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

    史前的地质运动造出了巍巍槐山。在它的脚下，自西向东，一条狭长的土梁跌宕下去，径直延伸到浩浩荡荡的泾河岸边。这条土梁，大约三十里长，塬面很窄，人们称为棒槌梁梁，从高到低，座落着大大小小七八个村落。 

    我们村叫车村，是土梁上最大的村子，上距槐山十五里，下距泾河十五里。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村里根据宗族姓氏、居住群落分为八个生产小队。其中，第七生产队在村子北边的半沟里一个叫上坪的地方，上下左右，零零散散，住着十几户人家。那里居住条件差，水质不好，生活不便，拐子比较多，大概 因为这些缘故吧，在公社的安排下，这十几户人家，先后搬到了塬上，花插进其他队里，安身落户了。第七生产队彻底消失了，但上坪里有成片成片的槐树林，有成千上万的杂果树，有好几百亩地，农业税还是要上缴的。于是，上坪就成为了村上的林场，大队分别从每个生产小队抽调劳力，共同组成了一个十几人的林场生产队伍。

    就在这一年，我的爷爷成了林场里的一名场员。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从幼年、青年到壮年，他先后给本地的富家大户拉过二十六年长工。土改前夕，还红红火火经营过一处山庄。他的老实，他的勤劳，在方圆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刚开始，大队里要求很严，林场也管得细，生产秩序井井有条。十几个人里，有专门做饭的，有专门喂猪的，有专门放牛的，有专门做地里活的。这些活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场员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早出晚归，一同吃饭，一同睡大炕，一同劳动，日子过得热热火火。到了年终，每个人都可以分上一袋麦子和几斤猪肉。后来，换了一班人，彻底乱套了，一年到头，啥都搞得马马虎虎，弄得毛毛草草。吃饭时，吃不到一块了，各做各的饭；睡觉时，也睡不到一块了，没有人愿意在林场住了。经常有人藏奸耍滑，这事那事，呆在家里，几天不来。好些人半下午，就偷偷地溜走了。第二天早饭后，才摇铃打鼓地往林场来。据说，有人还往家里偷东西。平时，一到晚上，偌大一面山坡，一个林场里，就空荡荡的，只剩下爷爷一个人，像独鬼一样，陪伴着那群牛。林场一年换一茬子人，先后换了几茬子人，只有爷爷被一直留了下来。其实，村里人心里很清楚，那些场员们心里更清楚，爷爷很老实，很勤劳，能忍辱负重，能任劳任怨，场里安排啥活，干啥活，把啥活都能干得有眉有眼。大队里的干部们舍不得让爷爷走，特别是他们觉得，把那群牛交给爷爷，心里绝对放心，哪里找像爷爷这样的人呢？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在经营林场的那些年里，爷爷始终是场里年龄最大的人，他的主要任务是常年累月放养那群牛，管护、抚育林场里的树木。除此而外，其他的活儿，像垫圈、起圈、拉粪、耕地、撒种、收割、碾打……许许多多的活儿，他都要见缝插针地跟着大伙一起干。尤其是农忙时节，他把那群牛赶到沟底后，还要回来参加劳动。到了饭时，大伙都回去吃饭了，他却要东奔西跑，经管那群牛。爷爷是个很能吃苦的人，总觉得放牛就是他的活儿，所以他尽职尽责，风里来，雨里去，走遍了林场的坡坡坎坎、沟沟岔岔，哪里草场好，他就把牛往哪里赶。那些年里，在爷爷的精心放养下，林场里的牛个个生龙活虎，长得圆骨碌碌的，后来竟发展到近二十头。爷爷以场为家的典型事迹，被大队的贠书记看在了眼里，也被好些人说到了公社朱书记那里。那位朱书记还带着干部深入林场看望慰问了爷爷，问爷爷还需要什么？爷爷说：“成天放牛，就是没有雨衣和雨鞋。”朱书记当场拍胸膛，对村上干部说：“没问题，赶紧买！”不久，一件黑色的皮雨衣、一双高靿雨靴，就立马送到了爷爷手里。事后，在一次全公社群众大会上，那位朱书记还对爷爷大加褒扬。这件事情，爷爷似乎怎么也忘不了，生前曾多次非常自豪地说起过。我们都有些听腻了。

    爷爷经常絮絮叨叨地对我和哥哥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放养摘酸枣。这些话，应该说，都是他很好的生存经验。反正，他放牛从不空手出去，也从不空手回来。每次出去时，不是肩上扛着镢头，就是手里提着砍刀，或者腰里别着铁镰。倘若是春夏季，草坡上到处是中草药，开着花儿，随风摇曳，黄灿灿的是柴胡，蓝盈盈的是黄芩。他常常边放牛，边挖药。他挖得最多的是柴胡、黄芩和茵陈，一笼担一笼担地挑回家里，卖到收购站，贴不了家用。在这个季节里，他也常常不怕刺，割些荆条背回来。若遇上雨天的中午，他就牛圈旁的窑洞里，细细地修剪着那些荆条，用结满老茧、笨拙开裂甚至有些僵硬的手，编织着一个个笼、筐或者囤。这些东西，他从不卖钱，谁要都给，顺手做个人情。那些年里，我的亲戚里，几乎家家都有他编织的东西。倘若到了秋冬季，他就是一边放牛，一边用砍刀修剪那些洋槐树。他把这些树枝当作柴，马不停蹄，一捆又一捆地背回来，一股脑儿放在窑洞门前的开阔处，不几天就堆得跟小山一样。不久，爷爷的几个外甥女就叫来汽车，一车又一车拉回家了。当然，她们也为爷爷带来了茶叶、纸烟，还有零花钱。后来，塬上的人，不知从哪里听说，爷爷卖柴，一些干部家庭，也纷纷找爷爷。有的人拿包茶叶或纸烟，就换走一架子车柴。要说价钱，也很便宜，一块钱十捆柴，买的人很多。以致有人这样说，爷爷很瓜，把自己的力气不当回事。爷爷听了后，总是嘿嘿一笑：“我还有力气。”

