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尘

我想对于当前国内诗歌创作来说，写作诗歌的价值取向正不自觉地走向诗人精神的逃亡。

诗，自古有之。什么是诗？创作诗歌十余年的经验告诉我：诗离不开感情。之前在本人网络诗集《寂寞得说不出话》的扉页上我这样写道：这些行走在脑海里的，但凡不被时空左右的；但凡刺痛着这颗心的；但凡在自我中起伏的；但凡使情感沉溺其中的；但凡使心豁然坚硬着的；但凡让爱更柔软流连的；但凡需要用生命忍耐的；但凡不自主而叹息起来的；但凡超越了死亡而存在的。

虽然，古典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传承，但现代诗歌写作，正不断受到不同文化的撕扯。换言之，一个令诗歌写作者由衷地发出赞美的诗歌年代早已一去不返了。但这并非失去了诗歌的写作阵地，相反，大批网络诗人此起彼伏，一种来源内心的燃烧或渴望，正在日渐苍白的生活中遭受批驳与自省，使得网络诗人们在自身的沦陷中挣扎。而这种挣扎并非完全与时代步调相吻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人自身完全受其内心递进的诗学与哲学观念的影响，这影响是基于某种与世界对话的可能。

今天诗写作已不可避免的与当前社会的矛盾以及文化领域的冲击纠缠到了一起，并成为诗人精神逃亡的诱因。因之诗人也是活生生的生存的人，诗写作代表作者立足社会中所孕育出的灵性或非灵性、理性或非理性的文字产物。诗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现代社会各种复杂关系与心理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文化流派与氛围的影响，那么诗人的作品也同样会受到社会的评判。它既是公开发表的，也恰好是心灵隐秘的，且是生活之余创作的。这一点生活之余的，也恰好体现了诗歌的价值是体现在生活中的，为生活服务的。记得我当年买诗海那会，便被作者飞白的话打动，诗在途中在路上。在我们的工作之余，在我们的领悟之后。这就迫使我们的诗写作更趋向内在化、个体化、自由化和复杂化，更由于诗人的内心世界注定是敏感的、复杂的和深邃的，以至于造成诗人会被理解成为怪异的和疯狂的，但诗人惟其孤独的独享着自身精神的来源，惟其钟爱着那永远盛开的美丽，非此不足以为诗。因此，要求或强制诗人做出什么或做到什么，都是错误的。在现实复杂的环境下，诗人也只能够进行自我的保护。这样的自我保护更多地来自心灵的慰藉，自我的或他人的，更多的情况下所展示出诗人不过是一小部分弱势群体，在现实矛盾下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回避、远离的想法并不奇怪。

今天诗歌写作的价值取向，既非诗人名誉的号召力，又非诗歌形而上的无病呻吟，而是需要诗人不断地走向自己，走向内心，走向渴望这一回归的途径，这恰好与当前社会生存的主导价值形成冲突。反言之，在一个追求物质与金钱的时代里，诗写作也只能是诗人在以其它职业满足自己及家人温饱后所苦心孤诣的。而一些名目繁多的奖项与荣誉也根本在扭曲着写作的意图。更至关重要的一点，诗人不单是走向真实的自己，更要走向那个虚妄的自己；诗人不单是走向现实的内心，还要走向非现实的内心，诗人不单是走向正常的渴望，还要走向非正常的渴望。这里所谓的“真实”或“虚妄”、“现实”或“非现实”、“正常”或“非正常”都牵扯到太多的世俗心、功利心和虚荣心，如此我们权且可以说，惟有平和心才足以谈诗、写诗、论诗。诗人总难免不被外界伤害，又总难免不寻求内心的安静与平和。就像在一首诗歌的创作氛围里，我们总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令人心醉的世界，总会不自觉地把握住那一霎即逝的灵性，但我们又不可避免地发掘到生存的痛楚，或者说一首诗在令我们痛楚之余，又能使我们内心的渴望在遭受到外界的干预时，能以“精神的逃亡”这一方式回归到心灵的沃土之上，这是生命的本能。

今天有太多我们想要表达但又无从表达的东西，正被时间吞噬，被世俗湮灭，再加之诗写作本身所遇到或者所面临的困境，使写作者内心面临着极大压力，不自觉产生了逃避现实的孤单，一旦这种相对复杂的存在感所形成的压力，促使创作者内心产生思虑和痛苦并日益加深时，那么，所创作出来的诗歌作品将意味着能体现出一种精神与肉体相互剥离的深度。我们在欣赏或点评某首诗歌时，既是对诗作者所隐藏的这种痛苦与思虑的体味，又是对其精神与肉体相互剥离的深度的咀嚼。就此，我们从诗歌当中，窥视见一种宝贵的精神的结晶。实际上，诗歌所要表达的即是这种精神结晶，是高于诗人写作本身之上的渴望与探求。因此，诗人只是作为一首诗的诗之起点而存在的，尽管诗歌不可避免带有诗人自己的影子，但诗歌恰是独立于诗人之外存在的另一种客观事实。我们尚无法衡量诗之终点的意义，但那无疑是大于诗人之思考的意义的。我们很容易就能勾勒出一幅景观，但我们能否真正说得清这景观却是另一回事。也即此，读者之于诗歌有再创作的可能，使诗永远高于其文字自身。从这一点上说，诗该是灵性的，活着的或新生的，它有某种挣脱自身的欲求，虽然用“逃亡”一词来解释这种欲求并不确切，但“逃亡”恰好体现了诗的反叛和非理性存在。诗写作体现了一种另类的沟通，它可以是叛逆的，别具一格的，层出不穷的，也可以是静止的、萌动的、永恒不朽的。然而，无论怎样，这样的沟通只能是精神的，惟可意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