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水蓝天林徽因 第三讲 3
个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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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
柯露西: 大家跟前一亮似的,都立刻欢呼了起来:“露西,你好呀,什么时候到的?”露西直奔了文学教授去,拉了他的手,笑说:“我是今午十一点五分的快车到的,行李一搁在饭店里,便到处的找你,最后才找到你家里。你太太说你吃过午饭就走的,没有说到哪儿去,我猜着你一定在这儿,你看把我累的!”一面又和政治学者拉手,笑了一笑。回头又对彬彬呼唤着,操着不很纯熟而很俏皮的中国话说:“哈罗,彬彬,你又长高了,你妈妈呢?”说着看了袁小姐一眼,不认识,又回头去同政治学者说话。
袁小姐走了进来,看见我们的太太两手支颐,坐在书桌前看着诗,便伏在太太耳边,问:“这个外国女人是谁?”我们的太太一面卷起诗稿,一面站了起来,伸了伸腰,懒懒的说:“这是柯露西,一个美国所谓之艺术家,一个风流寡妇。前年和她丈夫来到中国,舍不得走,便自己耽搁下来了。”
韩按:1932年费慰梅与费正清在北京结婚。费慰梅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说:“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从各个层面研究中国历史。”
诗人:
这一群人都挤了进来,越众上前的是一个“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的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看一片光明的云彩……”
大家都纷纷的找个座儿坐下,屋里立刻静了下来。我们的太太仍半卧在大沙发上。诗人拉过一个垫子,便倚坐在沙发旁边地下,头发正擦着我们太太的鞋尖。从我们太太的手里,接过那一卷诗稿来,伸开了,抬头向着我们的太太笑了一笑,又向大家点头,笑着说:“我便献丑了,这一首长诗题目是《给——》”
韩按: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是徐志摩明显的相貌特征。梁实秋在《谈徐志摩》文中说:“我最初看见徐志摩是1927年……记得是一个秋天,水木清华的校园正好是个游玩的好去处,志摩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萧散,旁若无人。”这篇文章是梁实秋晚年写的,说徐志摩的鼻子很大,显然有调侃的意思。再看看徐志摩死后不久,他的好朋友陶孟和是怎么说的:“他的白皙的有神的面庞,他的特有的高凸的鼻子仿佛极清楚的映在我们的眼前。”可证徐确是白脸高鼻。
太太的丈夫:
我们的先生在太太客厅门口出现了。大异于我们的想象,他不是一个圆头大腹的商人,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大衣敞开着,拿着帽子在手里,看见诗人,便点头说:“你在这里。美呢?她好了罢?我今早走的时候,她还没有起床。”说着放下帽子,脱下大衣挂在墙上,走了进来坐下。
韩提示:梁思成的相貌神态,绝对当得起“温蔼清癯”四字。他在营造学社任职,同时在以建筑设计师的身份,在北京挂牌营业,叫“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从这一点上说,近似商人。
周大夫,来给太太看病:
周大夫说:“本来么,乍暖还寒时候,最易伤风。”大家都大笑起来。我们的太太笑说:“你还是安分守己当大夫罢,‘乍暖还寒时候’,一加上‘最易伤风’,成个什么话!”大夫对着太太深深的鞠了一躬,说:“这是这沙龙里的空气,庸俗的我,也沾上点诗气了。”
韩按:林正在养病期间,医生在这里的作用,就不必说了。
这都不算什么,即便是影射,还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可怕的是,小说中竟暗示林徽因是庶出,即是小老婆生养的。看看下面这三段不相连的文字,尤其要注意太太的表情变化与心理活动:
Daisy轻轻的进来,站在太太椅旁,低低的说:“小姐,柯太太来了一会了,在院子里说话呢。”太太抬头皱眉说:“知道了,她自己还不会进来!——你打电话到老姨太那边,问今天晚上第一舞台的包厢定好了没有?我也许一会儿就过去。” Daisy答应着,轻轻的又退了出去。
