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历史
社会杂谈
一、元蒙之后国人的议论：《崖山之后无中国》
先秦之际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铮铮铁骨的士大夫精神，
汉唐之际“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尚武精神 ，到了宋朝已荡然无存。
从靖康之耻， 到悲壮的崖山之战，南宋以后再无中国。
朱元璋他们好不容易赶走了蒙古人 ，
谁知祸起萧墙 ，却让东北的女真人拣了个大便宜，
直到汉奸吴三桂引清军入关 ；
中原大地遭受了蒙元和满清占领，
汉族精英屠戮殆尽，两次亡国，险些灭种！
“亡秦者，秦也， 非六国也！”
宋朝自废武功，难辞其咎 ，明末的内耗更是令汉民族的凝聚力顿减。
读历史每读到大屠杀、蒙古的初夜权、满清的留发不留、 汉民族的衣冠被废、都是毛骨悚然。
宋以后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 已经无法改变 ，唯有扼腕叹息。
当时蒙满建立的王朝，以异族入主中原自居，奴役汉人。
所以许多人也一直都不认同蒙元、满清为我华夏王朝 。
当时的中国不过是异族的殖民地罢了。
故有蒙满时期汉族亡国之说。
二、 日、韩等藩属国曾经的立场：《尊王攘夷》
元朝时期，蒙古据有中国，
当时蒙古为夷，故元为夷朝，是为外国，而非中华。
自元朝起，曾经的中华属国独存日本，
他们便以此为由 ，以“神州中国”自居。
1206年蒙古铁木真即大汗位至1294年元帝忽必烈派元军攻入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地区的占领区变化图
明亡之后，朝鲜虽自称藩属，但仍心怀明朝，视清为胡；
故也以中华正统自居。
以至于清末中日甲午战争时，
日本打出的旗号，居然是“驱除靼虏，恢复中华！”
所以后来的日本百姓便把对华战争看做是：
尊王攘夷，“解放”被满人奴役的汉人。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的追随者里竟有许多日本人 ，
口号依旧是“驱除靼虏，恢复中华”。
至今还有日韩人士声称汉人并非正统中华之说……
下图为日本历史教科书插图：日本自视为唐朝属国
三、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中华民族》
因为汉族主体是最初的华夏族，华夏族本身就是一个炎黄部落联盟。
历经黄帝华族和炎帝夏族联盟，繁衍融合了后来的商朝商族以及当时的东夷和周朝周族。
秦朝先祖是东夷人西迁与陇西天水羌戎部落融合的一支 ，
最终在盛极一时大一统的汉朝，形成了汉民族。
下图为国外历史教科书的汉帝国版图
“五胡乱华”之际，也即民族大融合之时，相互影响在所难免。
主动汉化最为成功的是北魏鲜卑族。
南北朝时，汉族衰落，中原沦陷，北朝汉胡参半，游牧民族为强势民族，必定影响汉族。
而后又是北朝统一了汉人的南朝，汉人便也融入了游牧民族彪悍的血液。
隋文帝有鲜卑族的独孤皇后，唐太宗也有半数鲜卑血统。
贞观朝国力强大，文明昌盛，李世民被称为天可汗为各族共主，
那个开放自信的时代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唐朝，有的做官、有的定居，交流影响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
而一个比较搞笑的历史事实却是：
当年宋、辽、金三个国家， 拼得你死我活，
遇到了蒙元占领时都灭亡了，
当年不共戴天的三个民族：契丹人、女真人、北方宋人一并被称之为汉人。
可见汉人的来源是相当复杂的，与其称“汉族”，倒不如“中华民族”来的贴切！
四：古代圣贤客观的认识：《华夷之辨》
孔子曰：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
孔子的观点是： 夷狄汉化了，就是汉人 ；汉人夷狄化了，就是夷狄。
清朝欲使汉人满族化，
但是事与愿违，历史上汉化最成功的却是满族，他们只是改了汉人的衣冠，
而满人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法汉制、学汉文、通汉语、改汉俗，其实与汉人无异。
汉民族海纳百川的民族概念，是多民族文化组合的概念，所以跟血统没有关系 。
故中华虽有蒙满亡国四百年，但中华文明不灭，则汉族不亡。
文化才是是一个民族最主要的特征。
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民族，离开民族文化都不可能保证民族的延续。
纵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灭亡了三个，文明消失，国人虽在，民族无存。
这说明了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比如埃及，早已是阿拉伯人伊斯兰文明的天下，
要想寻找古埃文明只有挖坟掘墓了。
但是文明的延续，绝非固步自封，需要有多民族融合的融合与补充。
又比如美国，国民虽然来自世界各地 ，
白人、黑人、黄人、棕人，
他们相互取长补短，整合为当今美国包容大度的先进文明。
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谏逐客书 李斯
只要国家强大，文明昌盛，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有民族认同感，
再创一个新民族又有何妨，
何必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呢。
所谓汉族纯正与否并不重要，正统与否也不重要，改朝换代谁来统治谁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薪火相传的神州浩土中华文明强盛与否。
汉族的形成与发展
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族在这里肇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原地区形成，有众多的其他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合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周边民族与汉族之间既有刀光剑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婚姻，最后融合为一体的时期。可以说，研究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的一个窗口。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周边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所融合而成为汉人，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以及蚩尤时代乃至明、清，民族融合同化时间之长，被融合的民族之多，融合情况的多样、复杂，均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
一、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是华夏民族的孕育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炎、黄二帝以及蚩尤都是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是远古三大部落集团的领袖，其活动区域主要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炎黄合力打败蚩尤、后来黄帝打败炎帝，族群便进一步融合。郑州大河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从出土的陶器看，不但有典型的仰韶文化，而且还有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及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的因素，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实现了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南方苗蛮文化的融合，华夏民族文化已初露端倪。
