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轩

    我在考入唐师圭璋先生门下之前，就听一位前辈学者说过：“唐先生的学问不可及，人品尤不可及。”后忝列门墙三载，对唐师的人格风范有了更深切具体的感受。值先师逝世一周年之际，谨写下这篇短文略述先师人格风范的两个侧面，以表对先生的怀念。

    一、专于业

    我感受最深的，是唐师对人生事业的追求十分执著。对学术、对爱情，都矢志不渝。编纂《全宋词》，早年夏承焘先生、任中敏先生都有过类似的计划与设想。后来夏先生因故搁止，任先生也因“矢志教育，遂寝斯议”。而唐师则坚持原计划，独自一人承担起这项清代众多馆阁词臣需数年才能完成的大工程。他从1931年起，每日教课之余，从早到晚泡在南京图书馆里查阅丁丙八千卷楼的善本词书。常常是在图书馆里花两角钱吃顿午饭，就继续工作，夜里回到家仍手不释卷。这期间，师母又卧病瘫痪在床，唐师一边悉心照料护理，一边继续他的编著工作。1936年师母去世，唐师也没有停顿他的研究，而是强压心头的悲痛，不懈地搜讨词籍和笔记小说、金石方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应酬翰墨、《永乐大典》等所载词，终于在1937年编成一代词作总集《全宋词》。接着又毫不懈怠地相继编成《词话丛编》、《全金元词》等传世力作。

    唐师身体孱弱瘦小，50岁以后体重一直只有70多斤，几乎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当年的学生都担心他寿命不长，可他却在咫尺书斋中顽强而乐观地活到90岁。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他？是他对学术、对事业执著的追求。人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追求，生命才能放射出强烈的光和热。1989年初春，唐师因不慎摔成大腿骨裂，终日躺在床上治疗。为了减轻他一点寂寞，我每天都去他家陪伴他一小时。他此时虽然89岁了，骨裂何时能痊愈恢复也还无定准，但他仍然计划着今后的学术研究工作。他每天与我谈得最多的是《全宋词》的修订问题。他计划在有生之年将他近年来搜辑到的新材料和当代学人的有关研究成果作一汇总，对《全宋词》再作一次全面修订，并设想凡是时贤所提供的材料和意见，都一一署其名，编成《承教录》附于书末。他还计划再写一本《宋词三百首浅说》。唐师对《宋词三百首》十分推崇，认为是最好的宋词选本，因为此书是清季大词人朱祖谋、况周颐合作精选，选的都是佳作。唐师以为须先熟读《宋词三百首》，然后才能进而谈学词与研究词学。他对自己早年作的《宋词三百首笺注》不很满意，因而多年来在此书最早的刊本上陆续用蝇头小楷写了每首词的解说，主要谈每首词的作法与意境。他在病榻上嘱我代为抄录整理，并设想好了给哪家出版社。不幸的是，计划尚未进行，就成了不知何时能实现的遗愿。然而对唐师来说，虽有遗憾，但他毕竟是带着他的追求、他的计划充实地离开人世的。

    唐师幼失双亲，孤苦无依，长期以来形成了俭朴清淡的生活方式。1988年冬，出版界的一位青年编辑去拜访他，简直不相信眼前裹着棉大衣、穿着老棉裤的瘦弱老人，就是当代赫赫有名的词学大师、著名教授。对于一般城市家庭来说早已是必需品的电冰箱，唐师直到1988年教师节才让我去帮着买回来，要不是江苏省政府领导来看望时见四壁空空，给他一份“优惠券”，还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享用。他晚年于烟、酒、茶一概不沾。有的青年学生对他如此淡泊的生活方式，颇为不解。而他却乐在其中，因为他自有更高的追求与乐趣，那就是他永不知满足、永无止境的学术事业。

    他唯一的嗜好是书。他爱读书，1987年冬因鼻腔内大出血住院期间，都手不释卷，平时就更不用说了。他也爱买书。我侍其门下三年，每年教师节学校发点补助费，他都让我拿去给他买书。只要见到当地报纸上有书市的广告，他总是带信让我去书市看看，给他买些回来。到了90岁，他自知已读不了多少书，但还是不停地买。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事考》等，都是一再叮嘱我去买到的。《黄季刚诗文钞》出版很久后他才知道，他先是让我到湖北人民出版社求购，没买到，后来我到北京，他又嘱我觅购。买到后，他喜出望外，那股童心的欢乐，真让人感动。