Daisy站在门边说:“小姐,电话打通了,老姨太请您说话。”太太皱着眉头说:“叫彬彬去接,我没有工夫。”
彬彬跳了进来,笑嘻嘻的走到太太面前,说:“妈妈,老姨太说包厢定好了,那边还有人等你吃晚饭。今儿晚上又是杨小楼扮猴子。妈妈,我也去,可以么?”说着便爬登我们太太的膝上,抱住臂儿,笑着央求。我们的太太也笑着,一面推开彬彬:“你松手,那用得着这样儿!你好好的,妈妈就带你去。”彬彬松手下来要走,又站住笑说:“我忘记了,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说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很……”我们的太太忽然脸上一红,站起推着彬彬说:“你该预备预备去了,你还是在家里用过晚饭再走,酒席上的东西你都是吃不得的。”
韩按:林徽因系庶出。林长民有妻叶氏,不生育,娶妾何氏,为浙江嘉兴一小作坊主的幼女,文盲。生林徽因,又生一女一子,均夭亡。徽因八岁时,因无后,林长民又娶妾程桂林,上海人,先后生有一女四子。大概在娶程氏后不久,妻叶氏即病故。至少在1921年林徽因从英国回来,与梁思订婚时,何氏仍没有妻的名分。陈石遗是林长民的老朋友,闻知林梁两家结亲有诗记其事:“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瘦劲。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宗孟是林长民的字。小妻者,妾也。直到林长民去世前,林徽因的母亲仍未扶正。林长民是1925年冬天参与郭松龄的幕府,起兵反叛张作霖,乱军中被流弹打死的。后事由梁启超这个亲家,和朋友们商议处理后事。1926年1月5日,梁启超致信梁思成谈及处理方略,信中说:“这些事过几天我打算约齐各人,当着两位姨太太面前宣布,分担责任。”两位姨太太中的大姨太太就是林徽因的母亲何氏。
正妻已死,为什么不将大姨太太即林徽因的母亲扶正呢?扶正了,林的名分也就正了。这也是有原因的。林长民是个有文化的人,二姨太何氏有文化,又是上海人,且一连生了四个儿子,深得林长民的欢心。程氏名桂林,林长民曾为自己起别号曰“桂林一枝室主”,可见对程氏的偏爱。林长民居北京时,住在景山东街的雪池胡同,正院子住他与程氏及子女,林母何氏居偏院,备受冷落。正妻死后,如果扶正,按先来后到,应当扶林母为正室。只是这样一来,既非林长民的本意,又对程氏没法交待。在这一点上,林长民不愧是个政治家,采取的办法是美国对付大陆和台湾的办法,即维持现有格局不变,也就相安无事。不扶正,林母仍是大姨太,虽锺爱程氏,仍是二姨太。对林徽因也是一个交待。
再简略分析一下冰心小说中的春秋笔法。
第一处,跟前没有人,太太就正声正气地要丫鬟打电话给老姨太。
第二处,丫鬟将电话打通了,报告太太,跟前有人,太太不愿丢份,就让女儿去接。至此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老姨太是何人。
第三处,女儿打过电话回来,向太太报告:“老姨太说包厢定好了,那边还有人等你吃晚饭。”至此,太太仍是和颜悦色。但是不料童言无忌,冲口说出::“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说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很……”女儿的外公必是母亲的父亲,则老姨太者,绝非他人的老姨太,必是太太的生母无疑。生母是姨太太,则此人必为庶出无疑。至此一切都大白于天下。跟前还有朋友,这样一说,让爱面子的太太脸上挂不住了,于是“我们的太太忽然脸上一红”。
有了以上的征引与分析,对有人说冰心写这篇小说只是借林家的事,嘲讽当时的归国留学生尚清谈,爱虚荣,生活奢侈,道德败坏,我都持怀疑态度了。若这样纯正的目的,那么就应当尽量地隐去一切可能让原型人物生疑的线索。比如,地点可以改变,人物身份也可以改变,不是诗人而是小说家,不是政治学者而是政坛人物,外国朋友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英国人,一个海关职员,横竖当时英国人赫德还管着中国海关的事儿,一个风骚的英国女人在海关做事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有这么多可以避免与林徽因结怨的办法,冰心全都舍之不用,偏偏要人人坐实,物物坐实,事事坐实,等于是指名道姓要给林徽因和那个小群体一个难堪,一个丢脸。不是铁了心要做这个事,实在没有别的解释。