夏、商、周三代来源各不相同，夏部族是黄帝后裔，居住在中原地区河洛一带，公元前2100年前后建立了夏王朝，这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到文明时代，华夏族的名称也随之产生。游牧起家的商族本是东夷人，几经迁徙到达河南东部。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的周族，原是西戎的一支羌人，灭商后势力扩大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可以说，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封禅书》就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商汤的西毫、殷墟、东周的都城洛邑，都在今河南境内。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与夏人、殷人、周人错杂而居的还有蛮、戎、夷、狄等民族，如东周都城洛阳附近便有陆浑之戎、伊雒之戎。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消失于史乘之中，表明他们已与华夏族融合，成了新的华夏族。这个华夏族是由黄河中下游的炎黄集团及部分东夷集团为主体形成的。这其中除了夏人、殷人、周人的血统，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成分，可见华夏族本身便是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则是在华夏族的基础上从汉代开始形成的，它的血统里融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
夏、商、周三代族别不同、发祥地各异，但都尊奉黄帝为共同祖先。直到魏晋以降，南下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还尊奉黄帝、夏禹为祖先。尽管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已经证明华夏民族并非来源于一个祖先，而千百年来人们却一直把炎、黄等作为中华民族始兴与统一的象征，不管走到哪里，都自称是炎黄子孙。这种发端于远古而历久弥新的观念，成为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有的民族意识。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是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是伴随着野蛮民族的征服开始的。北方少数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大迁徙造成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居的局面，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他实行的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目的在于巩固北魏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鲜卑族同中原汉族的融合，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如他们管理畜牧业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民族融合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时进行。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中，进入中原的一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已基本上与汉族相一致，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消除，经过杂居与通婚，血统上二者也融为一体了。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册，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洎至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与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河南浚县等地尚有匈奴赫连氏的后裔，但除了姓氏外，已没有匈奴族的任何特征了。
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族在这里肇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原地区形成，有众多的其他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合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周边民族与汉族之间既有刀光剑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婚姻，最后融合为一体的时期。可以说，研究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的一个窗口。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周边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所融合而成为汉人，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以及蚩尤时代乃至明、清，民族融合同化时间之长，被融合的民族之多，融合情况的多样、复杂，均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
一、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是华夏民族的孕育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炎、黄二帝以及蚩尤都是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是远古三大部落集团的领袖，其活动区域主要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炎黄合力打败蚩尤、后来黄帝打败炎帝，族群便进一步融合。郑州大河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从出土的陶器看，不但有典型的仰韶文化，而且还有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及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的因素，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实现了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南方苗蛮文化的融合，华夏民族文化已初露端倪。
夏、商、周三代来源各不相同，夏部族是黄帝后裔，居住在中原地区河洛一带，公元前2100年前后建立了夏王朝，这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到文明时代，华夏族的名称也随之产生。游牧起家的商族本是东夷人，几经迁徙到达河南东部。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的周族，原是西戎的一支羌人，灭商后势力扩大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可以说，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封禅书》就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商汤的西毫、殷墟、东周的都城洛邑，都在今河南境内。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与夏人、殷人、周人错杂而居的还有蛮、戎、夷、狄等民族，如东周都城洛阳附近便有陆浑之戎、伊雒之戎。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消失于史乘之中，表明他们已与华夏族融合，成了新的华夏族。这个华夏族是由黄河中下游的炎黄集团及部分东夷集团为主体形成的。这其中除了夏人、殷人、周人的血统，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成分，可见华夏族本身便是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则是在华夏族的基础上从汉代开始形成的，它的血统里融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