     他买书，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阅读，为了多方面地充实自己。他的藏书中，好多都有他的批语。发现了错误，就在书上画个大叉叉。见到材料丰富、有新观点、有创见的书，就给我们弟子讲，让我们拿去读，师生共享读书的快乐。记得1988年他从图书馆借来清末南京人朱绪曾所著《开有益斋读书志》，这是他第二次借阅了。他读后异常兴奋，特地把我叫去，指点书中的精彩处，极力称道作者所见善本之广、学问之博，并勉励我认真阅读。我读后确感开卷有益。根据书中提供的材料线索，我写成了《唐彦谦三十五首赝诗辩伪》等论文。唐师看我的习作后也非常高兴，并因势指导我要多读版本目录学著作，以便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发现新问题。他同时谈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唐五代词》，内据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收《兵要望江南》500首，而四川省图书馆藏抄本，却有700多首（任半塘、王昆吾近著《随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亦已收入《兵要望江南》，计713首）；南京图书馆藏《高丽史·乐志》，内有不少词学资料，但错讹脱缺颇多，而赵景深先生所藏《乐学规范》，内收朝鲜本《高丽史·乐志》，则十分完整精善。因而读古书，先须求善本，这样才能充分、准确地占有材料。而要求善本，又须熟悉目录之学。

    李清照《打马图序》说：“专即精，精即无所不妙。”唐师对学术事业，尤其是词学，也堪称专而精。他成天思考的都是与词学相关的问题。与人交谈，无论是初次相交，还是老相识，无论是专家，还是初学者，话题都离不开词学，没有过多的世俗客套与无谓寒喧。这是许多拜访过和熟悉唐师的人的共同感受。去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邓绍基先生拜访过唐师后，就跟我谈起他对唐师的印象：“不管你懂不懂，唐先生拉着你的手，就给你谈词学。”

    我每次聆听唐师谈话后，都退而作“实录”。我的笔记本中记载，1987年9月12日，我办完入学报到手续，第一次去见唐师。一见面，他略问了几句我的住宿情况后，就开始谈词学。先从秦观词的真伪和今人不加辨别地将伪作一概录入秦观词集内，谈到李清照《词论》的真伪及与新旧党争的联系，接着谈起李清照词的校勘。李清照《添字丑奴儿》“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的“北人”，《历代诗馀》和四印斋刻本《漱玉词》等俱作“离人”；《全芳备祖》后集载此词，作“北人”。唐师说“北人”比“离人”更贴切，因为李清照是北方人，南渡后流落到江南，对南方的环境气候“不惯”、不适应，她自称“北人”，符合她特定的身份，也流露出对故国家乡的怀念之情。《全芳备祖》是宋人所编，其版本依据更早也更可靠，应更合乎李词的原貌。当时我听后，真是佩服他的记忆力。他校勘《全宋词》，已过了几十年，至今连其中某一字的异文都记得一清二楚，如数家珍，非专于此，是难以做到的。他进而说，校勘诗词，改字要特别慎重。清黄丕烈等人校勘词集，从不轻易改字，可后来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就常常擅自改字而不出校记说明，实不足为训。明末毛晋是整理词学的大功臣，他保存、传刻了不少珍贵的词集，刻书都刻穷了，以致后来得到善本词也无力刻下去。但他也随意改字、加字，原本脱缺的字，他多妄自补上，贻误学人。后来他儿子毛扆发现问题多，就与另几位著名的校勘学家一起校勘《宋六十名家词》，校本今藏北京图书馆。唐师说，他想写信给李一氓先生，建议借助中华书局的力量，将毛扆等人的校本影印出来，以利学者；天津图书馆藏明吴讷编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也应该影印出版（按，198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已影印问世，唐师为作序）。

    谈到治学，唐师说要注意“纵横”读书。搞词学研究，不能仅限于读词集，先要纵向地读书，打好基础。韵文中的《诗经》、《楚辞》，散文中的《论语》、《孟子》，必须精读，它们是中国古代诗文的源头。《史记》、前后《汉书》、《世说新语》、《文心雕龙》、《诗品》等也要熟读。至于横向读书，唐师说；“比如你研究张元干，作《张元干年谱》（后蒙唐师推荐，已由南京出版社出版），他自己集子的材料有了，还要从外围去找。他同代人的别集和史书笔记、金石方志等，都有大量宝贵的材料，要广泛涉猎。”

