是，如果美帝、苏修硬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一定奉陪到底。”

同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在地方各级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吸收驻军和地方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事机构，承办日常业务工作。报告规定，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为：组织和进行对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制城市战时人口疏散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和训练群众性的消防、救护、抢修、治安等队伍，等等。次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成立，组长周恩来、谢富治、吴法宪、阎仲川，办事机构设在总参作战部。

1969年9月，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同月23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同月29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

同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口号》。口号共29条，其中第11条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第12条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第22条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此条为毛泽东审阅时所加。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最大的战备，但实际上，正是“文化大革命”给战备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九大以后，虽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已成立，整个形势逐步趋于平稳，但前一阶段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所留下的后遗症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而且，“文化大革命”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又在继续造成新的动乱，严重地阻碍着战备工作的进行。

九大以后不久，山西、河南、江苏、湖北等一些省、市、地区又出现反复，动乱再起。例如，山西省革委会领导班子长期不和，各拉一派，全省许多地、市又出现了各种另立山头、制造分裂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下，各自拥有专业武斗组织。这些组织在社会上搞打、砸、抢、抄、抓，冲击部队指挥机关，抢夺部队武器装备，破坏铁路公路，武装袭击列车，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割据，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等等。为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中共中央于1969年7月23日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扫除一切武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大联合。“七·二三”布告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山西的形势迅速好转，其它省、市、自治区存在类似情况的地区也受到震动。布告本身虽然没有谈到战备问题，但它所针对的问题和所产生的结果都与战备密切相关。

但是，“七·二三”布告仍不足以解决大规模动乱和武斗所遗留下来的各种严重问题。布告发布后，一些边远省、自治区武斗动乱的问题仍未解决，这与当时已经十分严峻的战备形势是很不相适的。为此，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发布命令，这个命令既是一个广泛、紧急的战备动员号令，又是一个推辞严厉、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战斗，安定形势的命令。命令提出，美帝、苏修正在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命令要求边疆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的思想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命令要求：大敌当前，要加强军民、军政及军队内部的团结，巩固革委会；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拆除一切武斗据点，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命令要求，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意敌人动向，作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八·一二”命令把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明确地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把战备问题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及加强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并由主要是思想动员进入了全面的具体实施，由主要是部队的工作变成了全民的紧张行动，由领导机关的一般工作上升为主要工作之一。

“八·二八”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贯彻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区革委发会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例如，甘肃省于8月30日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对照命令检查了群众的战备工作，会议决定：（1）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大宣传、大学习“八·二八”命令的高潮；（2）下决心解决一些地区、厂矿的“老大难”单位的问题，采取果断措施，把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查清，对阶级敌人发动一次进攻，彻底解决矛盾；（3）在国庆前整顿一次社会秩序；（4）提前进行战备物资、人员疏散等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于9月2日和3日连续两次召开全市大会，号召全市800万军民立即动员起来，以高昂的战备姿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命令，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团结起来，准备打仗。大会决定：立即在全市城乡掀起学习中央命令、执行中央命令的热潮，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武装每个人的头脑，用“八·二八”命令指导每个人的行动；进一步加强革命大团结，巩固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加强革命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从各方面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坚决镇压反革命，维护革命秩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热潮；有领导、有步骤地整顿民兵组织，要做到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三落实，并加强首都防空设施。

随着对“七·二三”布告特别是“八·二八”命令广泛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贯彻和执行，全国出现了一片浓厚的战备气氛。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的因素都受到严厉的打击，革委会的权威得到维护，生产逐步恢复，社会生活、工作秩序有所好转。这些都是进行战备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也是紧迫的战备活动的结果。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1969年9月12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原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题为《举行军事情报传达会议——中国的核设施对苏联的攻击保持戒备》。报道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官和民政官员正在接到通过要他们预防苏联将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场‘必然的’袭击。……北京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一个命令，授权军队对‘无政府主义者’、‘反革命分子’和‘颠覆分子’加强镇压措施。……在广东会议上，干部们把由毛泽东认可，从9月1日起生效的这个命令说成是实际上是一个‘动员令’，其目的在于加强‘祖国的防御’。……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干部们敦促参加会议的军官和官员对士兵和老百姓进行教育，使他们知道战争已迫在眉睫。”报告表示不解的是：“这里的专家们同样不清楚的是，中国人谈论马上就要打仗，是用来推动它过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计划，还是真正害怕战争而提出这种严密的计划。”

日本《东京新闻》于1969年11月23日也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布“八·二八”命令，加强边境地区的备战》的消息，以及题为《同苏联的紧张状态历历在目，对边境地区的武斗感到危机》的评论。评论中说：“‘八·二八’命令的八项内容，直接间接都同准备打仗有关，由此可见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是多么地紧张。……在这种对付苏联和对付美国的准备也即备战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北、内蒙、新疆、云南等边境地区，问题特别多，据说各派之间不断发生武斗。针对边境地区的混乱，发布‘八·二八’命令的目的，似乎是要严惩首恶，确保军民纪律，从而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支持下，突破国内外的严重局势。”