夏、商、周三代族别不同、发祥地各异，但都尊奉黄帝为共同祖先。直到魏晋以降，南下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还尊奉黄帝、夏禹为祖先。尽管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已经证明华夏民族并非来源于一个祖先，而千百年来人们却一直把炎、黄等作为中华民族始兴与统一的象征，不管走到哪里，都自称是炎黄子孙。这种发端于远古而历久弥新的观念，成为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有的民族意识。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是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是伴随着野蛮民族的征服开始的。北方少数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大迁徙造成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居的局面，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他实行的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目的在于巩固北魏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鲜卑族同中原汉族的融合，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如他们管理畜牧业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民族融合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时进行。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中，进入中原的一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已基本上与汉族相一致，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消除，经过杂居与通婚，血统上二者也融为一体了。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册，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洎至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与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河南浚县等地尚有匈奴赫连氏的后裔，但除了姓氏外，已没有匈奴族的任何特征了。
三、唐五代时期 这一时期，又有许多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汉人融合，成为汉族。唐代洛阳是北方交换的中心，“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及中亚、日本、朝鲜半岛的外国人长住洛阳，多种民族文化的融汇交合，使唐代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5个王朝，其中的后唐、后汉、后晋分别是沙陀人李存勖、刘知远、石敬瑭建立的，沙陀源于突厥。李存勖攻陷梁都开封，在洛阳建立后唐，标志着沙陀突厥势力正式登上了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从而使西北和东北的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这3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仿照中原地区的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由沙陀人与汉族上层贵族联合统治，军队也是如此。婚姻上没有禁忌，沙陀皇帝的后妃多为汉族，百姓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就更为普遍，再加上五代时盛行的义养风气，沙陀皇帝往往选拔汉人中骁勇善战者为假子、义儿，结成政治集团，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四、宋辽金元时期 长达4个多世纪的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河南省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
北宋与辽、金、西夏诸国并存，使轺相接，络绎于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来到了开封。其它的少数民族，“至于羌氐僰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周邦彦《汴都赋》）许多人后来定居于中原。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是在金国灭亡北宋以后，金国统治者“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大金国志·屯田》）至元代中叶，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封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蒙古人、色目人是因戍守而进入中原的。元朝统一全国后，因幅员辽阔，需屯兵驻守，便“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这项措施使得大批蒙古、色目军士离开故土，迁入中原各地，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与民杂耕，横亘中原”。元朝统治者本想对汉人、南人实行军事监视，不料却导致了他们的汉化，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在家谱中说：“时北方人初至，犹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前至元年间，全国农业地区普遍成立“社”，政府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劝课农桑，他们入社后与汉人关系更为密切，甚至互相通婚。至元末明初，经过长期的杂居交往，蒙古人与维、回、西夏遗民等色目人与汉人已达到了相忘相化，不易识别的程度。朱元璋即位伊始，便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蒙古、维、回、西夏遗民为避免歧视多改汉姓。改姓这一举动不同程度地加速着新的民族同化，许多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扩大了汉族的外延。
中原地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的认同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凝聚力的核心，也证明了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论断是一个普遍的自然规律。
