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水蓝天林徽因 第四讲 ２
个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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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都不在北京，这些日子他们正在山西五台山一带考察古代庙宇。就在七七事变这一天，他们发现了佛光寺是唐代建筑。在山里，见不到报纸，也没有电话，只顾工作，外面的事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几天之后来到代县，有了报纸，可以打电话了，才知道北平发生了战事。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会是抗战爆发的标志。平汉路的火车不通了，好在平绥路没有断，他们先到大同，坐平绥路的火车回到北平。当时北平还在中国军队的手里，守军在他们家门前也挖了战壕，像是要长久驻守，与日军对抗的。他们也准备了吃的喝的，等着战事起来用。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早上起来外面静悄悄的，出门一看，原来中国军队夜里悄悄撤走了。接着日本军队开进城，一枪都没放，北平就沦陷了。
北平一沦陷，梁思成便决定，一有机会赶紧离开，响应政府的号召，到大后方去。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在东北大学待过一段时间，知道当亡国奴的滋味。再就是，他的身份也不允许他留在北平。此前两三年间，随着几篇著名的古建筑考察报告的发表，他已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日本学术界对他尤其敬重。日本人占领华北后，要维持地方治安，学术繁荣，不会不打他的主意，那时要走可就不容易了。
9月初，机会来了，他们一家五口，除了他们两口子，还有一女一男两个孩子，林徽因的母亲，上火车去了天津。天津也不是久留之地，下来去哪儿呢？梁再冰的文章里，好像是说，一开始就定下去昆明，怕不是这么回事。先定下的地方是长沙，这是当时中央政府给文化机关、研究机构定的一个重要集结地。7月间，梁实秋和叶公超两人逃出北平去了南京，找到教育部，要求给他们分配抗战工作，部里给了他们船票和路费，让他们去长沙集中待命，说不久就要发表成立临时大学的命令。李济和赵元任都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据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的回忆录里说，1937年8月他们奉命撤离南京，其路线也是经武汉到长沙集合。后来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也都由长沙往昆明撤退，那是战局发生了变化，长沙失陷在即，不得不采取的第二步撤退方案。
在天津小住了一段时日，10月初，一家人开始往长沙进发，历时二十多天，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终于在10月下旬到了长沙。在长沙过了一段相对平安的日子，大约两个月的样子，不久战局紧张，又开始往昆明撤退。从长沙到昆明，原本十天的路程，他们走了差不多四十天才到。路途艰难只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林徽因患了肺炎发高烧，在晃县一家小旅馆里，一住就是两个星期，直到经过治疗，烧退了才继续上路。到了贵阳又休息了十几天，这样走走停停，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次路上得的肺炎，一直没有痊愈，到四川李庄后，终于引发了已经康复的结核病。
到昆明已是1938年1月中旬了。他们一家，是当时撤退的文化人中，头一批到达昆明的。从头一年9月离开北平算起，共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这行程数千里，途经数省的逃难之旅，让林徽因有机会，全面认识了中国的社会现实，既领略了山川的秀丽，民风的淳朴，也见识了国家的积贫积弱，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精神风貌。逃难途中，包括往后一段时间，有件事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精神烙印，甚至影响到她后半辈子的人生态度。
1937年12月间，他们来到湖南和贵州交界的晃县（属湖南，现为新晃侗族自治县），天色已晚，林徽因开始发烧，梁思成急于找个旅馆，把一家人安置下来。但是，在小县城转了一圈，才发现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正着急时，听到一间旅馆楼上传出优美的小提琴声，两人循声上到楼上，原来是一批广东小伙子，梁思成会广东话（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攀谈之下知道全是空军航校的学员，奉命往昆明撤退。听说他们一家五口没有住处，表示可以挤出一间房子给他们。第二天一早，学员们要走了，临别时，梁思成把他们到昆明后的住址告诉了这些年轻人。
本来只是小事一宗，谁在旅途中都可能遇到，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能说是小事了。