我只能说,女人的心不可测的,不管她怎样的出身名门,怎样的毕业于中美的名校,怎样一生都有着温柔贤惠的美名,女人毕竟还是女人。
退一不步,不必说什么品质问题,还是把它看成是两种文化性格的冲突更显得有文化些。
都留过学,林的文化性格更偏重西方,冰心呢,可说西方的东西,对她没有造成影响,基本上还是个东方的大家闺秀。就按普通人的性格说,林徽因属于开朗的那一种,什么地方有了她,什么地方就热闹,以她为中心的热闹。冰心则不同,冰心是个内向的人,有些像人们说的南方人的那种外慧内秀,腼腼腆腆,不爱张扬。梁实秋是个和冰心私交很好的人,两人之间,多少还有些超出友谊的感情,梁实秋写文章常用秋郎这个笔名,就是冰心给起的,当初是戏谑,后来就有别的意味了。中国大陆“文革”期间,梁实秋在美国,听说冰心和老舍一样,叫整死了,就写了篇怀念冰心的文章,这种文章说的话常是真话。文章里是这样说冰心的:“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个令人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当然后来又说,“她不是个恃才傲物有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不管怎么说,“矜持”总该是定论。一个矜持的女人,和一个开朗的女人,在性格上总是有差异的,合不到一起也是情理中的事。
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是冰心的不对。当然,要是像现在一些告作家的案子那样打起官司来,肯定是冰心赢,林徽因输。因为小说是虚构作品,人家又没有提你的名字呀。但是,我们在司法之外,总还得有点别的什么来约束我们的社会行为吧?比如人情,比如道德。
事情总会有个起因的,或者是冰心早就看不惯林的作派,或者是在跟林的交往中无意间曾受过林的伤害,比如某种冷落,言谈话语中的讥讽。即使什么也没有,公道地说,林徽因那种讨男人喜欢,不讨女人喜欢的性格,也会让冰心心里不舒服,写成这样一篇肆意嘲讽的小说。李健吾的文章里,对林徽因的评价是:“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具体到冰心与林徽因两人,李健吾的说辞是,“她们是朋友,又是仇敌”。从某种个意义上说,冰心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为当时北平社交界的全体妇女出了一口恶气。可以推想,当时肯定有不少女人为冰心叫好的。
虽然我不赞成冰心的做法,但我还想为冰心做点辩护。就是,这一时期,冰心小说创作的题材,已不是什么“致小读者”了,那是在美国时期写的。也不是什么“繁星”之类的短诗了,那是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写的。这一时期,冰心的创作,以小说为主,题材几乎全是新旧蜕变途中的家庭问题。有个研究女作家的学者,写过一本多位女作家的研究专著,冰心名下只有两节,第一节就叫《家庭问题与家庭情节》。书里说,冰心最初的一篇小说就叫《两个家庭》,此后还写过多篇关于家庭的小说,如《西风》、《相片》等。(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冰心不是个多么有艺术想象力的作家,她的小说题材多来自生活中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眼前就放着一个绝好的性格,绝好的素材,怎肯轻易放过?
在我看过的冰心的小说中,数这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最为大气也最为娴熟。前后出场那么多人物,调动起来得心应手,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和与之相应的语言动作,神情毕肖,活灵活现。行文自然有致,不疾不徐,明喻隐喻,自嘲反讽,俯拾皆是。其整体艺术价值,不在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之下,难度的把握上,还要超过些。无论从艺术性上说,还是从社会批判性上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有这样的作品,冰心才能说是个大作家,重要作家。我非常欣赏冰心这种捋虎须,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非常欣赏她在这篇小说上表现的叙事技艺与语言风格,唯一不满意的是,既然敢写下这么优秀的作品,为什么不敢坦坦荡荡地承认呢?
