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

 “强国人”本是香港俚语，使用范围极窄，意指“来自强国的人”——这是一个反语，主要用于嘲讽中国大陆访客唯强国自居的趾高气昂的姿态，以及对中国媒体语境中连篇累牍的“强国崛起”的消极调侃——但是，随着互联网社交属性的日益普及，场景融合导致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甚至处于不同阶层的网络用户得以直接交流，譬如曾经只能窥于报章的港台明星，如今却真切的活动于相对平等的微博上，在其发布微博底下敲出一句评论，也令人产生话语权被消弭之后的“对话”感知，故而即使有着防火长城的存在，也丝毫不能阻碍中国大陆网民翻越高墙追到Facebook、Instagram等地，责骂任何一个他们想要责骂的对象。于是，“强国人”的称谓开始跳出特定圈子，成为一种标签式的流行词汇，而“强国人”所具备的强烈的个人意志，也被视同一种文化或是文明上的“侵略”。

“强国人”最大的特征，在于毫无克制的控制欲，具体表现在其热衷于制定言行的标准，若是不符合这套标准，“强国人”就会群起而攻之，认为这是违背做人准则的大逆不道。天灾人祸发生后若不在微博里点上一根蜡烛，便是不可理喻的冷血无情，如果生于这个国家而又批评这个国家，便是“端起碗来喝粥，放下筷子骂娘”的虚伪无耻，要是在某些政治正确的命题上存在异见——比如较真南京大屠杀究竟有没有30万人死去、钓鱼岛等领土纷争上中国政府是否有着错误——那么恭喜，这下很有可能中了头彩，你会见识到什么叫做“顺着网线爬过来掐死你”的马蜂气势。

浅薄的讲，这种“不从我意，必遭天谴”的“强国人”情感，与之教育体系、政治制度、历史传统都不无关系。“强国人”的教育，推崇标准答案，如果一篇文章里出现了蓝色的窗帘，那么必然需要通过阅读理解来寻找唯一的原因；“强国人”的政治，讲究绝对服从，如果某些领域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它就一定是“不容置疑”的，没有讲道理的余地；“强国人”的历史，充满道统理念，百家争鸣的时代如同流星稍纵即逝，从焚书坑儒到四库全书，都是奉行统一思想的目的，历朝历代不绝于世的文字狱也说明，拥有与众不同的思想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教育是糖衣，提供指定的营养，它引导公众，遵从的好处（被誉为“敲门砖”的学历），政治是炮弹，提供紧张的惩戒，它告诫公众，违反的坏处（所谓“政治污点”），历史是炮膛，提供动力与惯性，它警示公众，我们千百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而且在千百年后还要一直这么下去。

不可小觑这种“三位一体”的影响，它让很多反对者，其实都带上了被自己所反对的基因。一个相同的原理是，许多心理学专家的研究都表明，在家庭暴力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成年后产生暴力倾向的几率相对要高许多，家庭暴力被证明是可以被“传承”的，尽管他们深受家庭暴力之苦，却因久而久之的浸染，而在心理层面与施暴者达到了同步。许多“强国人”并不承认这个标签，同时认为自己也是教育、政治以及历史的叛逆者——或者说有着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在潜意识上，他们的判断和行动都与他们被赋予的设定保持一致。

以中港矛盾为例，早在2008年，一名中国大陆旅客滞留香港机场，向TVB记者抱怨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欠佳，抛出“要不是中央政府照顾你们, 香港就完蛋了”这等惊世骇俗的狠话，后来也有香港本地的电视媒体断断续续的有意采访大陆游客，询问他们对于香港居民反感过量游客压力的话题，而这些在镜头前的“强国人”也毫不掩饰“恩主”角色的扮演，纷纷表示“如果没有我们消费，香港人就活不下去”，而这正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现实投影，是自以为独立的附庸心态的作证。有趣的是，以舆情而言，如果单是把这种观念提炼出来，可能不会得到太多支持——比如在这条微博的评论中，很多“强国人”也觉得甚为不妥——但是因为将阴暗面暴露于阳光之中所引起的尴尬与不适，并不意味着“强国人”就不持有相同或者相近的立场，当中国大陆游客夫妇放任幼童在香港旺角街头便溺所引起的争端再度升级时，“强国人”关于“是我们养活香港”的言论也就复燃而生，透露出一种“自卑而又自大”的情结。

