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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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我曾经跑了几个省市，对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进行调查。当时，单位安排的初衷，是调查下岗职工如何打拼，想反映出弱者不屈抗争的精神。但是，在调查中我却发现，许多人把黑手伸向下岗职工，以“试用”、“高强度劳动”等方式，无偿剥削和榨取下岗职工的血汗。《他们在生活的底线上拼搏》是我调查的结果，发表于《中国改革》2003年第1期，由于公开发表，做了许多技术处理以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但仍然触目惊心，让人忍不住落泪……这是发表出来的文章，原文找不到了。我为不幸的人祈祷，祝愿他们得到上天的垂怜！同时，希望恶人良心发现，帮助而不是掠夺弱者。更希望政府以悲悯之心，关心弱者，为他们建立起温暖的保障体系，让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人民能够安享幸福。——寒冰（暖之）

　　
　　在人们通往希望和理想的道路上，有许多的不幸和苦难，失业是其中的一项。对于那些因失业而陷入困境中的人们而言，这些苦难就特别的刻骨铭心，因为他们要为维持生活的最底线而拼。在拼搏中，他们付出了曾有的骄傲和尊严，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在生活的底线上，他们以令人感动的方式不停地努力着，不停地流出泪水和汗水。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种精神......
　　
　　“战友”诈去下岗者的血汗（河南）
　　
　　郑州市解放路办事处民主路社区在下岗职工再就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社区负责人赵强、王梅花每天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精力，就是为辖区内的下岗职工找寻一些出路。


　　民主路社区属老城区，面积只有0.29平方公里，人口5421人，1700多户，但实际在此居住的只有2028人，700多户，特点是流动人口多，下岗职工和无业人员多。民主路社区内没有工矿企业，几乎都是大的商场，解决再就业难度很大。赵强介绍说，他们把每一个无业或下岗人员的情况都记录在案，然后通过3种途径来解决：一是通过社区两级互动，由区里出面向有关单位分配安置下岗职工的名额；一种是利用社区内涵盖的单位安置部分下岗职工；一种是走出去，与社区以外的单位进行联系。这些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北京华联在郑州的商场开业之前，赵强、王梅花以及具体负责就业工作的吴郑香，就多次登门和北京华联进行协商，希望安排一些社区内的下岗职工。但由于就业压力增大，岗位的竞争也很激烈。比如一个看自行车的小地方，就有很多人来争。赵强他们经过多次和车辆管理部门进行协调，才为社区内的下岗职工争取到了几片看车的地方，35岁的汤中玉就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她和丈夫两个人守着一片看车的地方，每个月总算有了四五百元的收入，基本上能够维持生活了。


　　当记者问民主路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时，他们都提到了两点。一个是经费紧张，他们外出联系工作都只能骑自行车去，具体负责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吴郑香自己有摩托车，但社区没有能力给她报销油钱，很多时候她只能自己买油为下岗职工的事情四处奔波。记者在办公室看到他们的空调都没有使用，赵强解释说，主要是电费负担不起。另外一个困难是，社会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支持力度还不够，甚至有人打着为下岗职工安排工作的名义，对他们进行欺诈。


　　他们提到了一个名叫“战友”的物业管理公司，由于这个公司承担着民主路社区内多家大商场的物业管理，社区负责人就希望通过这家公司安排一些下岗职工。当吴郑香找到这家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谈及此事的时候，这位负责人出乎意料的热情，表示愿意为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并承诺凡是到他们公司工作的下岗职工一律不收押金，工作强度也不是太大，一天分成两班儿，保证休息时间。

　　
　　吴郑香回来后就把这个“好消息”向社区做了汇报，社区里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高兴，“这下可以多安置一些下岗职工了，以后多给他们输送一些合适的人去”。但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下岗职工去到“战友”公司上班不久就陆续回来了，没有一个人能坚持下来。


　　40岁的郁福英是今年10月29日去的，一共干了5天，由于无法忍受那种“非人”待遇，被迫放弃了。郁福英说：“我刚去的时候，他们问我多大了，问我能不能干？然后告诉我让我实习两天，说一般人要实习一星期，特意照顾下岗职工的。另外还说，工资一个月一结，干不到一个月一分钱也不给。”


　　郁福英“实习”了两天后，对方告诉她可以“转正”了，让她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带70元钱买工作服，并且强调，如果中途不在那里干了，工作服不退。郁福英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系列的安排都是一个陷阱。


　　“战友”公司完全违背了它所作的承诺，强令去它那里工作的下岗职工从早上7点多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才下班，连续工作时间长达13个小时，一刻也不让你闲着，上厕所都有人在外面催促着……中间只给40分钟的吃饭时间。第5天的时候，郁福英的脚都打了泡，走路走不成了，只能双脚并在一起移动。即便是这样，“战友”公司的“监工”还不断地施加压力，让她不能有一点喘息之机。


