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水蓝天林徽因 第三讲 2
个人日记
韩石山
刚才说到李健吾是一个少有的天才，联想到林徽因，不妨多说几句。前面我说过，林徽因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实际上我的意思就是说，林是个天才人物。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几乎都是天才人物。但是在中国，最不被认可的，恰是这样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这类人物，不是通常说的一专多能，而是多专多能。而在中国，做学问，做事情，讲究的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鹜，讲究的是皓首穷一经，到死方罢休。只要你专了，不管深浅，都是专家，多了你就是杂家，等于什么家都不是。想来这是因为，中国的生存环境恶劣，社会资源有限，名誉资源也有限，你占住了，别人就没地方了。像李健吾，是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也是法国文学研究的专家，但是，哪个庙里都不想要他。因为这个神太大了，太占地方了，他去了哪个庙里，哪个庙里原来坐主位的神就黯然失色，就得往后退一步，主神退一步，后面的神都得跟着往后退。这样，全庙里的神就都不喜欢他了。因此，戏剧界里就说他是翻译家，翻译界里说他是戏剧家，小说界里，散文界里，就更不用提了。两个地方一推，就哪个地方的都不是了。林徽因的情况，与此相似。清华建筑系里，有个展厅，里面塑了几个大建筑家的雕像，有人提议应当在梁思成旁边塑个林徽因的，我看了，觉得肯定不行。梁思成旁边有个林徽因，梁思成后面的人就都得往后推一个座次，这怎么能行呢？理由当然是现成的，她是文学家嘛。现代文学馆的院子里塑了那么多等高的作家塑像，有人要是提议塑一个林徽因的，肯定也不行，有了她的，好多人就失去了光彩，理由嘛，也是现成的，她是建筑学家嘛。
我看厦门大学不妨塑上一个，她是福建人，厦门大学是福建最著名的大学嘛。有人会说，她没来过厦大呀，我可以说，没来过可她也没骂过，骂过的又不是福建籍的都塑了，没骂过的又是福建籍的，不是更该塑吗？至少样子好看些吧。要塑林徽因的雕像，一定要塑成真人大小，还得是青铜的，那才真叫个美！
还是说正经的吧。有一点也是要说的，就是她的文学观念。现在看来，她的文学观念是现代的，到现在都没有过时。前面说到萧乾第一次见林徽因时，林给他说的那句话，就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只可说是她的文学观念的通俗表达，真正科学的表达，要严谨得多，也要深刻得多。
在为《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写的题记里，她说，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远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清丽之上。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藉力于逼真的，体验过的情感，丝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情节”。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须实际的经历过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最怕的是，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重复一下，敲诈什么，铺张什么，骗取什么，说得多么俏皮，多么尖刻，又多么深刻有力！只有林徽因能说出这样的话。
她还指出了一种不好的偏向，跟我们今天的某种风气非常相似，那就是，好些青年作家，觉得自己在物质享用上，优越于一般的少受教育的民众，便很自然地想要认识乡村的穷苦，对偏僻的内地发生兴趣，反倒撇开了自己所熟识的生活不写。全面地看，这种偏向表示着才能的贫弱，缺乏创造的力量。这种为良心的动机而写作，作品的艺术成分便会发生疑问。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时的文学青年，这种内疚之感是真实的，我们现在也有，更多的是趋时，是跟风，是想得到文学之外的好处，弄他个什么文学奖，风光风光。