今天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这篇论文回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转引文章“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
四、宋辽金元时期 长达4个多世纪的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河南省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
北宋与辽、金、西夏诸国并存，使轺相接，络绎于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来到了开封。其它的少数民族，“至于羌氐僰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周邦彦《汴都赋》）许多人后来定居于中原。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是在金国灭亡北宋以后，金国统治者“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大金国志·屯田》）至元代中叶，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封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蒙古人、色目人是因戍守而进入中原的。元朝统一全国后，因幅员辽阔，需屯兵驻守，便“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这项措施使得大批蒙古、色目军士离开故土，迁入中原各地，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与民杂耕，横亘中原”。元朝统治者本想对汉人、南人实行军事监视，不料却导致了他们的汉化，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在家谱中说：“时北方人初至，犹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前至元年间，全国农业地区普遍成立“社”，政府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劝课农桑，他们入社后与汉人关系更为密切，甚至互相通婚。至元末明初，经过长期的杂居交往，蒙古人与维、回、西夏遗民等色目人与汉人已达到了相忘相化，不易识别的程度。朱元璋即位伊始，便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蒙古、维、回、西夏遗民为避免歧视多改汉姓。改姓这一举动不同程度地加速着新的民族同化，许多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扩大了汉族的外延。
中原地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的认同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凝聚力的核心，也证明了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论断是一个普遍的自然规律。
今天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这篇论文回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转引文章“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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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不是汉化，更不是民族同化
汉字汉语就是“汉文化”吗？用汉字书写印刷的知识体系传播的是汉族的传统知识体系吗？现在汉族人穿的衣服是“汉装”吗？中华文化就等于汉文化吗？如果把一些实质上应属于现代化内容的发展视做是主流群体的“民族同化”和“汉化”，进而排斥现代化进程，那么，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肯定是不利的。因为——
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共识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从欧洲向其他大陆的持续传播，欧洲文明的主要内容甚至形式在世界各地得到普遍接受。这一潮流是以源自于欧美的现代文明为主导并涉及全世界的“同化”浪潮。那些反对“全球化”、要求保护各地传统文化、坚持文化多样性的人们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看起来这一“同化”潮流仍会继续。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在分析美国社会族群同化问题时，把历史上美国族群互动的第一个阶段称做是“盎格鲁-萨克逊一致性”，即以英伦三岛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基础的主流白人群体对其他少数群体实施同化的过程。他用一个公式来表现这一过程：
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共识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从欧洲向其他大陆的持续传播，欧洲文明的主要内容甚至形式在世界各地得到普遍接受。这一潮流是以源自于欧美的现代文明为主导并涉及全世界的“同化”浪潮。那些反对“全球化”、要求保护各地传统文化、坚持文化多样性的人们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看起来这一“同化”潮流仍会继续。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在分析美国社会族群同化问题时，把历史上美国族群互动的第一个阶段称做是“盎格鲁-萨克逊一致性”，即以英伦三岛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基础的主流白人群体对其他少数群体实施同化的过程。他用一个公式来表现这一过程：
A （盎格鲁-萨克逊文化）+ B （其他群体）= A （盎格鲁-萨克逊文化）
即是说在这个同化过程中，其他族群的文化（语言、宗教、习俗等）统统消失了，他们的成员完全接受了主流群体的文化而不可能被区分开来了。
现在世界发展到重视文化多样性和大力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阶段，“民族同化”已经普遍不被接受，并被批评为泯灭少数族群传统文化的做法。生物多样性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也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在这一点上，人们已经达成普遍共识。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从欧洲向其他大陆的持续传播，欧洲文明的主要内容（科学技术、政治理念、法律）甚至形式（学校制度、医疗体系、社会组织、经济制度、交通规则）在世界各地得到普遍接受。与此同时，起源于欧美的建筑风格、服装款式、饮食习惯、交通工具等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进各地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当中。这一潮流是以源自于欧美的现代文明为主导并涉及全世界的“同化”浪潮。近年来人们热议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反映的正是人们对这一同化潮流的态度与反思。那些反对“全球化”、要求保护各地传统文化、坚持文化多样性的人们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看起来这一“同化”潮流仍会继续，并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在应当如何看待和对待“西化”的问题上曾有过无数争论。