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光如水月/身心皎若琉璃/但见冰消涧底/不知春上花枝
——夏济安
这是一部非常出名的爱情日记。出名的程度，不仅在于日记的主人后来成为一代散文大家，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教出了白先勇、陈若曦、李欧梵这样的好学生；也不仅在于半个世纪以来日记中所记载的老师爱上学生却未开花结果的单恋故事，被无以计数的读者口口相传，感动了未来世纪的青年读者；更在于这种真实的记录所具有的价值难以估算。
1946年1月至9月，夏济安在日记里记载下他对李彦的感情。1965年，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这本分为上下两册的日记被其弟夏志清发现，加以注释后于1974年以《夏济安日记》开始连载。随后，《夏济安日记》一书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
其实这是很寻常的一段故事，每一处桥段，每一种描摹，非但不让人觉得陌生，反而让（无论是现在还是曾经）身处恋爱之中的人感觉非常熟悉。
九个月，一本日记，一段痴恋，这是一个文人的生命思索，这是一个时代的细腻写照。
这些，是为他的终身不娶埋下的伏笔吗？
1946年2月1日，除夕。西南联大餐厅。
七个年轻人（自然是单身汉，没有家室）围坐一席，吃年夜饭。
与抗战时期的艰难困可相比，饭菜还算丰盛，有鸡一只、蹄膀、猪肝、蛋饺四味。晚上八点过后，在这全家团聚的时刻，夏济安、卞之琳、顾寿观似乎感受到欢庆节日中的一丝伤感和无聊气息，三人大嚼猪油年糕，饮绍兴酒，吃美国鲑鱼罐头和火鸡，只有这样，才能强烈地感受到生之欢欣和寂寥。
人在这样的特殊时刻，自然容易引发个人感情的喟叹。
那一夜，他们在守岁时，都聊到了自己的恋爱情况。夏济安说到了自己：“我平生只有单恋，并无恋爱，不足挂齿。今天我可以说一句：一切只待上帝安排。”
原来，夏济安正在单恋一位西南联大的女学生，并将她写在日记里。通常称她为李彦L.Y.，在一段英文日记里也称她为LeeYen，但同她通信时，却很有礼貌地称她为“李小姐”。
时间回到1945年，西南联大，英文作文课。
讲授这门课程的教授叫夏济安。在中英翻译学的学科史上，“夏济安”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名字。他是国际公认的研究中国新文学的专家，他所选注的《现代英文选评注》至今仍是大学英文系学生的必读书，他还用英文写过评论二三十年代文学的专著《黑暗的闸门》，文章颇得19世纪维多利亚文体的精妙，清丽婉约中又蕴十足气势，不必说在中国，即使以英文为母语的国度，也是一流的。 1945年的他，还只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从东吴大学英文系毕业后，陆续担任过光华大学，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的英文教员，尔后，他来到了西南联大。 相对叶公超、吴宓、钱锺书等一干联大英文系名教授，那时他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教员。他常穿一件灰色旧大衣在校园里行走，除了因有肺病而比旁人更消瘦些外，看起来并无特异之处。 他负责教大一新生。在西南联大，大一的英文作文课采取分组教学。一切仿佛是冥冥中已注定好的，在1945年的秋天，夏济安走进了H组英文作文课的课堂。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少女，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这一次恋爱成为了他一生独身的开端。 少女名叫李彦，当年十九岁，生得极其清丽，娇嫩洁白的肌肤和轮廓姣好的脸庞都像极了电影女星林翠，他一见她便莫名地喜欢。他将她的选课单悄悄留了下来，郑重其事贴在了自己的日记本里。 大一英文课本来是由王高祥老师教授的，可后来又有变更，于是，在“教师”这一栏上，“王高祥”的名字写了又被划掉，换成了“夏济安”。 他把这纸条看了许多次，每个字他都熟记在心。她课卷上忘记写名字，他认得出她的笔迹，随手就补上了她的姓名学号。她的姓名学号他早已记得滚瓜烂熟，在他脑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上课的时候，他总是看她，她的发型、衣着，甚至手指上戴一枚戒指这样细微之处，他都一一留心到，并一笔笔记在日记中。 他写：“她不烫发，不长不短，柔曲而并不太黑的美发，恰巧衬托出脸蛋的圆浑。眼睛虽不大，却并非没有秀美。 ” 他写：“今天她穿了一件新的浅青灰色的绒线夹克，戴了一双黑皮手套。她没穿过大衣，最初看见她时，是件上胸有一条（两条？）红条的浅灰色绒线衣，最近两个月是件黑色拉链的绒线衣，旗袍总是很干净的深青布的。她的趣味是很素雅的。 ” 他还写：“ L.Y.坐在第一排，看见了不免又动心，发现一点：她左手无名指上有一枚翡翠金戒，不知何所指。