“强国人”的“自卑而又自大”，始见于鲁迅的《随感录》：“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国势强盛与否的衡量尺度，往往不在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品质，反而是以肾上腺素的分泌量为指标，用食物链的角度——我如果不是凌驾于你之上，就一定正在被你蹂躏——物化一切事物，一个中国男人娶了外国女人会被视为“为国争光”、“好样的”，一个中国女人嫁了外国男人则在暗地里等同于“民族耻辱”，让人“脸上无光”。所以，在1988年由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少年郁达夫》中，爱国诗人郁达夫因为没能追求到钟意的日本女人，而在屋内一边手淫一边痛苦的哀嚎“祖国你为什么不强大”，力图将个人的挫败转嫁于国力的衰微，同样是关于“自卑而又自大”的最好的注解。这种情结被屡试不爽的表现在电影艺术上，2013年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也将“自卑”的起因定义到“在美国洗盘子”、“和美国女友分手”等故事中，再以“赚了大钱砸美国佬的脸”作为“自大”进行收尾，自娱自乐直至高潮，反而是电影中主人公的原型、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在接受柴静专访时称电影中的“自己”说“只有在纽交所撞钟才能得到世界尊重”是错误的，得到尊重其实很简单，就是“做合法且有意义的生意”。

“自卑而又自大”的分裂矛盾，源于预期与现实的落空。在九年义务教育人教版语文教材中，有一篇题为《一面五星红旗》的课文（小学语文第六册第七单元），故事大意为“我”（一名中国留学生）因为漂流事故而来到异乡（意大利的一个小镇），在身无分文、饥肠辘辘的情况下走进一家面包店，当需要以物换物取得食物的时候，面包店老板看不上他新买的大衣，却对“我”随身携带的一面五星红旗“眼里闪出亮光”，执意要用面包换取这面旗帜，“我”却宁可饿晕也拒绝用国旗交换食物，最后“我”在一间病房里醒来，面包店老板不仅表示了敬佩，而且支付了全部的治疗费用。这个可能穷极乔治·马丁一生的想象力都无法构思出来的奇幻故事，就真实的被教授给所有读着三年级的少年学生，受这种妄自尊大的熏陶成长起来，再让他们去接受一个自己国家不那么被礼戴、甚至被大多数人所讨厌的现实世界，如果不生出“自卑而又自大”的情结，反而罕见。

部分“强国人”擅长在网络上编造段子，讲一个中国人在美国随地吐痰之后，被路过的美国人看到，灵机一动的他，立刻将几句日文脱口而出，美国人顿时皱眉，恍然大悟的感叹“原来是日本人”。类似主题的段子不胜枚举，我认识的很多香港人认为，“强国人”有种只活在自己的世界的觉悟，他们根本不去承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若以国籍论文明，东亚除了朝鲜之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海外都要比中国公民更受尊重——“强国人”在听闻某个台湾明星自称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时（不论事件真假），都会情不自禁的愤怒，在愤怒的成分当中，国家统一的诉求占比其实极为有限，更多的是无法理解为何一个连国家都很难得到承认的身份属性（台湾）竟然要比泱泱中华更加富有魅力，为何“我视若珍宝，汝弃如糟糠”？