当年的大清朝似乎举朝上下都是反对被欧洲人同化的，但在甲午战争中被毅然决然“脱亚入欧”的日本人狠狠地教训了一下后，这才猛醒过来，开始积极接受西方文明。当时激进的改革者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剪辫子、放脚、废科举、兴学校、办实业、办同文馆、办报馆，也曾热闹了一阵子。尽管遗老遗少们痛哭流涕，如丧考妣，但中国若想在强邻环伺的险境中生存，这个社会总要放下架子向前走。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速度令全世界感到惊异，市场经济和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深入到国家的边疆地区，企业、人员、资金、商品的跨地域流动空前活跃，许多长期保持一定封闭和隔绝状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传统文化生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样的形势下，关于“民族同化”和“汉化”的批评也逐渐多了起来。这也必然引起国内学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现在世界发展到重视文化多样性和大力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阶段，“民族同化”已经普遍不被接受，并被批评为泯灭少数族群传统文化的做法。生物多样性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也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在这一点上，人们已经达成普遍共识。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从欧洲向其他大陆的持续传播，欧洲文明的主要内容（科学技术、政治理念、法律）甚至形式（学校制度、医疗体系、社会组织、经济制度、交通规则）在世界各地得到普遍接受。与此同时，起源于欧美的建筑风格、服装款式、饮食习惯、交通工具等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进各地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当中。这一潮流是以源自于欧美的现代文明为主导并涉及全世界的“同化”浪潮。近年来人们热议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反映的正是人们对这一同化潮流的态度与反思。那些反对“全球化”、要求保护各地传统文化、坚持文化多样性的人们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看起来这一“同化”潮流仍会继续，并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在应当如何看待和对待“西化”的问题上曾有过无数争论。当年的大清朝似乎举朝上下都是反对被欧洲人同化的，但在甲午战争中被毅然决然“脱亚入欧”的日本人狠狠地教训了一下后，这才猛醒过来，开始积极接受西方文明。当时激进的改革者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剪辫子、放脚、废科举、兴学校、办实业、办同文馆、办报馆，也曾热闹了一阵子。尽管遗老遗少们痛哭流涕，如丧考妣，但中国若想在强邻环伺的险境中生存，这个社会总要放下架子向前走。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速度令全世界感到惊异，市场经济和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深入到国家的边疆地区，企业、人员、资金、商品的跨地域流动空前活跃，许多长期保持一定封闭和隔绝状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传统文化生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样的形势下，关于“民族同化”和“汉化”的批评也逐渐多了起来。这也必然引起国内学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对于“汉文化”和“汉化”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汉语文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我们需要以一种开放和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主要由汉语文编写的各科目教材，以一种前瞻和发展的态度来认识学习这些知识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发展与繁荣所起的积极作用
在讨论“民族同化”和“汉化”之前，有一点是首先必须搞清楚的——什么是“汉文化”和“汉化”？许多人（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内）认为现在汉族使用的语言文字、汉字印刷的教材书籍就是“汉文化”，汉族穿戴的服装鞋帽、使用的各种器物就是“汉文化”，汉族乘坐的汽车火车就是“汉文化”，少数民族学生到使用汉字课本的学校读书是被“汉化”，改穿汉族穿戴的服装鞋帽就是“汉化”，接受市场销售的汉族普遍使用的器物也是“汉化”……笔者认为，这些对“汉文化”和“汉化”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需要仔细讨论一下。
首先，汉字汉语是否就是“汉文化”？的确，我国的汉族都在使用汉语汉字，这是中原地区流传和演变了上千年的传统语言和文字。但是，如果说汉文汉字就是单纯的汉族语言文字，这并不准确。除汉族外，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三个民族（回、满、畲）以汉语为母语，4个民族（赫哲、土家、畲族、东北锡伯）的绝大多数民众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另一些少数民族（蒙古、壮、撒拉、苗、瑶、东乡、土、保安、羌、仫佬、白族等）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干部民众通用汉语，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大部分通晓汉语。
历史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政治家和文学家都以汉文写作并得以流传，今天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也是用汉文发表或出版的。如元代诗人萨都剌的诗作、清代旗人纳兰性德的诗作和曹雪芹所著《红楼梦》等，都是中华文学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历史上许多出身边疆少数族裔的皇帝、官吏的政论，也都是在后朝修史时以汉文形式记载下来的。综合以上种种情况，我们不应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做是“汉族的语言”，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汉语文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而且对汉语的“共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其次，用汉字书写印刷的知识体系是否就是汉族的传统知识体系？当人们谈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时，经常有意或无意地把用汉文编写的学校教材和课程体系看做是汉族的文化知识体系。现在学校统编教材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然、地理、外语等整套知识体系和教学程序虽然是用汉语文在表述和讲授，但其内容都是自清末民初废除科举制后从外国学来的，准确地说，这是一整套欧洲的知识文化体系。由于沿海汉族社会对外开放得早一些，较早仿效欧洲建立了学校体系，所以吸收和学习这一知识体系早一些，对这套知识体系的教学经验多一些。中国传统的算学（如珠算）、地理（如阴阳五行、风水堪舆）、植物学（如《本草纲目》）等并没有系统进入统编教材。来自西方国家的这套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包括日本、中国、印度、非洲国家）公立学校课程的核心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这些知识是在学习全球化的现代知识体系，不是在学习“汉族知识体系”。