上面引用的林的话，多是从指导、纠偏的角度说的，比较而言，还是这期间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里，说得最为透彻。信是1936年5月写的，这时费已回到美国。信里是这样说的：
每当一个作品纯粹是我对生活的热爱的产物时，我就会写得最好。它须是从我的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喜是悲。必得是由于我迫切要表现它才写的，是我所发觉或熟知的，要么是我经过思考了解到的，而又十分认真、诚恳地想把它传达给旁人的。对我来说，“读者”并不是“公众”，而是比戚友更能了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们渴望听我的诉说，并且在听了之后，会喜，会悲。（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这段话，可说是林的经验之谈，也是深悟文学的真谛之谈。尤其要注意她的“读者观”，相比之下，我们宣扬的为人民而写作就有些肤浅了。我们常爱说些欺人也欺己的大话，好像一说自己的写作是为了人民的，写出来东西就高尚、高贵似的。从不想想，你写出来的东西人民喜欢不喜欢。林徽因不是这样，她写的东西，是给那些比戚友更能了解她的人，是给那些渴望听她诉说的人，是给那些听了她的诉说会喜会悲的人。正因为这样，她写出来的东西，能打动人心，先打动周围那些渴望听她诉说的人的心，再打动世世代代，各个阶层的读者的心。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为人民大众写作的，而不是借了人民大众的名义拔高自己，掩饰自己的少才缺德，给自己那苍白无力的作品贴上黄亮的金箔。
有了这些精辟的见解，且是那样经常地说叨着，甚至是耳提面命着，又在自己的作品里一以贯之地践行着，我们说林徽因是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就不是空的了，不是跟大家聊聊天，提提神儿了。就不能说，她只会高谈阔论，而不会身体力行了。这样的说法，对那时的文学创作，是有指导意义的，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也是有启示意义的。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委实应当多听听林徽因的教诲，最好也能看看她的文学作品，比如诗歌，比如小说《九十九度中》，比如怀念徐志摩的散文，就知道她是怎样把她的文学理论贯注在她的各类文体的写作中了。写作，要是一开始就从这儿起步，将来成就大小不敢说，路子不会歪了则是敢保证的。
文化沙龙，谈天说地，四处奔波，考古调查，自己写作，也指导年轻人写作，总括以上所述，应当说，住在东总布胡同的这五六年，也就是太太客厅开张的这五六年，或者说太太客厅和湖南饭店同时开张的这五六年，是林徽因一生最光彩的时期，也最充实，出成果最多的一个时期。用梁从诫的话说，“三十年代是母亲最好的年华，也是她一生中物质生活最优裕的时期，这使得她有充分的条件表现出自己多方面的爱好与才华”。
确实的，住到东总布胡同三号，可说是林徽因最得意的时候。但是，就在她最得意的时候，出事了。
1933年9月，冰心写了篇小说，叫《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小说里面，把林徽因写成一个庸俗、势利、风骚，以勾引男人为乐事的阔太太。可说是对林徽因作了无情的嘲讽和丑化。读这样的作品，让人感到的不只是遗憾，简直不敢相信是出自冰心这样的作家之手。我们能够想象得出，当年林徽因，包括梁思成看到这篇小说，会是怎样的呢。
一个出身名门、毕业名校的女人这样做了，另一个同样出身名门、毕业名校的女人怎么办呢？