到昆明住下后，在晃县结识的那些航校学员，又跟他们联系上了，常来他们家的有七八个，来的时间一般是周末或节假日。林徽因像接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地接待他们，事实上，她也确实有个弟弟叫林恒的，也在这个航校服役，班次要晚些。林恒是十期，这些年轻人是七期。不久，要毕业了，他们的亲人多在外地，就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充当他们的家长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毕业后，这七八个人大多分到了四川各地，担负空袭警戒与作战任务。大约1939年，拉小提琴的那个学员，最先牺牲。因为他的家乡在沦陷区，跟前没有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曾充当过他的家长，部队上便把烈士的遗物，寄给梁家保管。这才是个开始。此后不到两年，他们在晃县认识又常来往的七八个小伙子，几乎全部阵亡了。不久，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在一次空中作战中阵亡了。
隔不多久，就有一个年轻人阵亡，一包遗物又寄到了梁家。有朋友，也有亲人，最重要的是，一个个都那样的年轻，生气蓬勃，有理想又有担当。断断续续三四年，犹如一柄重锤，不时地敲击着林徽因的心灵，锤炼着她的神经，变得敏感而又锐利，粗砺而又刚强。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晃县相遇及此后的一连串事件，看做是历史老人的一个着意的安排，他要让林徽因这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英雄，真正地见识一下我们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多么的光华四射，熠熠生辉，多么的气吞长虹，感天动地！
有了这件事，她后来做的许多事，也都有了精神的依托，力量的源头。作为一个后死者，一个女人，她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这些年轻的英魂。
从1938年1月中旬到昆明，到1940年11底前往四川，林徽因一家在昆明住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以住处而论，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过省主席别墅那样的高档住宅，也跟别人合住过普通的民房（在昆明文津街九号与清华大学一汪姓教授合住），时间最长的，还是营造学社恢复后，与学社的人一起住在昆明郊区麦地村，一座走空了的尼姑庵里，一家人住一间半房子。后一阶段，有了自己的房子。1940年春天，他们在离麦地村大约两华里的地方，龙泉镇龙头村，建起了自己的住房，还有个不大的院子。同时建起的，还有钱端升教授家的，也是由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监造。他们的房子后建，砖瓦木料，这些建筑材料开始紧缺了。他们的热情特别高涨，有大工也有小工，他们还是亲自帮着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工的活儿。龙头村在昆明东北，相距十五六华里，交通也还方便。
这个房子还在，从照片上看，相当讲究。主屋分主卧室、小卧室、饭厅，起居室。院子里另有佣人房、厨房、柴房和厕所。卧室和起居室，铺的木地板。起居室北墙有壁炉，外墙镶嵌着陶土圆管拼接的烟囟直通屋顶。这在昆明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先例的，只可说是林徽因要显示他们不同凡俗的生活情调。
有件事，现在的人听了会有些奇怪，当时的人肯定一点都不会奇怪，就是，房子建成或正建之际，想来应当是后者，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金岳霖，见了很是喜欢，自己出钱，在正屋的西侧续接了一间耳房，比正房稍矮些也稍窄些，房门直通梁家的起居室。林徽因在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上说：“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半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及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情谊时，曾说过，自从1933年那场感情风波过后，金岳霖就过起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不同处在于，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我们的金教授是逐林木而居。林徽因信中，不说他们这是个大家庭，而说他们这是“北总布胡同集体”，是耐人咂摸的，也是光明磊落的。
住在乡下，是比城里安全些，但也不是绝对的安全。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里说：
轰炸越来越厉害，但是不必担心，我们没有问题，我们逃脱的机会比真的被击中的机会要多。我们只是觉得麻木了，但对可能的情况也保持着警惕。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有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赶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就是这样的生活，也不能长久。林徽因说过，天知道能维持多久，意思是战局不稳定，谁知道能在这儿住多长时间，这话还真让她说中了。建房的地，是龙泉村的土地主人无偿提供的，条件是离开时房子无偿地留下。能多住几年，自然是合算的。然而，时势谁也无法预料，1940年春天建起住上，到11月就得离开了。