再次，当今以汉字书写印刷的知识体系，从源头看是真正的“汉字”吗？中国统编教材中的“汉语”课讲授的是汉语言文学，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现在中国通行的汉语词汇中，许多是引入的日文汉字。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2月9日刊登了一篇署名裴钰的文章，题目是《浑身发麻：不讲“日本汉语”就不能说话？》该文指出，目前中国“70%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用词，都是源于日本汉语。如果我们不用这些外来词，我们几乎张不开口，说不成整句，甚至可以说，会影响我们的语义表达”。文中列举了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几百个词汇，如“干部”、“组织”、“主义”、“工业”、“课程”、“唯物论”、“思想”、“生产关系”、“批评”、“独裁”、“社会”等词，其实都是日文汉字。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汉语文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我们需要以一种开放和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主要由汉语文编写的各科目教材，以一种前瞻和发展的态度来认识学习这些知识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发展与繁荣所起的积极作用
在讨论“民族同化”和“汉化”之前，有一点是首先必须搞清楚的——什么是“汉文化”和“汉化”？许多人（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内）认为现在汉族使用的语言文字、汉字印刷的教材书籍就是“汉文化”，汉族穿戴的服装鞋帽、使用的各种器物就是“汉文化”，汉族乘坐的汽车火车就是“汉文化”，少数民族学生到使用汉字课本的学校读书是被“汉化”，改穿汉族穿戴的服装鞋帽就是“汉化”，接受市场销售的汉族普遍使用的器物也是“汉化”……笔者认为，这些对“汉文化”和“汉化”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需要仔细讨论一下。
首先，汉字汉语是否就是“汉文化”？的确，我国的汉族都在使用汉语汉字，这是中原地区流传和演变了上千年的传统语言和文字。但是，如果说汉文汉字就是单纯的汉族语言文字，这并不准确。除汉族外，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三个民族（回、满、畲）以汉语为母语，4个民族（赫哲、土家、畲族、东北锡伯）的绝大多数民众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另一些少数民族（蒙古、壮、撒拉、苗、瑶、东乡、土、保安、羌、仫佬、白族等）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干部民众通用汉语，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大部分通晓汉语。
历史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政治家和文学家都以汉文写作并得以流传，今天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也是用汉文发表或出版的。如元代诗人萨都剌的诗作、清代旗人纳兰性德的诗作和曹雪芹所著《红楼梦》等，都是中华文学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历史上许多出身边疆少数族裔的皇帝、官吏的政论，也都是在后朝修史时以汉文形式记载下来的。综合以上种种情况，我们不应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做是“汉族的语言”，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汉语文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而且对汉语的“共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其次，用汉字书写印刷的知识体系是否就是汉族的传统知识体系？当人们谈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时，经常有意或无意地把用汉文编写的学校教材和课程体系看做是汉族的文化知识体系。现在学校统编教材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然、地理、外语等整套知识体系和教学程序虽然是用汉语文在表述和讲授，但其内容都是自清末民初废除科举制后从外国学来的，准确地说，这是一整套欧洲的知识文化体系。由于沿海汉族社会对外开放得早一些，较早仿效欧洲建立了学校体系，所以吸收和学习这一知识体系早一些，对这套知识体系的教学经验多一些。中国传统的算学（如珠算）、地理（如阴阳五行、风水堪舆）、植物学（如《本草纲目》）等并没有系统进入统编教材。来自西方国家的这套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包括日本、中国、印度、非洲国家）公立学校课程的核心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这些知识是在学习全球化的现代知识体系，不是在学习“汉族知识体系”。
再次，当今以汉字书写印刷的知识体系，从源头看是真正的“汉字”吗？中国统编教材中的“汉语”课讲授的是汉语言文学，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现在中国通行的汉语词汇中，许多是引入的日文汉字。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2月9日刊登了一篇署名裴钰的文章，题目是《浑身发麻：不讲“日本汉语”就不能说话？》该文指出，目前中国“70%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用词，都是源于日本汉语。如果我们不用这些外来词，我们几乎张不开口，说不成整句，甚至可以说，会影响我们的语义表达”。文中列举了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几百个词汇，如“干部”、“组织”、“主义”、“工业”、“课程”、“唯物论”、“思想”、“生产关系”、“批评”、“独裁”、“社会”等词，其实都是日文汉字。
甲午战争后，大批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希望通过日本的经验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与中国知识阶层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在时间上同步，所以大量表达西方社会思想观念和西方器物、知识体系的日文汉字便被直接吸收进中国。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在文化层面上，日本汉语的贡献居功至伟，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日本汉语现成的词汇，能够方便、快捷地展开研究，有力地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大大推动了思想启蒙，这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看完以上这段话，我们就会认识到，今天我们使用汉语的许多词汇实际上是日文汉字，只是我们用汉语读音来读它们罢了。那么在学校使用的统编教材中，不仅用这些词汇来讲授的数理化知识不能说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严格地说，除了古代文学（如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之外，汉语文课程里现代文部分的许多内容也不能说就是纯粹的汉族传统文化。