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全球的战略态势。对于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是难以奏效的。积极的战略防御成为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文件。

“林副主席第一号令”

1969年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的愿望。双方协定，同年１０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

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

1969年8月初，在军委日常工作安排下，总参谋长黄永生带领总参几位副总长、我兵种司令员、北京军区领导急赴北线视察北线战备情况。而且亲赴我53师最前沿，朱日和111团阵地检查。北线地势，间隔外蒙与苏联还有一段路程和时间，出现战事也会波及一个国家和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发生类似东线和西线的情况极小。1、如发生战事，势必牵涉苏联部分兵力，因此没有必要为荒凉的西线大沙漠、北线草原投入太多的精力。2、苏联主要精力是在东线。我国东北是一个大粮仓，是一个战略要地，如果夺得东北，可以作为一个军队储备仓库和外来迁移固定人口充分利用其价值（以后再分析东西线）。但为防备苏联利用蒙古辽阔的草原作突袭出发地，北线还是应该做好一切相应的预防工作。

1969年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

1969年10月初，林彪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部队司令郑维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等陪同，乘飞机到山西、河北等地视察、看地形。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他背着党中央、毛泽东，要秘书给在京的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当晚，黄永胜即布置阎仲川向全军传达。阎仲川随即以“林副主度第一个号令”由“前指”下达全军。全军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全民备战

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

这时，虽然有些部队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总的来说，全国全军的备战活动已开始缓慢地从那种大战在即、一触即发的状态向常备型状态恢复。尽管转变已经缓慢地开始，但直到１1969年底，战备气氛仍然很浓，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969年9月以前和1970年以后。在当时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日常工作中，战备工作被当成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纲”。

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要考虑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没有全局观念的工作，就是单纯业务观点”。1969年10月下旬，广东省革委会第十二次常委扩大会确定，要以战备为中心部署今冬明春各项工作。1969年11月中旬，长春市革委会举行城市斗、批、改工作会议，决定从准备打仗出发，以经得起战争考验为标准，认真搞好全市今冬明春斗批改工作。1969年12月7日召开的黑龙江省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以战备工作为重点，讨论落实1970年斗、批、改及工农业生产新跃进问题。

当时，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一种“内紧外松”的方针。紧张的国际形势，大规模紧迫的战备活动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几乎没有反映，尽管战备工作一度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但报纸和广播的基本内容却是“革命大批判”、“活学活用”、“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整党建党”以及工家业生产等项工作，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1969年10月至1969年底，各地战备工作的重点已普遍从平息武斗、铲平山头、加强团结、批判无政府主义等转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备训练、战备组织、物资储备、人口疏散等方面。具体内容有：

（1）战备动员、教育。这是战备工作的思想基础，一直被放在各项战备工作的首位。例如湖南省在“八·二八”命令下达后，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战备教育工作。全省农村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以战备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广泛的“革命大批判”，利用电影、幻灯、图片、漫画、墙报、文艺宣传等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据报道，通过这一系列战备教育活动，加强了战备观念，促进了斗、批、改运动和工农业的发展。天津某厂革委会自九大以来，“结合国内外形势，针对职工的活思想”，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战争的一系列论述，并采用讲形势、摆敌情、声讨批判、忆苦控诉、敌情展览、战备落实、讲用会等形式，对全厂职工进行战备教育。通过学习，职工们进一步认清了敌人的侵华罪行，明确了我们必须立足于打；同时认识到，搞好本职工作，就是对敌人的有力回击。在中苏谈判开始时，全厂167名职工主动把被褥搬到厂里，日夜守卫在机器旁，突击生产军工产品。

（2）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青海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11月上旬决定，将省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十几的人到新的指挥机关；一部分约占百分之二十几的人留在西宁，坚持工作；另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到新指挥机关的周围做群众工作和负责面上的工作。湖南省革委会组成了三线，成立了第一指挥所、第二指挥所和本队。中苏谈判时，革委会机关的一、二线人员都背起背包分别进入第一、二指挥所，本队则进行了就地疏散隐蔽。

（3）疏散城市人口、物资。这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战备活动之一。1969年10月中下旬至年底，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学校被外迁，一些高等学校被裁并，一批高等学校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建议“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与此同时，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教师和干部被下放。青海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1969年11月8日关于战备问题的讨论中，决定将被撤销的18个厅局的2500多人，除搞专案的人集中起来到省办“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办公外，其余的一部分担任中、小学教员或充实到各级革委会中，一部分人组成宣传队到各州、县协助当地革委会工作，另一部分到“五·七”干校或“五·七”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不能坚持工作者，动员其回原籍，按当地工资标准发工资。对职工家属，能回原籍的一律回原籍，路费可报销，户口带与不带听其自愿，无原籍可回的则安置到省革委会的家属基地去。对城市居民，应尽可能动员去农村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