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瑞父

编者按：7月24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的“何为中国人”主题演讲于北京大学第三教学楼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主持，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兼任教授，资深评论家秦家骢（Frank Ching）担任演讲嘉宾。秦家骢教授结合自身对于家族渊源的探索，提出了“何为中国人”这一问题。他从对于蒙古人和满人的归属判断引申出对于中国扩张性的探讨，且进一步讨论了中国的国籍问题以及中国对海外华人的态度。以下为演讲实录：

杜维明：我自北大高研院2010年9月正式成立起担任院长。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有三个研究教学方向：一是文化中国。文化中国的广义范围包括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主要是由海内外华人所组成的，包括散布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或中国社会、华人社会，还包括和中国无血缘、婚姻关系，但和中国文化结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包括科学家、金融经济学家、媒体、企业家，他们对于中国的关怀是长期的。比如在波士顿有上千家美国家庭领养了中国的孩子，在领养之前他们跟文化中国的关系不太大，但领养了孩子到家里，文化生态就有所改变。

二是文明对话。文明对话是以轴心文明作为对象。从世界文明来看，有基督教的世界、伊斯兰的世界、犹太教的世界，当然也有佛教的世界、道家和儒家的世界。现代人类和平文化的建构必须通过对话，所以我们对文明对话非常关怀。

三是世界宗教与普世伦理。最近我们得到了德国的一笔资助，来做世界伦理研究，特别是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世界秩序重组，有很多非常深刻的价值问题和道德问题。

在文化中国领域里，特别重视identity问题。大家可能不知道，“认同”这个观念在60年代才开始第一次成为学术界所用的“认同”，以前是逻辑问题，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尔森第一次提出“identity”。我在哈佛念书时把“identity”翻译成“认同”。1966年我回到台湾，到母校东海大学第一次教的课就是“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集中讨论中国现代转化和儒家的命运问题。

台湾地区三、四十年以前的心态为“我是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可是随着台湾独立运动的进行，党外势力和民进党开始有影响，有人说“我是台湾人，但不知道我是中国人”。于是在台湾逐渐形成一种共识，70%以上的人认为“我是台湾人，我肯定不是中国人”。这对我们从事文化研究、中国研究和儒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你不是中国人，那你是不是华人？当然是华人。华人逐渐取代了“中国人”，成为文化和族群的代表，所以所有新加坡的中国人都不说“我是中国人”，而是“华人”，是多元的“Chinese”。中国人翻译他们是“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如此，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的情况。

这次非常荣幸能够请到香港资深新闻评论员及作家秦家骢先生，他的报道对塑造中国的世界形象做了极大的贡献，难得他对中国的认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更重要的是有非常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这次他来和大家探讨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何为中国人”的问题。

秦家骢：大家好！非常感谢杜维明教授今天请我来跟大家见面和交换意见。在座的你们应该是90后、80后，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后诞生的一代中国人，你们是见证权力从一个领导人转交到另一个领导人手中、没有发生死亡或流血事件的一代中国人——这是中国的一个大变化，你们也是成长于相对于和平稳定的环境的一代中国人。你们可以去思考研究现在中国所做出的决策决定，当然你们也可以成为未来的领导人。

我觉得许多华人，这里指在国外出生长大的汉族，经常有一种无根的感觉，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以及他们的家族背景。我就属于这一类的华人：生在香港，不仅与祖先的土地相分离，也与大陆的很多亲人分离；成长于二战以后的香港，与祖先的土地天各一方，与大多数人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家庭关系，比如祖父母、叔父、姑妈、表兄弟分离。事实上一开始我不知道我的父亲在前一次婚姻中有多少儿女，直到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在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我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代表被派到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并努力搜集自己的家族史料。我找到父亲的总部记录，父亲1912年在上海做律师，距现在一百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找到父亲的资料，总部的资料是在北京的民进档案里找到的。事实上，这一番寻根将我带回了宋朝，宋朝词人秦观（字少游，写了《鹊桥仙》）是我的祖先，1982年我在无锡的一座山上找到他的墓碑。后来我完成了有关家族史的著作，名为《秦氏千载史》。