    爷爷不会擀面，也不会蒸馍。林场的灶散伙之后，他就自己动手，泥了一个圆嘟嘟的土炉子，放在土炕边，每顿饭就是烤个馍吃，熬杯茶喝。馍吃完了，就回家来取，或者让我邻居的桃山伯顺便给他捎一布兜。因为早晚要放牛，爷爷每次回家都赶午饭，也从不忘背一捆柴回来。他的腿有多年的风湿病，如果遇上下大雨的天气，坡陡路滑，自己的腿不好，回不来，饿肚子就是常有的事情。那时候，哥哥和我还没有念书，母亲就吩咐我俩，常常往沟里跑，给他送吃的。多数时候送的是馍，有时也是做好的面食。所以，哥哥和我也偶尔跟着爷爷在林场放牛，眼看着他参加其他劳动。故而。林场里的人，我们都认识；许多事情，我们不单听人说，也看得清清楚楚。尽管那时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孩子。

    爷爷很善良、很慈祥，但也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认真的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林场里的杂果树很多，有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苹果树、核桃树、柿子树、枣树，路畔、地里、田埂上、窑庄周围，到处都是。果子成熟了的时候，塬上的人络绎不绝地到林场去背果子。爷爷说，他是场里的人，不准我们去，不要占小便宜。就是哥哥和我去给他送吃的，每次离开的时候，他都反复叮咛我们赶紧走，不要到树下去，还一直不放心地远远盯着我们。有年的秋天里，哥哥和我给爷爷到林场送馍，场里的人正在院子里打核桃。爷爷远远地摇手，示意我俩不要过去。我俩便在原地乖乖地站着，看着他们把核桃搬走了，拿进了仓库，才跑了过去。我俩抱着侥幸心理，在树下的草丛里搜索着，看能不能拾几个核桃，果然找到了几个。不料，拐场长走了过来，黑虎着脸，大声吼起来：“老六！你干什么？放下！”我看见爷爷的脸一下子绿了，嘴唇哆嗦着，半晌才嗫嚅着说：“这是孩子在树下草里拾的！”跟着，就看见一颗老泪滚下了他沟沟壑壑的脸。爷爷被冤枉了！我能感觉得到，他的内心当时非常非常难受。

    对爷爷来说，最熬煎的是冬天。这时，各种农活都停下来了，林场里的其他人都纷纷回家，老婆娃娃热炕头去了。整个空旷的林场里，只留下爷爷一个人，朝朝暮暮与那群牛厮守着。冬天是寒冷的。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为了给牲口取暖，防止豹子和狼袭击，爷爷就在圈牛的窑洞里，靠近门口的地方，用树根黑明昼夜生着火。冬天也是漫长的。眼见着秋贮的玉米秆、豆荚、谷草、糜秆并不多，只要大雪没有封山，地上还有草露着，爷爷就要顶风冒雪去放牛。连续有几年，快到年关了，一场大雪就铺天盖地、密密实实捂下来，天地之间顿时白皑皑一片。干草早被那群吃货吃光了。没有办法，爷爷只能把牛赶到禾场上，让它们围起麦秸垛撕着长草吃。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中午，爷爷顶着狼嗥的风雪急匆匆地回来了。他气呼呼地去找场长，让派些人与他铡些麦草。哪知，这个场长熊货一个，死猪一个，竟然搬起砖头睡大觉，哼哼唧唧，半天都放不出一个响屁来。爷爷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回到家里，阴沉着脸，急得在屋里团团转，我们都劝他说，你给他们说到就行了，他们不管，你也不用管了，你不去了，看他们怎么办？反正，责任不在你，林场又不是咱家的。“大冷天，牲口们遭罪啊。”爷爷怎么放不下那些牛。于是，他便来到我家窑脑脑上，撕了两捆麦秸，扔下院子，从饲养室扛来铡刀，我们帮着他，在屋子里铡碎了。傍晚时分，天越来越冷，风越来越大，雪越来越厚。远远近近，传来稀稀落落的爆竹声，大年夜眼看就要来了。爷爷却戴着“火车头”破棉帽，身穿黑色的棉褂褂，腰里缠着腰带，挑着两大笼麦草，踉踉跄跄，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全家怎么也拦不住。

    望着他步履蹒跚，慢慢地、艰难地走出村口，消失迷迷茫茫的雪幕中，我的鼻子一下子发酸，眼泪止不住就淌了下来。我抬起头来，向着冥冥中的上苍，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老天爷啊，爷爷何时才能离开林场？请保佑他老人家！

    熬着，熬着，熬了一年又一年。盼星星，盼月亮……

    后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了，林场终于散伙了，那群牛被分到了各个队里，爷爷终于回到了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