当然还是用女人的办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林徽因绝不会客气，她从来就不是个客气的人，她要出这口恶气，只会按照自己的性格和自己能采取的最佳方式来处理此事。李健吾的一篇就叫《林徽因》的文章里，说了当年林徽因采取的反击行动：“恰好林徽因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了一坛子给冰心吃用。”接下来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这事儿肯定是真的，只是时间上不像李健吾说的那样，小说发表了，恰巧林徽因从山西回到北京，带了一坛子山西醋正好派上这个用场。不是的，小说是9月底发表的，就在这个月的上旬，林徽因去过山西，做古建筑考察，具体地点是山西的大同一带。也就是说，她家里就放着不止一坛子的山西好醋，或者是带了几坛子吃的只剩下一坛子，或者是只带了一坛子还没有开始吃，总之是家里就有这么一坛子上好的山西醋。李健吾的说法大致不错，只是增加了些戏剧性。
这种做法，很符合林徽因的性格，她才不会顾忌两家人过去的感情。你谢冰心能这样不讲情义，我姓林的还怕什么？
现在有人说，这篇小说不是写林徽因的，冰心晚年也说她写的是陆小曼。怎么可能呢？我细细地看了，要说不是写林徽因，鬼都不信。
此前冰心跟林徽因是友好的。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跟梁思成是清华同年级同学，要不是梁出了车祸，推迟一年留美，两人肯定是同船赴美，冰心当时还没有跟吴谈恋爱，但跟吴是同船赴美的。林肯定与梁同船赴美。那么，冰心与林就是同船赴美了。事实上，虽说推迟了一年，两对情人在美国是有交往的，现在还保留下来一张冰心与林两个人在美国的合影。回国后，都在北京，这个太太客厅，在冰心未写这篇小说之前，也是来过的。没有来过，场景不会写得这样逼真，小说中的几个男人的身份，不会这样巧合。
小说本是虚构作品，按说不必认真。但冰心曾宣扬她写作的宗旨是：“我只想把我所看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也曾说过，她的这篇小说中的“太太”确有所指。那么我们就有了考辨并确认的理由。
现在我们来比照分析一下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与现实中的场景和人物，有哪些关联之处。要不人们就会说，不过是一篇小说，姓林的也太刁钻了。
《我们太太的客厅》中对客厅内外，有精确的描写。林的子女和朋友，对客厅内外，都有明确的较为详细的回忆。再就是，现在出版的许多书上，刊载了大量的梁家客厅与院子的照片，也是重要的比照物。为了比照起来方便，我们先将小说中的描写逐条列出，再将他人的记述放在相关的条目的下面。照片没法放，就作些简单的说明。小说的文本，我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冰心选集》里收的文本。个别字词参照别的版作了校正，比如人文版中有“腰支”一词，别的版本上是“腰肢”，就改过来了。人文版中有“黄鹿皮高跟鞋”一词，别的版本上是“黄麂皮高跟鞋”，也就从了后者。
一、客厅的门廊。
小说中：正对着客厅的门，是一个半圆式的廊庑……
梁再冰的回忆：当时妈妈和爹爹住宅区在这房子里院（北面）的一排北房中，房前有廊子和石阶，客厅在正中央。（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
韩按：也就是说，正对着客厅，前面是廊子。廊子和廊庑，只是用词的不同。《建设师林徽因》第83页下部右图，是一张林身着马裤站在前后两进院子之间的照片，身后明显可以看到后院北房正门前面有个突出的廊子，只是正面是多棱体的，不能说是半圆。但那形状太难描写了，说是半圆也大致不错。
二、院子里的景象。
小说中：窗外正开着深紫色的一树丁香……小院中一棵新吐绿芽的垂杨柳，柳丝垂满院中。树下围着几块山石，石缝里长着些小花，正在含苞。
梁再冰：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北面的院子中踱步，院里有两棵高大的马樱花树和开着白色小花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
韩按：《建筑师林徽因》第83页下部两图中，都可以看到院中确有高大的树木，也可以看到不高大的灌木类的植物。冰心小说中高大的马樱花树换成了垂柳。
二、客厅里的设施。分窗户、沙发、照片三个门类说。
窗户。小说中：（窗户）上半截满嵌着玻璃，挂着淡黄色的软纱帘子。南边是法国式长窗，上下紧绷着淡黄纱帘。