我对自己家族渊源的兴趣将我带入了基因地理工程的研究队伍。基因地理工程是《国家地理杂志》做的一个研究项目，这个工程的目的是为了分析人类的DNA样本，绘制出人类在世界的繁衍和族谱。我把自己的DNA给他们，交了几百美元，发现我的始祖大约在五万年前出生于非洲，生活在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现场笑）。后来我的祖先离开非洲来到中东地区，一些留在了中东，其他去了伊朗或亚洲、中美地区。大约35000年前，始祖中的一支出现于中亚地区，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我的先辈从非洲来到中国。当时做DNA测试时，他们说只能做一方，于是我要求做父亲那一边，我姐姐要求做母亲那一边。我的直系祖先主要生活在江苏一代，大约在700年前聚集在无锡，1937年由于日本侵华，我的父母离开上海，于是我们来到了香港。

现在回到关于中国这一话题。第一代中国人如何感到他们是中国人？这种中国意识在几个世纪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中国意识在现代还有多少现实意义？中国的自我意识和他人眼中的中国有什么不同？我再加一个问题：第一代中国人是于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可以确定第一代美国人出现在世界上的时间，即1776年美国成立时，但中国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许多中国人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什么时候才有了“中国人”？中国什么时候成为“中国”？“中国”被认为产生于第一个皇帝，他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朝，也就是秦始皇。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此后虽有多次分分合合，但中国在之后的两千两百年间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西方人眼中秦朝就是中国，那中国人是否就是在公元前221年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秦始皇是第一个中国人吗？第一个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

在1648年的西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认为是一个主权国家产生的标志，这一标志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前面我说到“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我上学时，“中国人”与“汉人”是同一概念。我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学校是否还讲忠臣岳飞和奸人秦桧的故事，秦桧在南宋时害死了岳飞，显然岳飞和秦桧都是中国人，不过一个是爱国者，一个是叛国者，现在大陆的学校还这样讲吗？（现场听众：是的）你们肯定比我更清楚中国的历史，不过还是请大家原谅我花几分钟时间讲中国的历史。

南宋被元朝所取代，元朝的开国皇帝为忽必烈，是第一个蒙古人皇帝，在我看来，这时“中国”的概念变得有点复杂了。忽必烈推翻宋朝，建立蒙古人的王朝，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元朝，这是第一次由“外国人”统治中国，直到1368年。但蒙古人真的是外国人吗？既然忽必烈是中国的皇帝，从概念上讲他也是中国人，除非他这个皇帝跟维多利亚女皇是一个概念：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维多利亚就成为了印度的女皇，印度人都变成了英国的臣民，但维多利亚女皇不是印度人（现场笑）。说到维多利亚女皇，1842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时，维多利亚女皇在位，她也成了香港的女皇。但忽必烈的情况有点不同，他统治时不是中国人成为蒙古人的臣民，而是蒙古人变成了中国国民。当然这个观点是现在中国政府的观点。

我参加过香港中文大学一位学者的讲座，他声称中国从来没有被征服或占领过，那时我才意识到这是当代的政治历史观。他说蒙古人没有征服中国，满人也没有征服中国，那不是一场“征服之战”，而是“内部战争”，蒙古人和满人都是中国人，虽然当时的他们可能不知道（现场笑）。因此在当今的中国，人们普遍认为蒙古人和满人不但没有征服中国，就连他们征服的土地也被视作中国的一部分，在中国的版图上。当然维多利亚女皇与蒙古皇帝、满人皇帝形式上的不同在于，维多利亚女皇没有将自己的首都迁到北京（现场笑），蒙古人和满族都将首都建在了北京。如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占领中国大部分土地之后将都城从东京迁到北京，很多中国人回头看时可能会说，“日本在40年代也曾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日本占领的所有土地，包括东南亚所有地区，都曾是中国的领土。”（现场笑）