所以，当代中国学校使用的统编教材也不能与“汉族文化知识”简单地划等号，它的主体部分只能说是由汉族首先吸收的西方世界的知识。用汉语学习这些知识，也不能简单地与“汉化”划上等号。我们需要以一种开放和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主要由汉语文编写的各科目教材，以一种前瞻和发展的态度来认识学习这些知识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发展与繁荣所起的积极作用。
最后，现在汉族人穿的衣服是“汉装”吗？在一次民族教育研讨会上，一个南方少数民族中学校长讲到，他们的学校里原来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学生穿本民族传统服装上学，现在绝大多数学生穿的都是“汉装”，已经被“汉化”了。他认为当地少数民族改穿“汉装”，即标志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丧失和被汉族“同化”。其实，现在汉族民众从头到脚所穿着的，无论是正式的西装皮鞋，还是休闲的夹克T恤，都是来自西方国家并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的“国际服装”款式。即使是长袍马褂和旗袍，也只是在清朝时汉族接受的满族传统服装，不能算汉族的传统服装。如今中国少数民族接受的“世界服装”款式，与“汉化”扯不上任何关系。现在中国城市建筑设计中，除了维修宫殿、寺庙或“仿古建筑”外，凡是新建筑都是使用钢筋、水泥、玻璃等西式建筑材料，出现在边疆城镇中的这些建筑由于与当地传统房屋的建筑风格、使用材料很不一样，也很容易被当地人认做是“汉式建筑”，这同样是误解。如果我们把身边使用的东西仔细翻检一遍，想想其中有哪些是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就使用的，答案恐怕是很少很少。笔者曾把自己家里的东西看了一遍，除了几件中式家具、两幅轴画、几个泥人和一把朋友送的紫砂壶之外，很难找到中国人的传统器物。那么，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汉族”的生活方式吗？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汉化”吗？
要使各族民众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不仅包括了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了边疆各族的传统文化。中华各族的传统文化，虽然相互间有许多的交流和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仍然可分为不同的支系，它们各成体系，同时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彼此重合的部分
要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就需要加强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使全国各族民众在心目中建立一个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文化”？什么是“中华文化”？笔者认为，中华文化不仅包括了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了边疆各族的传统文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也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了边疆各族文化成分、相互交织而最终形成的，如南北朝、元朝和清朝时期边疆族裔的文化就曾对中原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所以，当代中国学校使用的统编教材也不能与“汉族文化知识”简单地划等号，它的主体部分只能说是由汉族首先吸收的西方世界的知识。用汉语学习这些知识，也不能简单地与“汉化”划上等号。我们需要以一种开放和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主要由汉语文编写的各科目教材，以一种前瞻和发展的态度来认识学习这些知识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发展与繁荣所起的积极作用。
最后，现在汉族人穿的衣服是“汉装”吗？在一次民族教育研讨会上，一个南方少数民族中学校长讲到，他们的学校里原来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学生穿本民族传统服装上学，现在绝大多数学生穿的都是“汉装”，已经被“汉化”了。他认为当地少数民族改穿“汉装”，即标志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丧失和被汉族“同化”。其实，现在汉族民众从头到脚所穿着的，无论是正式的西装皮鞋，还是休闲的夹克T恤，都是来自西方国家并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的“国际服装”款式。即使是长袍马褂和旗袍，也只是在清朝时汉族接受的满族传统服装，不能算汉族的传统服装。如今中国少数民族接受的“世界服装”款式，与“汉化”扯不上任何关系。现在中国城市建筑设计中，除了维修宫殿、寺庙或“仿古建筑”外，凡是新建筑都是使用钢筋、水泥、玻璃等西式建筑材料，出现在边疆城镇中的这些建筑由于与当地传统房屋的建筑风格、使用材料很不一样，也很容易被当地人认做是“汉式建筑”，这同样是误解。如果我们把身边使用的东西仔细翻检一遍，想想其中有哪些是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就使用的，答案恐怕是很少很少。笔者曾把自己家里的东西看了一遍，除了几件中式家具、两幅轴画、几个泥人和一把朋友送的紫砂壶之外，很难找到中国人的传统器物。那么，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汉族”的生活方式吗？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汉化”吗？
要使各族民众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不仅包括了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了边疆各族的传统文化。中华各族的传统文化，虽然相互间有许多的交流和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仍然可分为不同的支系，它们各成体系，同时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彼此重合的部分
要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就需要加强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使全国各族民众在心目中建立一个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文化”？什么是“中华文化”？笔者认为，中华文化不仅包括了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了边疆各族的传统文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也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了边疆各族文化成分、相互交织而最终形成的，如南北朝、元朝和清朝时期边疆族裔的文化就曾对中原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国各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们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发展起来的，即使是那些自境外流传进来的宗教和文化，也已经在中国流传多年，在各族民众中具有深厚的影响。譬如儒家学说中宣扬的忠孝仁义礼智信，藏传佛教中讲述的博爱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伊斯兰教中强调做人清洁和追求真理，这些内容其实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即建设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并不冲突，而且有可能成为当前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文化元素。