韩按：我认真比照过《建筑师林徽因》和《林徽因文集·文学卷》两书中的多幅客厅内的照片，发现，客厅北边的窗户上的窗帘是挂着的，可以横向拉动，南边的窗帘确实是绷在窗玻璃上的，不可拉动。全是黑白片，呈白色，而中国人家一般都忌讳用白色做窗帘，那么只能是淡黄色了。只是那窗户，绝不是什么法国式的长窗，只是南边的比北边的大些
沙发。小说中：窗前一张圆花青双丝葛蒙着的大沙发，后面立着一盏黄绸带穗的大灯……三四只小凳子，六七个软垫子，是预备给这些艺术家诗人坐卧的。
梁再冰：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像所有北方四合院一样），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使妈妈喜爱的窗前的梅花、泥塑的小动物、沙发和墙上的字画都沐浴在阳光中。
吴其昌：梁思成先生邀我到他家里去坐坐……静静的一盏橙黄色的华灯影下，隔窗望见志摩从沙发上跳起来，旋了一转，吐出一缕白烟。（吴其昌《志摩在家乡》）
韩按：前面提到两书中，有多幅图片能看到客厅里的长沙发，有张照片上坐了四个人照相。这张沙发的摆法，不是在靠南墙，也不是靠北墙，而是靠西墙的南半段。即在客厅的西南角上。有一张单人沙发或是双人沙发贴着南墙拐了过去。或许靠北墙，还有一张双人沙发。有时沙发背后挂的字画图片不同，当是在不同的沙发前照的。有张照片能看到沙发扶手上，确实蒙着一块织件，是不是双丝葛就不知道了。《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前面的图谱中，有一张林梁夫妇与费正清夫妇、金岳霖五人的合影，两夫妇与金分坐在西和南的两个沙发上，两沙发相接处，能看到一个落地灯的灯柱，看不见灯罩，参阅吴其昌文，正可以印证冰心小说中“黄绸带穗的大灯”的说法。正因为长沙发的那种摆法，旁边又有这样一个落地灯，吴其昌才能在掌灯时分，从门外隔窗看见徐志摩从沙发上跳起来。冬天的太阳，也才能照在沙发上。
女主人的书桌。小说中：窗下放着一个小小书桌，桌前一张转椅，桌上一大片厚玻璃，罩着一张我们太太自己画的花鸟。此外桌上就是一只大墨碗，白磁笔筒插着几管笔，旁边放着几卷白纸。
梁再冰：妈妈喜欢在客厅西北角的窗前书桌上静静地写作。那时她总是用毛笔和毛边纸。她的字体有点像外公的字体——王羲之体的秀丽小楷。她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在这里写成。
韩按：《建筑师林徽因》第83页上部，有张林徽因端坐在书桌前的照片。长方形的“三屉两头沉”小书桌，沉的部分未触地，尚馀尺许的距离有桌腿支撑，桌面与北墙西头窗户下的墙体垂直，或者说是成丁字形。这样，林坐在桌前，既可以随意地与坐在右侧长沙发上的客人谈话，也不会冷落了坐在桌子对面椅子上的客人。桌面左侧，确实放着一个白色的笔筒，看不出是不是磁的，想来该是的。里面也确实插着几只毛笔。只是东边没有放着几卷白纸。
墙上的照片。这是小说中刻意写到的，最多。有一处就这么长：墙上疏疏落落的挂着几个镜框子，大多数的倒都是我们太太自己的画像和照片。无疑的，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像片中就有几张是青春时代的留痕。有一张正对着沙发，客人一坐下就会对着凝睇的，活人一般大小，几乎盖满半壁，是我们的太太，斜坐在层阶之上，回眸含笑，阶旁横伸出一大枝桃花，鬓云，眼波，巾痕，衣褶，无一处不表现出处女的娇情。我们的太太说，这是由一张六寸的小影放大的，那时她还是个中学生。书架子上立着一个法国雕刻家替我们的太太刻的半身小石像，斜着身子，微侧着头。对面一个椭圆形的镜框，正嵌着一个椭圆形的脸，横波入鬓，眉尖若蹙，使人一看到，就会想起“长眉满镜愁”的诗句。书架旁边还有我们的太太同她小女儿的一张画像，四只大小的玉臂互相抱着颈项，一样的笑靥，一样的眼神，也会使人想起一幅欧洲名画。此外还有戏装的，新娘装的种种照片，都是太太一个人的——我们的太太是很少同先生一块儿照相，至少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