原因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要离开昆明了。营造学社恢复后，梁思成任社长。学社是私营机构，开展研究工作有诸多工作不便，经梁思成奔走申请，正式附属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谓的附属，只是名义上的，经费上得不到多少补助，名分上好听些，招揽的业务多些。主要是，他们的研究工作，离不开史语所的大批图书资料。这样，史语所到哪儿他们也得跟到哪儿。
史语所选定的地址是长江上游，宜宾附近长江边上的李庄，听起来像个村子，不是的，是个镇子，还不能说小。1940年9月，梁思成得到教育部的正式命令，营造学社随史语所迁往宜宾县李庄镇。刚住上新房不久，建造的费用还没全部还清，这可怎么办，多亏费慰梅给寄来一百美元，才救了这个急。11月底要动身了，偏偏梁思成病了，无法成行，林徽因只好拖着病体，带领母亲和孩子，随着大队人马先行。坐的是卡车，一家准许带八十公斤行李，同行三十一人，从七十岁的老人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挤在一个车厢里，人多行李也多，只好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经过七八天的长途颠簸，12月7日才到了四川的泸州，要去宜宾，还要坐船走水路。又经过一番折腾，10日晚上才到了宜宾。不行，还得走，李庄离宜宾还有六十华里的水路，下水船，好走多了。13日上午，终于到了长江南岸的李庄镇，住进距镇子边上的上坝村张家大院。是他们住家的地方，这里也是营造学社办公的地方。一个星期后，梁思成也赶来了。此后几年间，直到抗战胜利后，梁家一直窝在这个地方。
在李庄的几年，好处是听不见日本飞机扔炸弹的声音了，人是安全了，生活却艰苦多了。林徽因卧床不起，营造学社的经费断了，一家五口，节衣缩食，艰苦支撑。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典当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梁思成是个风趣的人，要当卖什么了，就跟家人说：把这只手表“红烧”了吧，把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这期间，林徽因的肺病更加沉重，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同时，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的肺病也加重了。思永是史语所的人，也在李庄。这个情况，甚至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说白了就是蒋介石的关注，拨付专款，给以救济。
傅斯年和梁家兄弟的交情并不深，对梁启超还不无徽词，主要还是佩服梁家兄弟，包括林徽因的人品学问，才仗义执言，上书教育部长，转请蒋介石玉成此事。按说，这样的信，是不可能留下来的，傅斯年怕梁家兄弟突然接到这么一大笔钱不知所措，就把他给朱家骅的信的抄件，还有一些往返信件的抄件，全给了梁思成。梁思永是史语所考古组的组长，傅斯年是他的上级，为梁思永请求专款接济，是他的责任。要为梁思永申请，当然不能忘了梁思成，毕竟营造学社是附属于史语所的。
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上说，“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为梁思成申请专款，实际上是因为林徽因病重卧床不起。为了将来能说动陈布雷进而说动蒋介石，傅斯年特意把梁思成的成绩做了评价，因为要钱实际上是为了给林徽因看病，顺便把林徽因的情况也做了介绍。原文是：
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在君语”，是说这句话，是丁在君说的，丁在君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多年前就去世了。信中有几句话，现在读来仍让人感动，请听听：
总之，（梁家兄弟）二人皆今日难得之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
傅斯年的信，是1942年4月18日写的。很长，我们再“总之”一下：总之是必须给钱才行。
当时梁思成不在李庄，林徽因接到钱的同时，也接到了这一束信，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当然是很感动的，就要写个回信表示谢意。不是给蒋介石写，那犯不着，是给傅斯年写。信中代表思成，也代表思永，她是嫂子，当然能代表了小叔子，表示了感谢与愧悚。信中说，兄弟二人“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与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关于她自己，是这样说的：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疾病处残之阶段”，不通，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想来该是“疾病身残之阶段”。这里多说两句，傅斯年信中，把林徽因与冰心相比，从私人信件上说，是可以的，后来发表出来，我这里也引用，没有一点鄙弃冰心的意思。不过是存点史实。
不管怎样，林徽因总算熬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活着离开了四川，到了北京。抗战中，有一度曾传说她已死病死了。抗战刚胜利，李健吾在上海，就听说林是死了，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据说林徽音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这传言并不为错，抗战危急时刻，她确实是抱了必死的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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