大家都知道蒙古人统治不到一个世纪，汉族政权明朝建立。明朝持续了几百年，满人来了，建立了又一个外族王朝——清朝。清朝初期“反清复明”的呼声很高，即使到孙中山革命时期还有“驱除鞑虏”的口号。有趣的是，清朝一灭亡，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决定接受满清人为中国人，并选择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面旗帜。五色旗的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代表了中国的五大民族：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个中原因很简单：如果满人不是中国人，那么他们占领的土地也不应该是中国的。清朝时中国领土辽阔，西藏、新疆、蒙古、满洲里都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中国只承认汉族，就会失去几乎一半的领土。因此民国政权宣布中国人不仅仅包括汉人，还包括其他民族。中华民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承认非汉族人也是中国人，以此将清朝版图中的领土保护住。但对比起来重新解读会产生问题：这些非汉族人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人的？或者他们一直都是中国人？如果忽必烈是中国人，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也是中国人吗？成吉思汗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王朝，包括中国的一部分以及中亚大部分，事实上蒙古王朝占领了欧亚大部分地区，但现在的中国能把这些地方看作是中国的吗？而若蒙古人向来是中国人，现在的蒙古国怎么看？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其国民也是中国人吗？一方面一些中国人愿意看到蒙古国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一些蒙古国民却觉得内蒙古是他们的领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三十年河西，随着历史变迁，汉人不再是外族人的臣民，实际上成为了西藏和新疆人的殖民者。西藏和新疆人有很多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是当今中国政府继承和造成的历史包袱。当中国的崛起引起周边国家担忧时，中国官员又安抚说：“中国从来不是扩张主义的国家”。若是如此，为何中国疆界与第一个王朝如此不同？中国是怎样变得如此之大？一种解释是汉民族不是扩张主义者，而蒙古族和满族人是，但若蒙古人和满族人也是中国人，那刚才的解释就不成立；若蒙古人和满族人向来都是中国人，那中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是具有攻击性且扩张力很强的国家。

现在我们看一个相关的问题，即关于中国国籍。第一部《国籍法》颁布于清王朝衰落时期，法律承认所有男性公民的后代都具有中国国籍。据此，几代生活在国外的华人，仍被视为中国公民，中华民国延续了这一做法。事实上，没有政府允许，改变国籍是不行的，中国国籍成为一个伤脑筋的问题。直到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制订第一部《国籍法》，这个做法才得以改变。在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很少人知道中国《国籍法》在大陆和香港说法不一样，1996年5月15日，在香港移交给中国前一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根据此解释，凡具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领土和香港的，以及其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的、具有中国国籍的条件者，都是中国公民。因此若有人在国外自愿加入外国国籍，在中国大陆被视为外国公民，但在香港则被视为中国公民。我觉得这个很奇怪，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可中国的《国籍法》在香港不适用。如果有人在国外自愿加入外国国籍，在中国大陆被视为外国公民，在香港可以被视为中国公民。这种情况很奇怪，因为一个人在香港或大陆，其国籍会发生变化。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表明，我对今天讨论的话题感兴趣，不光出于理论和学术的原因，还有个人原因，因为我加入了美国国籍。从1979年到1983年，我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中国工作四年，中国外交部每年都要给我颁发一个记者证，正面印有我的名字和国籍，每次在中国国内旅行时他们也会给我发一个旅行证，上面注明我美国公民的身份。因此我生活在香港，但我认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不适用于我。

最后我想说中国对海外华人的态度。根据中国的政治考虑，海外华人就是生活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可人们普遍认为海外华人包括世界各地所有中国人的后代。去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篇英语文章，题目是《海外华人参政，路漫漫其修远兮》，文章提到美国、南非和澳大利亚政治家的例子，称他们为参与外国政治事务的海外华人。当然以这些政治家个人而言，他们参与的不是外国政治，而是本国政治。文章说为了加强与中国的交流合作，这些国家需要越来越多的华人参与当地的政治生活。从《人民日报》的角度，这些华人政治家参政好像是为了服务于中国的国家需要，虽然他们是在其他国家当选。这种心理对海外华人充满了危险，1999年的李文和事件表明在美华人很容易被怀疑为间谍，海外华人很容易被看作是“第五纵队”的成员，不忠于自己国籍所在的国家，反而忠于中国政权。其他国家似乎不大承认移居国外的本国人后代仍然是本国公民。例如许多美国人追溯他们的祖先都是英国人，但英国人不会宣称乔治·布什和他的家人是英国人，他们自然被认为是美国人。不过中国似乎坚持认为凡有中国血统的都不是外国人，而仅仅是一个具有外国国籍的中国人。这种心理使得访问中国的美国大使骆家辉陷入非常奇怪的境地（现场笑），同样也使得整个新加坡的国民虽在自己的国家，却有身在异乡的感觉（现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