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语

敦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集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文化于一身，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独一无二。

敦煌壁画被誉为“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宏伟、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来源于印度的艰涩的佛教经典在这里变成了生动的艺术形象。如果不是这些保存完好的壁画，谁会相信古代希腊和印度的艺术会在中国西北的洞窟中被移植、被嫁接？在参观敦煌壁画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敦煌虽然是几种文化碰撞的产物，却又不是各种文化的简单混合。它一直有一个主体，那就是中华文化。早在50年代，常书鸿就提出佛教对敦煌艺术的影响是“流”而非“源”。从莫高窟壁画的演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渐次中国化的奇妙过程。 

以大家熟悉的敦煌飞天为例，在莫高窟的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据常书鸿先生统计有4500余身。世界文明的古国都曾有自己的飞神形象，希腊有背长翅膀的安琪儿，印度有双翼天使。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关于羽人的描述，臂长羽毛，飞腾于空。飞天的故乡在印度，而敦煌的飞天却是中国艺术家的天才创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飞天。在北凉北魏等早期石窟中，飞天身材粗短，上体半裸，大嘴大耳，直鼻大眼，戴着印度式五珠宝冠，很明显受印度飞天和西域飞天的影响。但从西魏到隋代，敦煌飞天就多了中国道教羽人的形象，中原的审美取向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在唐朝，敦煌飞天的艺术形象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摆脱了印度西域飞天的影响，不长翅膀，不生羽毛，单单凭借飘逸的衣裙、飞舞的彩带便可凌空翱翔，那变化无穷的飞扬之美，自由舒展的轻盈之态已经是完全中国化了。

在敦煌近千年的历史中曾经生活过鲜卑、吐蕃、党项、回鹘、蒙古等众多的少数民族，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曾给敦煌带来一片崭新的风景，注入新的活力以及独特的文化内涵。如吐蕃人为敦煌的壁画增添了日月神、如意轮观音；党项人给敦煌增添了神秘的西夏文字和美不胜收的龙凤藻井；蒙古人统治敦煌的时代，为敦煌的窟顶添加了充满异族风情的曼陀罗；敦煌的藏传密宗文化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对敦煌文化影响最深的还是唐代文化。文化繁荣总在政治经济就绪之后，当大唐把它的权力范围一直扩展到遥远的中亚，中原的汉文化便全方位地统治并改造了莫高窟的佛陀世界，所以佛教的中国化和佛教艺术的中国化，都是在大唐完成的。

多元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恰恰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唐朝的社会思想统治主要建立在儒学的基础上，但对于道教和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尊道或尊佛，或三位一体，这种多元性直接反映在敦煌文化中。而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也和胡琴、琵琶、羌笛一道，成为唐诗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斗酒相逢须醉倒”、“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气不也正是“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之后的结果？

季羡林先生认为，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敦煌是一个极其独特的文化存在，它将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文化集于一身，并且以十分鲜明生动的形象融会贯通地表达出来，这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敦煌文化得以取得国际地位的基础。

敦煌学只有置于整个世界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可能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