    最后，唐师强调做学问，要有“三心”：虚心、信心和恒心。这“三心”，可以说是唐师一生的座右铭。他一千余万字的传世力作，就是他治学的信心、恒心的最好见证。唐师的老同学王季思先生在《悼唐圭璋先生》文中即说：“以一人一手之功，由博返约，钩沉探微，完成《全宋词》、《词话丛编》等十几部宏伟著作，环顾海内词林，并世能有几人？经历八年抗战，十年浩动，国难家愁集于一身，而笔耕不辍，毅力惊人，并世又有几人？著作等身，声华日盛，而乐于称扬师德，奖励后生，自视常若不足，更是并世学者中所少见的。”（《人民日报》1991年3月9日）

    唐师虚心谦逊。有一次，任中敏先生称他是“词学泰斗”，唐师即笑答：“不是泰斗，是蝌蚪。”这虽为戏言，却是心声。平时他也总是发自内心地说自己读书不多、学问不博，而勉励我们要多读书。我常想，著作等身的业师尚且如此自视不足，我们这些晚辈后学有什么理由、资本敢懈怠而不多读书呢？唐师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从不自以为是。《文学遗产》杂志1989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批评《全金元词》校勘失误的文章，唐师见到后，认为写得好，准备有机会修订时采纳。并对我说：“后人应比前人高明，这样学术才能发展进步。别人的批评应当接受，即使批评不尽当，我们也应该听取，择善而从。我现在老了，又多病，看书比较吃力，但有生之年，还是要多读点书，尽量减少些失误。”唐师不仅是从善如流，更不耻下问。他晚年每写完一篇文章后，都要让他的女婿卢德宏先生看一遍，请他在文字上作些润色。有时读书遇到疑难问题，常常问我们弟子辈是否知悉，或是让我们去请教别的先生。临终前他读近人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此书《序》中有“骤得独柳之祸”云云，他一时记不起“独柳之祸”的出典，先是问我，我蒙然不知，既而他又嘱我去请教程千帆先生，或写信请教钱仲联先生。我因故没有遵命尽快完成，唐师第二次见到我又问及此事。如今想来，我这不肖生真是愧对先师！

    二、深于情

    唐师专于业，也专于情、深于情。在中国文学史中，元慎的悼亡诗、苏轼和贺铸的悼亡词，不知感动过多少后人。而唐师对师母的爱情和悼亡词，他那些从心灵深处迸发出的生死恋歌，其感人处实不亚于前贤诸作。而唐师以他的青春、幸福为代价，以整整54年的独居生活来倾注他对早逝的师母的生死不移的爱情，又是元稹、苏轼诸公所不可比拟的！

    唐师母姓尹，生前也能填词唱曲，唐师25岁就读东南大学期间与她结婚。两人感情十分融洽，家庭生活充满了艺术情趣。唐师填词吹箫，师母随声拍节和唱。唐师《望江南》词写道：“人眠后，吹笛夜凉天。丽曲新翻同拍节，芸香刚了又重添。谁复羡神仙。”节假日，一同外出游赏，至晚兴尽方归：“花丛外，艇系小红阑。细语生憎风水乱，夜凉多恐着衣单。戴月踏莎还。”（同上）唐师病了，师母亲为调药护理，无微不至：“帘栊静，几日病缠绵。素手纤纤劳敷药，柔情脉脉立灯前。痛苦亦心欢。”（同上）“痛苦亦心欢”，道出了唐师与师母心心相印的惬意与满足。

    欢娱快乐的时候，还不足体现双方感情的真挚，只有患难才见真情，生死不移的爱才是人性中最为崇高、最为珍贵的。师母后来患病瘫痪，唐师日夜守护料理，访尽名医也无力回天。1936年冬，师母受尽病痛的折磨后留下三个幼女而与世长辞。唐师痛不欲生，痛苦中又夹着自责与内疚，自恨无力拯救挽回师母的生命。他在《忆江南》词中伤心地哭诉：“绵绵恨，受尽病魔缠。百计不邀天眷念，千金难觅返生丹。负疚亦多端。”带着对师母深沉执著的爱和“多端” 的内疚，唐师立志不再娶。从36岁起，他一直独居生活到离开人世。从这“无端”的自责内疚，又见出唐师的人格品质，他对自己总是那样苛刻。

    师母病逝后，唐师无法摆脱心灵的怆痛，常常独自到师母的坟上哭泣、吹箫，一吹就是一天。那回荡云天凄凉哀怨的箫声，饱含着唐师多么大的痛苦、寄托着唐师多么深的情意啊！唐师8岁丧父，12岁丧母，36岁丧偶。悠悠苍天啊！何事把这些苦难降临给我的老师！1937年，日寇入侵，唐师只身避难到四川。川中八年，他无时不牵挂在远方的幼女：“白发孤儿总系牵。”（《鹧鸪天·铜梁中秋》）无刻不怀念黄泉永隔的师母：“昏灯照壁，轻寒侵被，长记心头人影。几番寻梦喜相逢，怅欲语、无端又醒。”（《鹊桥仙·宿桂湖》）“经岁分携共渺茫。人间无处话悲凉。三更灯影泪千行。   袅娜柳丝相候路，翩跹衣袂旧时妆。如何梦不与年长。”（《浣溪沙》）真是“字字回文如血吐”（《蝶恋花》）。