韩按：写一个风流自赏的女人，这些都是应有的笑墨。当年与林徽因、冰心都有交往的萧乾问过冰心，这个“太太”是谁，冰心说过这么一句话：“《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全挂的是她的照片。”这话是冰心九十二岁时对两个来访者说的。因为是记录稿，这话稍微有点含混，理顺逻辑，应当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小说，人物是有原型的，不是林，而是陆，证据是陆的客厅里，全挂的是她自己的照片。这话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小曼风流自赏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人们一想，可不是嘛，准是写的这个女人。不管别人怎么信，我不会信，陆小曼是个情趣高雅的女人，不会这么俗气，不会这么不知羞耻地显摆。我在写《徐志摩传》的时候，对徐家也即是陆家的情形做过细致的“考察”。徐家在上海四明村的高级别墅住着，不是单独一幢的那种，是现在人们说的联体的那种，一排三四家。徐家是双开间的一个小楼，前面是两层，后面是三层。一层是陆母与下人住，二层是徐陆夫妇的卧室，也是客厅，三层是徐志摩的书房。1931年徐志摩还没死的时候，王映霞和郁达夫曾造访过陆家，晚年王映霞在回忆文章中说：“二楼是他们的寝室，相当宽敞，是一个统厢房”，我不知道上海的统厢房是怎样的格局，想来是一大间。“家具全是红木的，陈设也精致，有古玩，有花卉，有罗汉松，还有文房四宝。壁上是梁启超的立轴、刘海粟的油画，也悬挂着小曼自己画的山水，浓淡渗透，相互掩映”。够高雅的吧？是不是有大幅的女人画呢？有，在三层徐志摩的书房里挂着，但也不是陆小曼的，是俞珊的，是俞珊的大幅剧照，演王尔德的名剧《莎乐美》的剧照。俞珊是当时中国最红的话剧演员，有中国话剧第一演员之称。是陆小曼和徐志摩的干女儿，有人还说徐与俞有私情，那是另一回事了，与本案无关。也就是说，陆小曼家里是挂着大幅的女人照片，但不是在陆小曼的客厅，也不是陆小曼本人的。可能是有人去过陆家，见过这张照片，以讹传讹，就说成是陆小曼的了。冰心为了洗刷自己讽刺林徽因的恶名，就把这个讹传当作遁词了。
再看梁家客厅的真实情况。在《建筑师林徽因》第83页中部的一张照片上，能看出西墙南段（墙的中间是梁思成工作室的门），也就是长沙发背后，挂着四幅字画，其中三幅是一组，一幅中堂和两边的对联。第85页有一张林面向南窗的单人照片，可以看清对联的落款中有“梁启趣”三字，又有“辛酉”二字，当是梁启超1921年所书。中堂是山水画。中堂北边是一个画框，只能看清中间一个纵向的白影，绝不会是林的全身照。隔过梁思成工作室的门，就是林徽因的书桌了，背后的墙上有个横向的较长的画框，里面是装裱的毛笔写的小字。想来该是林徽因父亲林长民先生的手迹了。北墙因为没有正面的照片，在这张林徽因端坐书桌后的照片上，能看到有一幅字迹较为规矩的书法长轴，想来也该是名家的墨迹。总之，客厅里实用的东西比如沙发等物，是西式的，而装饰性的东西，则是中式的，如字画等，整个客厅给人的感觉应当是既人西式客厅的闲适情调，又有中国旧式客厅的高雅气氛。在这样的客厅里，是不会挂女主人那么妖艳的照片的。
再看小说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丑态。丑态的描写太多，为了节省篇幅，每人只挑一两句，未必是最有代表性的。
主人公，名字叫美：
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的进来了，脚尖点地时是那般轻，右手还忙着扣领下的衣纽。她身上穿的是浅绿色素绉绸的长夹衣，沿着三道一分半宽的墨绿色缎边，翡翠扣子，下面是肉色袜子，黄麂皮高跟鞋。头发从额中软软的分开，半掩着耳轮，轻轻的拢到颈后，挽着一个椎结。衣袖很短，臂光莹然。右臂上抹着一只翡翠镯子，左手无名指上重叠的戴着一只钻戒，一只绿玉戒指。脸上是午睡乍醒的完满欣悦的神情，眼波欲滴，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边画上一道淡淡的黑圈，双颊褪红，庞儿不如照片上那么丰满，腰肢也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时的那般软款了！
韩按：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可以推知这位太太的年龄是二十八岁。林徽因生于1904年，小说写于1933年，林二十九岁。
其他人物以出场先后为序。
丫鬟菊花，英文名 Daisy：