　　干了5天之后，郁福英终于决定放弃这份工作。回来的时候，社区的人问她是不是吃不了苦，这个一直很好强的人落泪了：“如果不是想好好干，我买他们的衣服干什么？一天13个小时不停地干活，谁受得了啊。”不仅仅郁福英，社区送去的人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有的坚持两三天，最长的坚持半个月，没有一个人从“战友”公司拿到一分钱，还因为买那件廉价的“工作服”倒贴进去了70元钱。民主路社区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们给“战友”公司送去的下岗职工都是生活困难，很能够吃苦耐劳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得了，他们明显感觉到了这里面的“猫腻”。


　　“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拉倒！”面对要求退钱的下岗职工，“战友”公司原形毕露。一批下岗职工走了，另一批新工又来了，众多的下岗职工的存在，为“战友”公司提供了足够的可以敲诈的资源，使他们可以不用支付一分钱的开支，就能利用下岗职工的血汗维持整个公司的运转。


　　郁福英和丈夫都没有工作，孩子上初中，花销很大，她几乎每个月都要借钱。离月底还有十几天时间，家里只剩下几十块钱了。她希望记者帮她说句话，把那件廉价的工作服给退掉。

　　
　　民主路社区的工作人员一再嘱托记者，不要把“战友”公司的所作所为披露出来，他们说“战友”公司承包了社区内的好几个大商场，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不能没有他们的帮忙。记者反问：“在这种明知对方对下岗职工欺诈的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他们为下岗职工做实事儿？”社区里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准备和“战友”公司好好谈谈，“争取感化他们，毕竟下岗职工可以就业的门路不是太多”。一直到记者离开的时候，民主路社区的吴郑香还在和“战友”公司进行协商。

　　
　　下岗后，带全家一起闯荡（江西）
　　
　　金希鸿是江西省资溪县饶桥镇政府的一名司机，1997年他和妻子几乎同时下岗。由于资溪县是贫困县，财政非常困难，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像最低生活补助之类的开支，也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金希鸿对下岗后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助的事情表示了高度的理解。他第一要考虑的是：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出一条路子。


　　金希鸿说：“像我这样40多岁的人下岗是件很尴尬的事情，上有老，下有小。父母、岳父岳母都已经70多岁了，孩子还没有成家。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资溪县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过去山上有毛竹、木材，由于乱砍滥伐，这些资源都砍光了，要想生存，只能走出去了。


　　1997年10月，在从亲朋好友那里东挪西借，凑了两万八千块钱本金之后，金希鸿就带着老婆、孩子开始了自己的“大篷车”之旅。他的第一站在沈阳，做烤羊肉串儿生意。由于从来没有经过商，他这次犯了几个错误。首先是对北方不了解，南方在11月份还是做买卖的好季节，但北方已经是淡季，他正好是10月份去的沈阳。其二，当时北方人对羊肉串儿还比较陌生，最糟糕的是，金希鸿的手艺还不过关，仅仅是在朋友店里干了两三天就开始做了，没有任何经验。这次他赔了个精光。回家后，不服输的金希鸿变卖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凑了一点钱，然后，他到了哈尔滨。 　　


　　这次，金希鸿比较顺利，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租到了便宜的店铺，手艺也大大提高了，慢慢地就解决了生存问题。但好景不长。2000年，哈尔滨为了学习大连，建造“花园城市”，摊位纷纷被拆除。金希鸿无奈去了广西南宁，后来考虑到河南人口多，挣钱会容易些，2001年，金希鸿一家的“大篷车”又开到了河南洛阳。


　　金希鸿说：“干我们这个小生意有一个最大的弊病，一开始肯定都是赔钱的，等到生意好能挣钱的时候，房东又往往背信弃义不遵守合同，要求提高房租或者他们自己干。”金希鸿在洛阳遇到了同样的尴尬，在他刚开始挣钱的时候，房东突然要求加码，金希鸿与房东商量未果，只好又到了郑州。


　　经过几年来的奔波，金希鸿饱尝了世态炎凉。他说他最怕城管、工商、税务、卫生等部门找麻烦，刚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本来就不熟悉，职能部门不断下通知让他去办各种手续，有时候正在忙，那边一通知，赶紧就得走。


　　金希鸿给记者讲述了他在沈阳的一次经历。城管部门一到星期六、星期天就把他的东西拉走，而他就靠这两天挣钱。有一次，他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就找到城管的一位领导拿出了自己的下岗证。金希鸿说他当时都快哭了，这羊肉串儿串着的可是全家人的命啊！那位领导动了恻隐之心，帮助他说话，他的生意才做了下来。


　　金希鸿目前仍在困境之中，在郑州的生意不太好，已经赔了两万多，所幸的是职能部门的人他都已经熟悉了，他相信接下来是应该能挣钱的。如果还不行，金希鸿还准备到别的地方去……


　　金希鸿说，他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名叫王智勇，今年51岁，在他们县农药厂干了一辈子，这个药厂是资溪县最好的一个企业，但这个企业被人收购了，县里一次性给他一些补贴就不再管他们了。王智勇走投无路，就请求金希鸿给他找点路子。金希鸿说：“我现在自保都很困难，要不然也让他来了。我们毕竟是多年的朋友，况且下岗了，都不容易。问题是我现在无能为力啊。”