她好像知道我有意思，从不敢用眼睛正视我。” 他在西南联大的一年，几乎每一篇日记里都有她的名字。 她哪一天不来上课，他就惴惴不安，她来上课时，只消对他说一句话，他就能高兴许久，上八九堂课都兴奋异常。 在校园里遇到她，他忍不住想跟着她走；看电影时，他觉得每个漂亮女主角都和她有几分相像；睡觉时，他一想到她，就激动得难以入眠，又绝望得痛哭流涕…… 她的影在秋日的阳光下长长拖下来，密密覆盖了1945年的他。 为了解她，他特意布置了一项作文《MyLife》（《我的小传》）。她交了作文之后，他欣喜之极，竟将她的原文一字不漏抄在了日记本上。 于是，他得知，她是湖南长沙人，家中长女，日军攻击湖南时，她逃难到了昆明。入学前，她在美军医院做工贴补生活，相对赚钱的艰辛，她觉得还是学校生活更好。 他在日记中评论，她的英文文字很坏，平时交课业，她写的文章错误很多。比起张充和这样的联大才女，李彦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出众的才华，也没有太多远大的理想。她觉得学校生活更好的原因，只是因为赚钱不易。 她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女生，可他却把她当成女神去爱。 在冥想中，他已俨然把李彦当成了自己的妻子。可轮到现实生活，他却一再迟疑，反反复复，磨磨蹭蹭，毫无作为。 他向朋友倾诉，朋友建议他求亲，他当即认可了，甚至连找谁提亲都想好了。可过两天，他又觉得提亲是旧时代的东西，不适合她这样的人；他想向她写情书表白，可他又觉得李彦对他根本不热情，一定不爱他，那样的话，表白就成了强迫。 他毫无作为的爱情，在日复一日的冥想中，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精神恋爱。除此之外，他还排斥着欲望，他对她，简直抱着一种宗教信徒的朝圣心态，仿佛有一点点欲望就会亵渎了她，他的爱，全然的至纯至美。 他并非单纯的禁欲主义者，可是他却觉得只有爱一个人并且有了婚姻的情况下，情欲才是美好的。而且他反对无爱的婚姻，他觉得“我是绝对的贞洁主义者，这一世如果找不到十全十美的对象，也许只能同女人不来往，永不结婚了。这样对于自己也许太残酷，然而不这样做，我的心就不能安。 ” 正因为他将爱情过度理想化，他对李彦迟迟不敢有行动。他既把爱情摆在那样崇高的位置上，李彦也就被他无限拔高，完美得几乎不真实。 他愈是这样想着，他愈发害怕去接触她，他怕他走近了，发现她根本就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完美。 与其走近后承受偶像幻灭的失望，不如远远观望，比起现实的残缺，他更沉迷于冥想世界的完美。 他一生皆是如此。 他在西南联大待了差不多一年。 1946年，抗日战争已全面胜利，西南联大即将结束，北大、清华、南开将迁回谷底，他也决定在这年5月离开昆明，从重庆辗转北上。 这年4月，H组的英文课结束了，最后的几天，她都没来上课，他一方面在课堂上苦苦寻觅她的身影，还向她的朋友打听她，另一方面又疑心她在逃避他。
他写：“巧得很，第二堂下课后（约九点钟），走到南区门口，她刚也从外面进来，（大致上去上要点名的或者使她特别感兴趣的课），我走上前去，一言不发，把她的卷子还了给她。我们的视线有一度接触，我已把我所有的柔情蜜意，都放在我眼光里了，她领略不出，也是没有办法。她并没有脸红。”
这样面对面的站了一分钟都不到，一句话没讲，也使他高兴老半天。
他没有责备她不来上课，让她自己觉到惭愧比任何责备都好，他想。
他下定决心写一封长信，在他离开之前交给她。“我应该在飞重庆之前夕，写封信给她，把我的痴心告诉她，可是我不附地址，使她要覆也不能覆。（其实我是多么怕她不给我回信呀！）有了这种想法之后，他越发忐忑不安。
“趁我的决心还未改变。箭在弦上，非发不可。。。“
他打了一遍又一遍腹稿，主要意思只要她表明态度已够。他想在大考那天，把信附在她补缴的作文里一起给她。
那一封信，那一封七千字的长信，那一封让他激动万分的长信，只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吗？
她拿着信，与他大吵，然后扔在风中跑开的情景，每次想起都会加深他的痛苦，让他后悔写那封信的鲁莽。
此后，夏济安离开昆明北上，在重庆困了很久的日子，内心一天比一天焦虑。
换个地方也许能换换心情，可是，现实状况并不如他所想。好不容易来到上海家中，因为住得窄，手头又常常很紧，生活不如意，更加上感情上的绝望，他一度徘徊在“轻生”的边缘。
以后的那些日子，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平静下来的。他只知道，不甘心的他一次又一次打听她的去向，仅有的信息是她随联大最后一批北迁的师生也到了上海。他不敢去见她。
晚秋，略带忧郁的雨中，他与她不期而遇，最终还是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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