    1989年5月初，我去山东青州参加李清照学术讨论会，行前与唐师话别。提起李清照，又引发了他的旧情往事。他先背诵李清照“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的词句，接着深情地自诵起他从前写的悼亡词《忆江南》：“人声悄，夜读每忘疲。多恐过劳偏息烛，为防寒袭替添衣。催道莫眠迟。”沉默了一会，唐师含着眼泪说：“李清照的沉痛诚挚，我最能理解。我与我爱人结婚时25岁，她23岁。那时我在东南大学读书。深夜里她怕我劳累过度，故意把灯吹灭，不让我多看。又怕我受凉，她总是悄悄地把衣服给我披上。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可如今，‘寒深谁复问添衣’。爱人去世时，我36岁，本可以续弦，但我对她的感情实在太深，感情上无法解脱，只好用泪水来洗刷，用词来排解。”宋代陆游75岁的时候游沈园，回想40年前与前妻唐婉的会面，“犹吊遗踪一泫然”，成为文坛佳话。而唐师89岁时，还老泪纵横地深深怀念已逝世53年的师母，他的专于情、深于情，实不让放翁！当代的词学史，也该记上这一笔。

    唐师的爱心，博大深沉。他不仅爱自己的亲人、骨肉，师母去世后他把全身心的爱给了三个女儿，也爱护学生、关怀后辈。他早年就有“菩萨”之称。每次与我们弟子辈谈话，总是把一只温暖的手轻轻地按在我们的手背上，让我们感到亲切、和蔼、轻松。他曾说他的老师吴梅先生“谦冲方正，师母温良恭俭。举室怡然，如沐春风。其视及门，亦如家人。了无疾言厉色，更无隐而不宣”（《吴先生哀词》）。唐师也传承保持着这种风范。我们每次见唐师，都有“如沐春风”的温暖感、亲切感。唐师对我们弟子体贴关怀备至。每年中秋节，他怕我们外地学生离家寂寞，总是特意备上酒菜，请我们去他家作客，共度佳节，共赏圆月，共享家人团聚的欢乐。席间，唐师虽然不饮酒，但总要举起空杯劝酒，颤抖着手为我们夹菜。每当此时，我总是含着幸福的热泪饮酒咽菜，有说不出的感动，说不出的亲切。

    唐师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中，虽然思维清晰，但体质衰弱，执笔颤抖，写作不便。外界时有些难以推辞的约稿，有时他口授，让我笔录，然后他再改一遍。这本来是他的心血、成果，可每当稿费来后，他一定要给我，说我读书期间经济不宽裕，无论怎样推辞都不行。接到这笔钱，我好长时间舍不得用，因为这几十元钱中，包含着恩师一片爱心。

    最使我终生难忘的是，1990年11月18日，我将离门下回湖北大学工作，行前我与副导师常国武先生、曹济平先生一起去唐师家与他合影、辞行。座中唐师一直握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到达武汉后立即给他写信，并哽咽着说：“我欲哭无泪。不能远送你，路上多保重。回去后多读些书，好好地工作。有机会再来看我。”在场的常、曹二师，也深为唐师这种真挚的师生情意所感动。他俩的眼圈都湿润了，临出门的时候，我几乎迈不动步子。蓦然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1937年唐师与吴梅先生话别的情景。唐师在《吴先生哀词》中写道：“翌日，予拜别，先生执手丁宁，既盼有暇重来，复期鸿雁勿疏。衡门久伫，弥深缱绻之情。”如今这次师生别离场面，与五十七年前何其相似！我回到武汉后，即写信给唐师报平安。27日，唐师收到我的信，十分兴奋，自己看了一遍，又让家人读给他听。唐师仿佛是在等候着我的信，等到了，次日凌晨就瞑目而逝。临终前夕，他还是那样惦记着学生。唐师啊，没想到一时的生离竟成了长恨永别。在您的追悼会上，我的泪水湿透了手巾，写这篇短文，泪水也浸湿了几张稿纸。

    亲爱的唐师，请让我再像在您生前那样喊您一声“唐老”。您也放心，您的弟子们将会在您人格风范的感召下，不断地进取，努力地学习，继承并弘扬您未竟的词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