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

1958年仿效苏联设置的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关押了几千名“小劳教”。

1961年，大堡作业区宣告崩溃，解放军上山把濒临死亡的“小劳教”一个个背下山。一名医生怕追究责任，喝碘酒自杀；沙坪农场场长被判十五年徒刑。

“你看不出来吧？我是被判过死刑的人。”

2013年5月16日，靠在曾伯炎成都家中的沙发上，68岁的陈德全指着自己的鼻子笑。他听说曾伯炎在寻找当年的那些“小劳教”，特地从上海赶过来，接受他的采访。在四川生活了33年，这个老人的上海话掺杂着浓浓的川音。

1958年，《四川日报》的青年记者曾伯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的劳改农场建筑队强制劳动教养。每一天，他要靠肩挑背扛，把一百多公斤木料运到三十多公里外。

没几天，他惊异地看见一群孩子，正是戴红领巾的年龄，却都一样衣衫褴褛，一样面黄肌瘦，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开荒种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妈妈呀，我要回家……

五十多年后，白发苍苍的曾伯炎再次行走在那条森森莽莽的路上。他带着同伴和摄像机，去寻找当年那些孩子。更确切地说，是去寻找他们的坟墓。2013年5月，纪录片在香港、台湾公映，半个月后，在腾讯等门户网站上播出，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大堡小劳教》。

还记得电影《教育的诗篇》吗？

刚13岁时，陈德全就卷入了两场社会运动。先是上海要在建国十周年搞献礼，打造“十无城市”，其中一项是“无流浪儿”。1958年10月29日，上海市儿童教养院502名儿童集体被迁到甘肃省张掖县，陈德全是其中之一。他受不了当地的艰苦生活，偷跑出来扒火车，想要回上海。车到成都查票时，他被赶下车，旋即被收容劳教。

于是他又赶上了另一场运动：1957年末，四川省公安机关对全省流浪在街头，或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处以劳动教养——这是向苏联学习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

苏联将内战产生的大批流浪儿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收容教育；工学团负责人、教育家马卡连柯主持工作八年，把经历、心得写成六十万字的《教育的诗篇》。1955年苏联拍摄了同名电影，1957年这部电影配上了普通话，在中国放映。

时年12岁的重庆人陈桐均跟陈德全成了难友。陈桐均跟老师拌嘴被学校开除，怕家里打，就流浪街头，偷些废铜废铁卖钱买饼吃。收容人员对他宣布：“由重庆市五人小组批准，送劳动教养。”

五人小组由公安、民政、司法、劳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是当时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领导机构和具体审批机构，无须任何法律程序便可决定劳教。这也是从苏联照搬的做法。

12岁的颜嘉森所在学校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派出所怀疑写标语的是他，就把他劳教了。怀疑的原因，仅仅因为“他父亲可能是历史反革命”。

13岁的杨泽云，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街道和派出所对他母亲说：给孩子一条生路，去劳教。那里有饭吃，又能读书。母亲就签了字，申请劳教。

曾伯炎的研究表明：四川的未成年人集中劳教，是“大跃进”在城市公安系统的一种表现。1958年6月，北京市领导说：“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像水晶石，像镜子一样。”各地纷纷仿效，提出各种“放卫星”式的口号和做法。上海的“十无城市”、儿童教养院的外迁即是如此。成都一个派出所干脆宣称，一天破了一万件案子。

从1958年开始，来自全四川的数千名“小劳教”陆续出现在峨边县的原始森林。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九岁。这里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

峨边县属于四川小凉山地带，地广人稀，人称“中国百慕大”、“死亡之谷”的黑竹沟就在这里。1957年，四川省监狱系统派出两名干部，去勘察适合设立劳改农场的具体地点。前有大渡河、后有八百里原始森林的峨边县中选。

农场设在县政府所在地沙坪镇附近，因而得名沙坪农场，曾伯炎等成年“右派”当年就在这里劳教。大堡作业区是农场专为未成年人设立的一个分部，作业区的房子还没盖好时，那些孩子就暂时在沙坪农场劳教。从1949年前的老县城——大堡镇到作业区有二十几里地不通车，孩子们在押送下步行抵达，要走几个小时。

作业区分为五个中队，分布在几十里的一条山路两侧。每个中队约四百名小劳教，分为五个组。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管理人力，除了三名管教干部，组长、医生、教师等均由“右派”担任。

四川省团校教师林宪君是组长。“小劳教和劳改的少年犯，全混在一起，没有区别。”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惟一的区别是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

每个组住一栋茅草屋，四周用土墙挡住，七八十个孩子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大通铺白天当教室，每一段是一个年级，教师们各占一段，给挤在一堆的孩子们讲课。每个孩子都发了些铅笔和练习本。