Daisy是我们太太赠嫁的丫鬟。我们的太太虽然很喜欢谈女权，痛骂人口的买卖，而对于“菊花”的赠嫁，并不曾表示拒绝。菊花是Daisy的原名，太太嫌它俗气，便改口叫Daisy，而Daisy自改了今名之后，也渐渐的会说几句英语，有新到北平的欧美艺术家，来拜访或用电话来约会我们的太太的时候，Daisy也会极其温恭的清脆的问：“Mrs．Is in bed,can l take any message?”(书中注：“太太还没起，我能不能给你带个话？”)
太太的女儿彬彬，出生在意大利，太太与先生旅游的途中：
彬彬未生的时候，我们的太太怀着一百分恐惧的心，怕她长的像父亲。等到她生了下来，竟是个具体而微的母亲！我们的太太真是喜到不可形容，因着抚养的种种烦难，便赶紧带她回到中国来。
无怪她母亲逢人便夸说她带来了意大利山水的神秀，彬彬有着长长的眉，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小小的嘴。虽然也有着几分父亲的木讷，而五岁的年纪，彬彬已很会宛转作态了。可惜的是我们的太太是个独女，一生惯做舞台中心的人物，她虽然极爱彬彬，而彬彬始终只站在配角的地位。
韩按：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出生于1929年，1933年五岁。
陶先生，科学家：
陶先生是个科学家。和大多数科学家一般，在众人中间不大会说话，尤其是在女人面前，总是很局促，很缄默。他和我们的太太是世交，我们的太太在“二八芳龄”的时候，陶先生刚有十二三岁，因着新年堂前的一揖，陶先生脑中，就永远洗不去这个流动的影子。我们的太太自然不畏避男人，而陶先生却不会利用多如树叶的机会。见了面只讷讷的涨红着脸，趁着我们的太太在人丛中谈笑，他便躲坐在屋角，静默的领略我们太太举止言笑的一切。我们的太太是始而嘲笑，终而鄙夷，对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近来她渐渐感到青春之消逝，而陶先生之忠诚如昨，在众人未到之先，我们的太太对于陶先生也另加青眼了。
韩按：常来梁家的周培源是物理学家。是否与林家是世交不详。
袁小姐，画家兼诗人：
有人推测着说我们的太太喜欢袁女士有几种原因：第一种是因为我们的太太说一个女人没有女朋友，究竟不是健全的心理现象。而且在游园赴宴之间，只在男人丛里谈笑风生，远远看见别的女人们在交头耳语，年轻时虽以之自傲，而近年来却觉得不很舒服。第二是因为物以相衬而益彰，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是互相衬托的，两个人站在一起，袁小姐的臃肿，显得我们的太太越苗条；我们太太的莹白，显得袁小姐越黧黑。这在“沙龙”客人的眼中，自然很丰富的含着艺术的意味。第三因为友谊本是相互的感情，袁小姐对于我们的太太是一见倾心，说我们的太太浑身都是曲线，是她眼中的第一美人。我们的太太说袁小姐有林下风，无脂粉气，于是两人愈说愈投机，而友谊也永恒的继续着。
韩按：不祥。
文学教授：
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连连的说：“好久不见了，太太，你好！”
文学教授站着笑说：“您举荐的人哪会有错！他虽然年轻，谈锋却健，很会说笑话，学生们在他班上永远不困。不过他身体似乎不大好，我仿佛常在布告板上，看见他的告假条子。”袁小姐忽然笑说：“你们说的是小施呀？他哪里有病！我差不多每天下午看见他在公园里，同一个红衣蓬发的女子，来回的走着。”
韩按：胡适1891年出生，到1933年是四十二岁。其时为北大文学院院长，有用人之权。这一时期的胡适恰恰是留着两撇短短的胡子。
哲学教授：
哲学家背着手，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抽出叔本华《妇女论》的译本来，正在翻着，诗人悄悄过去，把他肩膀猛然一拍，他才笑着合上卷，回过身来。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
韩按：金岳霖身高一米八零，看照片正是一个“深目高额”的人，有眼疾。
政治学者：
政治学者很年轻，身材魁伟，圆圆的脸，露着笑容，他也鞠躬着说：“无论如何，我先替市政府向我们的太太赔个不是！这汽车道是太坏了。等着我做了市长，那时您再看。别忘了我们现在还是‘在野党’呀！”
韩按：钱端升，1900年出生，二十五岁就做了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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