很多时候，“强国人”无法真正理解平等，是因为无法分辨“受到歧视”和“不被尊重”的差别。不让一个黑人在公交车上坐座位，这是歧视，但是一个单身女性拒绝和一个陌生的黑人男性搭乘一辆空车，这不是歧视，而是一种合理的自我保护，而其背后则是对犯罪率较高的群体的先入为主的判断，基于这种判断之上的，则是一个特定群体难以得到尊重的渊源剧情。“歧视”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伤害行为，而“尊重”则是自由前提下的个人选择——即使因为偏见而不尊重，那也是双向选择的结果——简而言之，在中国国土面积之外，“强国人”所感知到的种种敌意，比如关于“素质”、“教养”、“礼仪”等方面的评价，大多数都不是“受到歧视”，而是“不被尊重”，而人们不尊重“强国人”，则是因为“强国人”早就留下了种种劣迹（不要相信《红番区》里井井有条的唐人街），所以很难想象“强国人”能够获得自己期许的那些待遇。偏偏“强国人”的字典里又没有“知耻”二字，当得知自己不被他人喜爱的事实之后，“强国人”最为直接的反应不是检查自身做了什么让他人讨厌，而是怒发冲冠、双眼充血的想要反抗“歧视”，如同一只暴躁的雄鸡，希望强迫对方尊重自己，誓将“车同轨、书同文”的历史重现。

Reddit上曾有一名英国网友吐槽，说他在中国留学时，曾在一个中文论坛上称中国人“十分好斗”，结果成百上千的中国网民涌入帖子，几乎溯源到鸦片战争时代，将英国人骂了个遍，理应“没有资格侮辱中国人”、“不许造谣说中国人好斗”，甚至人肉到了这名英国网友的导师邮箱，灌入大量要求讲其开除的邮件……这名英国网友最终说，他败给了“这群希望被冠以文明评价的野蛮人”。

这是在预期与现实落空之后，秉承“自卑而又自大”的本能，“强国人”用于扭曲现实的惯用方法：不择手段的将个人意志加以他人，以威慑交换认同。在萨特的戏剧《Huis Clos》中，有三个互相厌恶必须永远生活在一起，他们时刻面对彼此，却又无法杀死对方，甚至不能自杀，那句著名的“他人即地狱”就出自此处，而“强国人”相信自己疲于挣扎的处境，也正如这所地狱一样，徒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概，却无实现它的资本。

因此，很多滑稽的认知就此展开。香港居民讨厌“强国人”，随后听到“强国人”悲愤的哀嚎“你信不信我不养活你啦”，日本政客不太顾忌“强国人”的感情，故而“强国人”认为抵制日货3个月可使之亡国，美国国策时而与“强国人”的国家作对，于是“强国人”又齐齐横眉冷对大喊“还钱”（国债），这些罔顾贸易常识、将互惠交易当成买方恩惠的逻辑，皆是“强国人”虚构并说服自己相信的“底气”。

当然，众所周知，“强国人”通常在其国家是不具备政治权力的，他们的提倡也都以闹剧过后便偃旗息鼓告终，所以香港媒体人笑称“中港富人联手数钱，两地穷人频频对骂”，不是没有道理。然而，针对宏观矛盾杀伐决断的能力固然欠缺，在将矛盾落地到个体时，“强国人”满地打滚的本事还是有的。

最近的案例，是杜汶泽事件。杜汶泽在香港素以“性情艺人”著称，定位也非偶像派的包装路线，与黄秋生等前辈一样，他们不被要求扮演好好先生，也没有因为“敏感度”而去隐瞒政治意见的习惯。今年3月，杜汶泽在Facebook上力挺台湾反服贸运动，因此而与越墙而来、痛恨台湾那些“给脸不要脸”的学生的“强国人”结怨。由于“强国人”生活在一个习惯被封杀的国家——区区一道政令，即可决定他们能看那部电影、不能看哪部电影——所以“强国人”也有着承上启下的一套逻辑，自认为有着封杀的权力，通过网络对杜汶泽下达了驱逐令，配以经典的台词：“对大陆有意见滚出大陆”，而杜汶泽则实知“强国人”没有接管海关的能力，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率性回应“有本事就真的不让我来大陆”，将耳光抽回“强国人”火热的脸颊。倒是彭浩翔在Facebook上的更新干净利落：“发表对内地时事制度批评时总惹类似反击——‘那你干嘛还赖在极权国家不走，就为了赚点人民币就违背自己做人的信念，你要是有种就滚出极权国家’，其潜台词是‘你妈的赚了人民币还不闭嘴’？我赚钱靠我劳力，香港回国中国我在哪工作都成。赚钱不代表必须歌颂不公不义。我有种才继续发声，你有种自己去喝国产奶粉。”