半天课上罢，是半天“劳动锻炼”，每人发一把锄头去开荒。开荒有定额，但许多孩子还没有锄头高，一举起锄头人就仰过去了，罚站也无济于事，开荒定额只好作废。

开荒名存实亡，另一个原因是这里不适合发展农业。曾伯炎那一批成年“右派”的劳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小凉山地区海拔近2000米，风大雾大日照又少，土壤贫瘠。1958年，他们苦干一年开荒生产收获的玉米，一个月就吃光了。

没有人想过这些孩子的个人卫生问题。杨泽云在大堡一年多的劳教生活，从未见过牙刷牙膏，也没有人组织他们洗澡和剪指甲。每人发一件带编号的劳改服，小孩子不会补，没几天就形如乞丐。

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拿到大堡作业区去逐一放给五个中队的小劳教们看，宣扬“好好改造”的道理。五中队最偏远、路最难走。对面可以喊话的两个人想要见面，需要爬一个多小时的山。背着沉重的放映机翻山越岭，难度可想而知。

教育效果不佳。当年的一名“小劳教”说：“饿得打偏打偏，都睡在床上不起，还看电影？”

“萧复新，原谅我”

1959年的冬天，“大跃进”的恶果爆发。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饥饿。

三年后，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这三年，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农村居民每天的口粮只有1到2两大米。大堡的几千名“小劳教”，当然逃不脱这场灾难。

“每天吃两顿，每顿一个玉米饼子，掰开一看里头全是野菜，只有外面薄薄一层玉米粉。”陈桐均用手比划，那个饼子大约有自己的掌心大，“我一顿吃十个都吃得完。”

饥饿迅速教孩子们学会了辨认油菜、豌豆、胡豆等农作物，开荒变成了一场末日的晚餐。“小劳教”们把所有的种子都挖出来吃掉了，甚至包括用福尔马林泡过、粪水浇过的萝卜。“看起来是一片青，人经过就是一片光。”当时在一中队的小劳教李世元形容。

李世元回忆：有些同伴在地里翻的时候抓住了老鼠，直接就吃。老鼠被吞下去之前，在嘴里还吱吱直叫。而蟋蟀就不那么甘心被吃掉，它会咬人的舌头。陈桐均吃蚯蚓。“当地的蚯蚓特别大，都有四五十厘米长。我两头一掐，中间泥巴用水一抹，就吃。”

“最好吃的是推屎耙（屎克郎）。”如今67岁的杨泽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起来还带着笑意，仿佛在说某种美食，“就是厕所里爬出来的那种，我们烤了吃，蛮香的。”

死神慢慢找到了机会，向孩子们下手。林宪君现在还记得一个名叫萧复新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管教干部怕这孩子死在队里，叫他背到十几里外的医务室去。一路上，萧复新和他讲自己的身世：3岁父亲去世，母亲靠捡垃圾养他到17岁。饿得难受，偷了农民几块红薯，就劳教了。这辈子惟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妈妈一眼……说得林宪君也掉起眼泪。刚掉了没几滴，感觉自己后脖颈的呼吸没有了。

怎么办？背回队里不行，而医务室也不收死人。“我只好说：萧复新，原谅我！没办法，锄头也没有，不能埋你，只好给你水葬了。”他把萧复新扔到了一旁的河里。

1960年，从成都来了几个母亲。孩子给她们写信说饿。她们对林宪君说，儿子调皮逃学，还有点小偷小摸，派出所叫我们交给劳教所去管教，我们就写了申请。没想到……她们申请领儿子回家，自己管教。管教干部回答：你们的孩子还没改造好，到这里还在偷东西，不能领走。这些孩子全部饿死在大堡。

成年人更难忍饥饿。沙坪农场的“右派”大批饿死，曾伯炎体重只剩下三十公斤。管教干部给了组长一种待遇：每个星期可以去厨房值一天班，跟干部一样吃饭。

“我全靠这每周一天的饱饭才没有饿死。”林宪君说，教员和小劳教们早已无心上课，他们把练习本、黑板甚至小椅子都烧火取暖了。铅笔则当做引火的工具。

自1960年起，林宪君一个人埋葬的孩子，累计有一百多人。刚开始还有棺材，后来就用炕席卷起来埋，最后死者身上的衣服都被扒下来跟当地农民换粮食，光身下葬。坟墓上也基本都没有任何标记，后来不少家长来找，只能对着茫茫林海放声号哭。不断有孩子被送来，死去。

曾伯炎本来不知道这些。2006年，他和当年一个姓蔡的组长相逢，送对方一本自己的书《幸存者手记》。那人翻了翻：大堡死了那么多娃娃你咋不写呢？我当年一个一个登记的，死了2600多人。他一惊，才开始寻访当年的那段历史。

“不能怪他， 是路线造成的”

杨泽云回忆：在大堡一年多的时间，他从没有理过发。“缺营养，头发就长不出来。”与此同时，他得了个外号叫“尖沟子”。他坐不了椅子，屁股上没有肉，坐下骨头就磨得很疼。另外一些人则是浑身水肿，脸胖得像洗脸盆，腿上一按一个坑，半天平复不了。