当然,我们今天讲“太太客厅”,讲林徽因的性格,一点也不回避她性格中缺憾。人都有缺点。她的缺点,跟她的优点,一样的突出,一样的鲜明,可说是优点的另一面。比如她是自信的,也是自负的,尖酸,刻薄,都在常人之上。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中心人物,她说话的时候,滔滔不绝,别人插个嘴都难。你要是有这样一个朋友,没有相当的忍耐力,是应付不了的。
对这件事的评价,七十多年来,分歧甚多,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拥林婆的说林婆有理,拥谢婆的说谢婆有理,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现在网上的争论也不少,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福建的一个研究冰心的学者王炳根,还跟林徽因研究专家陈学勇,为这件事起了一场笔战,说冰心的小说写的不是林,说冰与林从来都是好朋友,还举了个例子,说,林徽因的叔叔林觉民,参加黄花岗起义死了,福州城里的房子,就是冰心的爷爷买下的。这不是瞎扯吗?你要是说,林觉民死了,讨债的太多,家里人生活不下去要卖房子了,冰心的爷爷觉得怎能让革命志士的遗属落到这般境地,于是出钱把林家的房子保住了,还能算个理由。现在这么说,不如说林家是地主,解放后把房子分给冰心爷爷这样的贫下农,让人觉得还有些道理。毕竟是公家给分的,不是自个出钱买的嘛。
深入研究,弄清这篇小说写作的前因后果,并由此扩展开来,对我们了解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派系状况,中国高层知识分子间的人际关系,进而了解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都会大有益处。从看过的资料上,我愿意提供两个契入点,一是冰心1932年给《冰心全集》写的自序。这是冰心创作生涯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中说:“1926年,回国以后直到1929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实际上直到写这篇自序的1932年,都没有写什么正经东西。可说是沉寂的五六年,而到了1933年,一出手就是这样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弄清了何以长期沉寂,也就会找到何以突然爆发的线索。二是要好好研究一下刘放园这个人。他是冰心的表兄,长期任《晨报副刊》编辑,与冰心情谊深长,对冰心的生活写作都关怀备至,可以说,是他把冰心送上文坛,让冰心的文学才能在各种文体上都大放光华。此人的发达与偃蹇,直接关系着冰心写作上的前行与停止。至少在她还未成为大名家之前,是这样的。将这一人一事厘清了,冰心为什么写《我们太太的客厅》这一历史谜案也就澄清了。
不管真相是什么,都要尊敬。只有两个高手过招,才能显出彼此的品质与才情。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这样的事件都被遮蔽了,比如巴金曾跟朱光潜相互争辩谩骂,现在就很少有人提及。常提及弄到耳熟能详,甚至令人反感地步的,是左派人士对右派人士批评,比如鲁迅对陈西滢的批评,对梁实秋的批评。右派对左派的批评,左派之间的批评,就不提了。似乎一部文学史,只有左派在战斗,此外便是各自埋头写作,一派莺歌燕舞的升平景象。不会是这样的。你争我斗,你仇我恨,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坛。
对这个问题,我不做什么结论,只把这些事实,还有我的分析说出来就行了。
写过太太客厅,或者说写过京派文人这种文艺沙龙式聚会的,还有钱锺书,也是短篇小说,叫《猫》。刻薄不及冰心,幽默聪明则过之。小说里,对京派文人有直接的挖苦,说:“因此当时报纸上闹什么‘京派’,知识分子上溯到‘北京人’为开派祖师,所以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的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归化的国家,不住的挂在口头上。”小说中的人物,如果细细寻按,也能跟当时的京派文人对上号。为什么没有引起风波呢?我认为,一是这篇小说写于1945年抗战刚胜利,离那个年代远了,当年聚集在太太客厅里的人,风流云散,各自东西,也就没人深究了。二是,钱锺书跟太太客厅里的主要人物,没有什么交情,写就写了,谁也不会见怪。世事就是这样,有交情的写了,那叫背叛,叫挑衅,就要结怨,就要送一坛子山西醋去。没交情的写了,无可奈何,也就不痛不痒,装个不知道就行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注点,跟冰心相比,钱锺书写《猫》,只能说是拾人牙慧,无论品相与魄力,都不能与冰心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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