且不论关于小区业主批评环境卫生竟遭疑似物业公司马仔呛声滚出去的逻辑是否过于愚蠢，在“强国人”的国家，比如强制拆迁遇到钉子户，拆迁方会很自然的将钉子户的所有亲戚全部“因故停职”，借此施压，使捍卫权利的勇夫转瞬间成为祸害大家失业的灾星。当“强国人”察觉到自己的确如杜汶泽所挑衅的那样、无法阻止他合法的进出大陆之后，“强国人”很迅速的学会了自己常被迫害的手法，将矛头对准了有杜汶泽出演的电影作品，逼迫关联方站队，并得意于“人多力量大”的效果——据说杜汶泽最新的电影作品在豆瓣的评分被刷得很惨。

梁文道曾讲，好莱坞的很多明星都有自己的政治意见及倾向，而且从来不忌讳去谈论它，有时候美国政府希望发动战争时，他们可以出来反战，但是工作不会受到影响，也不会说广告商以后就不找他了，大家分得都很清楚，公是公，私是私，反倒是香港由于经纪人制度太强盛，导致经纪公司现在都喜欢找一些容易控制的、听话的、没有自己意见的孩子来培养，使年轻一代的娱乐圈“念稿风气”严重。

如果往来中外互联网的社交平台，你会发现当两类网民遇到自己并不喜欢的公共事件时所呈现出的截然不同的语义反映，中国网民通常会以“You must be……”（如：你必须道歉）或是“How can you……”（如：你怎么能如此冷血）做出回应，而海外网民则多半是“I feel……”（如：我感到恶心）或者“Looks like so……”（如：这看起来愚蠢透了）作为陈词，在这差异背后其实有着两种价值观，“强国人”很容易感到被冒犯，在缺少平等观念的视野中，要么遭到欺凌，要么实施欺凌，别无第三种选择，所以一旦遇上不如己意而又在对抗时没有危险时，“强国人”就会将敌意转嫁到一切附加选项上，向对方施以“摊上大事儿”的威胁。而有别于“强国人”的正常价值观则是在表达己见时规避脱离教养去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及言行举止指手画脚，你可以“让我觉得是个傻逼”，但是我无权也无必要逼你变得“不傻逼”。当然，不是说中外有别能以“绝对论”来定性，但是与“强国人”相近的思维，在社会中一定是非主流的状态，以美国为例，匿名社区4chan的网民曾在2009年《时代》评选年度百大人物时将其创始人刷票刷到排名首位（“强国人”是不是很熟悉），也多次攻击并入侵批评4chan文化的名人的Twitter帐号，但是4chan始终停留在小众的范围内，影响力突破不了其受众圈，反观“强国人”，连爆吧都能成为全民运动——爆吧行为是理解“强国人”逻辑的最好佐证，比如我觉得你不该崇拜哪个韩国明星，我就去将你们崇拜他的社区秩序尽数毁掉——更不用提历史上数起为政治服务的黑客行动了（黑客是反政府、拒绝利用技术宣扬个人倾向的群体，到了“强国人”这边，却恰好颠倒了过来）。

柏杨以前说中国人的“酱缸文化太深太浓”，以致于“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几十年年倏然掠过，此话仍不过时。你去站在美国的唐人街入口，会发现其面貌与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没有任何变化，里面甚至有居住了多年的中国移民迄今还不会说英文，而同样曾经以抱团来维持异国生活的日本、韩国移民，则早已离开“日本街”、“韩国街”，融入了全球文明。

“强国人”所不知道是，虚妄是一种醉人肺腑的安眠药，剂量愈大，与现实的距离也就愈远，就像偶尔误从深海蹿入浅海的鱼类会因内脏膨胀直至爆炸一样，“强国人”的扮演若是入戏过深，可能永远都会被禁锢在跳梁小丑的角色无法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