在我们的教材中有选择地吸收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向各族学生介绍这些传统的道德文化，将有助于中华文明的延续，是帮助学生了解中华文化历史根基的重要渠道，应当成为“中华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各族的传统文化，虽然相互间有许多的交流和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仍然可分为不同的支系，可以被视做“中华文化”一体内部的多元现象，如西北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脉的伊斯兰教文明，青藏高原地区以藏传佛教为主脉的佛教文明，中原地区以儒家学说为主脉并包含大乘佛教、道教的中原文明，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信仰、沿海山区的民间宗教信仰（如福建、台湾的妈祖信仰）等等。它们各成体系，同时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彼此重合的部分。
因此，在介绍“中华文化”的教材中不仅要向学生介绍本地的传统文化、历史传说、地方习俗（介绍有关宗教的基本知识，并不是传教），而且应当介绍其他传统文化的内容，使学生系统和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各部分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了解传统文化中关于道德教育的精华内容，认识到传统文化中也有过时的、需要淘汰的成分。例如吸收儒家文化中关于“忠”、“孝”道德中的爱国、敬老的内容，摈弃“愚忠”、“愚孝”的内容。使学生在文化认同上接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框架，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构建对祖国的政治认同。
21世纪的中国仍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奋力前行，我们不仅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程管理，在社会管理和政治建设方面同样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中国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的心态来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居住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中的汉族在推动现代化建设这方面先行一步，边疆的少数民族也会很快跟上来，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自己的特色。
在商品化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发展不平衡的地区之间无疑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来进行调整和解决的。回到戈登的“同化”公式，在中国发生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应当被视为：
在我们的教材中有选择地吸收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向各族学生介绍这些传统的道德文化，将有助于中华文明的延续，是帮助学生了解中华文化历史根基的重要渠道，应当成为“中华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各族的传统文化，虽然相互间有许多的交流和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仍然可分为不同的支系，可以被视做“中华文化”一体内部的多元现象，如西北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脉的伊斯兰教文明，青藏高原地区以藏传佛教为主脉的佛教文明，中原地区以儒家学说为主脉并包含大乘佛教、道教的中原文明，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信仰、沿海山区的民间宗教信仰（如福建、台湾的妈祖信仰）等等。它们各成体系，同时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彼此重合的部分。
因此，在介绍“中华文化”的教材中不仅要向学生介绍本地的传统文化、历史传说、地方习俗（介绍有关宗教的基本知识，并不是传教），而且应当介绍其他传统文化的内容，使学生系统和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各部分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了解传统文化中关于道德教育的精华内容，认识到传统文化中也有过时的、需要淘汰的成分。例如吸收儒家文化中关于“忠”、“孝”道德中的爱国、敬老的内容，摈弃“愚忠”、“愚孝”的内容。使学生在文化认同上接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框架，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构建对祖国的政治认同。
21世纪的中国仍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奋力前行，我们不仅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程管理，在社会管理和政治建设方面同样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中国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的心态来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居住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中的汉族在推动现代化建设这方面先行一步，边疆的少数民族也会很快跟上来，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自己的特色。
在商品化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发展不平衡的地区之间无疑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来进行调整和解决的。回到戈登的“同化”公式，在中国发生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应当被视为：
A（汉文化）+B（其他群体）+C（西方现代文化）=CA+B（带有汉文化和中华其他群体特色的现代文化）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汉族是这些进程的推动者和现代器物的使用者，就把一些实质上应属于现代化内容的发展视做是主流群体的“民族同化”和“汉化”，那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和形式化了。假如从“反对同化”这个观点出发，进而排斥这一进程，那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肯定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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