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临时工”是与“正式工”相对的称谓，属于本单位的“非在编人员”。我国《劳动合同法》并没有临时工的概念，按照该法规定，用人单位应该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临时工与正式工都要接受岗前培训，遵守同样的法律法规和单位制度。实践中二者的区别在于，临时工不占“在编名额”，工资基数与正式工有所不同。可见，临时工和正式工的差别体现在单位内部福利和人事制度方面，在对外工作中两者都是供职单位的代表，他们的职务行为后果都由单位承担。
 

协警、协勤、编外城管等都属于临时工的范畴。行政执法机关热衷雇佣他们的原因除了节约成本，弥补行政人员编制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临时工在危机公关时可做“替罪羊”使用。其实，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与法律相冲突的。
 

从行政法角度说，临时工不能成为合法的“执法主体”。“持证上岗”是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前提条件。临时工并非行政单位在编人员，并未配发执法证件，即便是有机关配发的“授权执法书”也不符合“持证”执法的形式要求。同时，“临时工”也不能成为执法权的委托对象，他们的作用只能是协助工作，从事一些不涉及实质执法过程的辅助性工作，比如，开车、后勤等。所以，“临时工执法”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在“暴力执法”系列事件中，临时工既不是直接执法者，也不是委托执法者，他们不可能成为法律责任的承担者。一方面，如果执法机关非法授权临时工“行政执法权”，那么，按照行政法规定，非法授权者就应该成为直接责任人。另一方面，如果在执法过程中临时工以“协助者”的身份暴力执法，那么，责任主体就应该是被协助单位。所以，临时工无论如何也轮不上成为最终责任“替罪羊”。
 

如果临时工的“执法”被认定为“个人行为”或“越权行为”的话，用人单位仍然不能摆脱干系。因为临时工的对外“执法”使用的是单位的名义，社会公众从外表上无法分辨出“公事”还是“私事”，“正式工”或是“临时工”，这就构成了法律上的“表见代理”。他们的行为对外并不代表自己，而代表了雇佣单位，产生的法律责任当然要由雇佣者承担。
 

因此，某些行政单位把“临时工”当成“挡箭牌”的做法在法律上说不通，在情理上也无法让社会公众接受。这种“掩耳盗铃”的社会乱象应该成为下一步行政权力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素材 腾讯评论 作者：朱巍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