　　除了为帮不上朋友的忙而歉疚，就是为孩子的前途担忧了。金希鸿说，他下岗后最担心的就是两个孩子。金希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像他那样，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做一个正直的人、有出息的人，但不要像自己这样四处流浪。
　　
　　牵手，用最后的体力打拼（天津）
　　
　　沿着曲折的小巷，穿过几排破旧的小院落，我终于来到了张书江家里。他刚刚送水回来，正在屋里生煤火。此时已经晚上7点多钟，外面寒气袭人，我穿着羽绒服还觉得冷，张书江身上却冒着热气，因为他每天要带着几大桶水，骑车行走200余公里的路程。张书江说，今天算是回来得早的，经常要八九点才能回来。


　　今年49岁的张书江目前在天津一家水站做送水工，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是他自己在5月份找到的。一开始没有人想到他会干长，这种连年轻人都望而生畏的工作，以他49岁的年龄能坚持得了吗？


　　张书江说，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工作，跟他妻子孙剑玲有直接的关系。今年47岁的孙剑玲是天津自行车零件厂的职工，4年前被厂里内退，厂里至今没有给她一分钱。两口人都没有工作生活怎么维持呢？孙剑玲经过努力，在天津河北区光复道一家名叫“洋洋餐厅”的饭馆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每月虽然只有300元钱，考虑到离自己家比较近，她还是答应了下来。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老板非常黑心，从早上5点钟到晚上5点钟，一刻也不让她闲着，她坚持了一周几乎再也干不下去了。但老板事先有话，干不到一个月一分钱也不给。有好心人告诉她，那个老板专门挑选下岗女工做工，但从来没有人能够干完一个月。孙剑玲觉得就此离开太冤枉，就咬着牙干，一直坚持到月底拿到那300元钱。但她也因此落下了个腿疼病，经常疼痛难忍。


　　张书江说：“一个女人家都这样卖力气，我如果不赶紧找一份工作，还是男人吗！”可是，49岁的人又能够跟谁竞争呢？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这份送水的工作。这是一家很小的水站，他和另外一个姓穆的也是40多岁的下岗工人一起负责送水。


　　干完第一天，张书江才深刻体会到了“年龄不饶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真的有点受不了，当时天又特别热，一天干下来，累得几乎虚脱。而且，他的一条腿曾经做过手术，膝关节里面还打着钢架，他扛着水上楼的时候，只能手抓着楼梯一点点地向上挪动……


　　回家后，妻子给他揉着腿，说什么也不让他去了。张书江也有点动摇，但想想，找工作这么难，如果放弃，今后生活怎么办呢？第二天，他骑着自行车又出发了。张书江说，水站里的人通常干3天就走人了，只有他和姓穆的坚持了下来。张书江说，姓穆的师傅下岗后，妻子和他离婚了，他每月要负担孩子的抚养费和其他费用，生活非常艰难。张书江说，穆师傅的理想就是每个月能够存50元钱，但他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这个理想。


　　张书江说他送水的过程中有很多感慨。有一次，离水站很远的一位老大爷要一台饮水机和一桶水，张书江满头大汗地赶到地方。老大爷看到他非常奇怪，这个岁数了怎么还干这个？结账的时候，有6元零钱老大爷说什么也不要了。老大爷说，大热天的，你买根冰棍儿吧。张书江感动得只想落泪。他说：“去送水的时候，有些家庭怕我们脏，门都不让我们进，只开一道缝儿，让我把水放到门口……”


　　8点多钟，张书江妻子孙剑玲回来了。她目前在一个服装厂打工，工作是每天为60来个人做三顿饭，买菜洗菜做饭刷碗都是她一个人干，待遇是月薪600元。这个工厂是张书江过去的一个朋友开的，有这份工作是朋友“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照顾”他们家的。记者问她能不能承受得了。孙剑玲说：“就这还有很多人想干呢！下岗工人这么多，竞争这么激烈，这份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她脸上一脸的感激。


　　张书江把妻子拉到一边：“我给你商量点事儿，我又找了一个大点的水站，那里缺人，我去了可以多挣一点。”


　　“别想那么高了，咱们身体不行，就这样干着吧。”妻子显然不同意。
　　“你不了解情况，现在用水的少，有时候我为了一桶水跑20多里路，多带两桶水并不累。”张书江耐心地给妻子解释着。


　　张书江对记者说，他这一辈子最幸运的是找到一个好老伴儿，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一直都很支持他。吃饭的时候，张书江又说：“我很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了很多苦。后半生我一定好好干，争取让她过上好日子，好好报答她……”张书江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孙剑玲背着记者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


　　当记者走的时候，他们两个把记者送到大路上。走出一段路程，回过头来，我看到两个身影，手牵着手，步履蹒跚地朝远处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