65岁的杨友元撩起衣服，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他后腰上的一些斑驳：当时他去当地农民家偷玉米，挨了一枪。“要不是离得远，子弹威力没了，今天你根本见不到我啰。”

曾伯炎的寻访还原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1960年“六一”儿童节前一天，两百多个小劳教集体去大堡镇偷东西。管教干部、当地农民全体出动，手电满天，枪声大作。从抓回来的孩子口中，他们懂了一些黑话：“打夜战”就是晚上出去偷东西，“杀人放”是火柴……

“他们主要就偷大堡”，大堡镇火花村一组的农民李里亚回忆：小劳教们可不分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麦子、红薯、玉米、黄豆……

大堡镇的农民同样身陷饥饿，同时沙坪农场又经常向他们宣讲：这些孩子都是犯了罪的，你们不要同情他们。于是，农民们对偷窃行为毫不留情。

火花村四组村民钟宣志回忆，饿慌的农民反过来也去劳教队里偷粮食，管教干部们举着扁担和三节电池的手电筒追，追上抓住，“往死里打”。

最后，五个中队的队长与火花村的生产队长一起喝了顿酒，还杀了只羊。双方商定：井水不犯河水。“我们答应他们不偷农场的东西。”李里亚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61年，大堡作业区最终宣告崩溃。解放军上山把濒临死亡的“小劳教”一个个背下山，转运到周边县城粮食较为充足的劳改工厂去休养。曾伯炎采访到的所有人，都在床上躺了半年到一年才恢复体力。海拔最高的五中队死人最多，一名医生怕追究责任，喝碘酒自杀；沙坪农场的场长则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成了野兽。”杨泽云回忆，从大堡撤出后一年多时间里，他看到任何食物，都会本能地伸手抓来吃，完全不管是谁的。

幸存下来的小劳教，休养之后大致就是留在这些劳改工厂就业，或是被派回沙坪茶场——实在不适合种植粮食，沙坪农场种了茶，名字也改为茶场。1962年前后，他们相继解除劳教，成为“正式职工”，一年只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

到1970年代中期，劳改犯人越来越多，人满为患的监狱需要转移人口，于是将这批小劳教遣返原籍。由于背着“劳教犯”身份，国营工厂拒绝接收，许多人去了街道工厂的运输队，靠背水泥预制板的繁重劳动聊以糊口。

更多的人回到家，发现父母去世已久。一名女性小劳教当年是由姐姐申请劳教的，姐妹为此反目，终生不相往来。

颜嘉森，回到成都找到了那名陈姓警察，对方已调到工商局：“他吞吐地对我说：不能怪他，是路线（斗争）造成的！”

“问题最后终于得到解决”

在寻访中，一个当年的小劳教想把这段“丢人”的过去永久埋藏起来，曾伯炎和他发生激烈争执，年已八旬的曾伯炎眼睛瞪得要爆裂，白发愤怒得根根颤抖。这一切，都被同行的女导演谢贻卉摄入了纪录片《大堡小劳教》的镜头。

46岁的谢贻卉是一名民间历史爱好者。她看到曾伯炎写的一些文章，开始对这段历史产生追寻的欲望。整整做了三年，《大堡小劳教》终于出炉，时长104分钟。

谢贻卉最终没能查实大堡小劳教的总人数。从林宪君等当初的成年管理人员回忆中，估算出了五六千人这个数字。

她去图书馆查阅了当年的各级党报，没有找到小劳教这段历史的片言只语。实地寻访，大堡作业区的五个中队连房屋都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堆堆燃烧过的木炭。沙坪茶场还在，但早已改名为四川省沙坪劳教所，离开峨边，搬迁到附近的眉山市。她不禁感叹：历史消失得真够干净的。

死了多少孩子也无法核实。那名提供死亡人数的蔡姓组长，最终拒绝了谢贻卉和曾伯炎的拍摄。

这部纪录片最终采访的当事人，不是当年的小劳教，就是“右派”出身的教员、医生、组长。他们没能采访到任何一名管教干部。当年参与沙坪农场选址的两名监狱局干部，都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送沙坪农场劳教。曾伯炎找过其中一位，已从四川省监狱管理局退休的老人同样拒绝了采访。

曾伯炎自己也无法排解掉心底的恐惧感，他早已退休，但孩子还在事业单位上班。大量寻访工作都是谢贻卉完成的。

重庆的大堡幸存者维持着每个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他们一起喝茶、一起摆龙门阵、一起哭泣。在接受谢贻卉拍摄时，大多泣不成声。“我们总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杨泽云说，一些难友到退休年纪也没有退休金，一直孜孜不倦地上访，问题最后终于得到解决。

《大堡小劳教》的最后，是2011年杨泽云等几个人去大堡旧地寻访时的镜头。他们寻找到一片树林，在树干系上白布，每一棵树上都写一个当年死去难友的名字，作为祭奠。几经变迁，当年的处处坟茔实在找不到了，只能确定这片树林里有。

两年后，那片树林也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