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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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谈 墨 子
随着刘德华主演的《墨攻》上映，“墨学热”陡然兴起。说到“热”字，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可悲，一说“热”就“超女热”、“大长今热”、“郭德纲热”，现在又是“国学热”。人就没有脑子了？人家说什么热，就跟着凑热闹。
第二就是诚信退化，人与人之间也已经失去了起码的信任。最近，在电视得知浙江一女子失去丈夫，小孩得到的11万赔款抚养费保管却成了问题，公公不相信媳妇要自己保存，媳妇也不相信公公，最后要告上法庭才有结果。诚信的退化已经造成极大的浪费与社会不确定性。
现在经济在不断发展，但文化形势并不容乐观。我们发现所有的问题都与人有关，这也是仨元学社要研究人学的原因。现在民众最希望解决腐败问题求得公平的国民待遇。腐败问题根本上也是人的问题，首先就是人性的恶化。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墨子很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社会人性正不断的恶化。宝马撞人案就说明了这一点，车撞了人还不讲理，不赔钱不算，还要上车重新把人撞死，激起民愤，牵出了黑龙江几起腐败案件。这种人性已经恶化到了非常丑陋的地步。
第二就是诚信退化，人与人之间也已经失去了起码的信任。最近，在电视得知浙江一女子失去丈夫，小孩得到的11万赔款抚养费保管却成了问题，公公不相信媳妇要自己保存，媳妇也不相信公公，最后要告上法庭才有结果。诚信的退化已经造成极大的浪费与社会不确定性。
第三还有思想的奴化。人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就不会有自己的思想，而去盲从什么“超女热”、崇洋、媚日、哈韩。劝他们不搞全盘西化，不要去造神，也不要去拜神。追来追去，韩日还是中国的东西。现在自杀率居高不下，大学生也面临空前心理危机。最近媒体热捧洪战辉，我就说不要造神，请放过这个刚涉世的孩子吧。他家里很穷，靠着自己打工来读书养活家人。此种情形，在古代是很普遍的，在现代却成了珍稀物种。苏秦头悬梁锥刺股，匡衡凿壁读书多么值得钦佩。人性恶化、诚信退化、思想奴化证明现在的社会文化在运转过程中间出了问题。这也是墨学兴起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弘扬诚信、真知、大爱的精神，消除无处不在的欺骗和陷阱，建立信用制度；提倡谅解、妥协、对话、双赢的理念，改变敌视、怀疑、侵夺、势不两立、一山不容二虎、意识形态独尊的传统思维，建立宽容、和解、高贵、文明的新中华。 思想家黎鸣老师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到北京来以后，看到他写的书里多次提到墨学，就常与他沟通、请教。他提出的人类三种元精神（《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可以为未来的墨学发展描绘轮廓。爱的人性精神、求知的理性精神、信念的感性精神是人类的三种元精神。这三元是人类的美德，也是墨学要描画，要追求的方向。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步行千里止楚攻宋，留下了千古佳话。班固说“墨突不黔”（班固《答宾戏》），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轲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轲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撰”(《论语》) 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霍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淮南子—泰族训》）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是没落了。但这种没落，是中国民众的没落，是中华文化的悲哀。
墨子其实是中国极其少有的经验理性主义者，是中国的亚里斯多德，墨子创造了中国人后来一直没有的逻辑，以及具有对自然的、力学的、光学的等等知识的追求，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把墨子抛弃了，根本没有人继承。从孔子到孟子是一大倒退，然而真正建立儒家体系的，不是孔子，而是孟子，但孟子提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理论，叫做人性本善。从老子到庄子又是一大倒退，一代代中国人把庄子看作是多么了不起的散文家，但作为思想家来说，庄子对中华民族简直就是一个大害。他是极端的相对主义者，靠庄子中国人将永远建立不起任何一种知识系统，尽管他的文章汪洋恣肆，很漂亮，想象力很丰富，但是提供不了任何一点实实在在对人类有价值的知识。而墨子，我们中国人自己早就把他忘了，在某些方面继承墨子的反倒是法家。法家把墨子有限的逻辑推理继承了一点点，但是法家把后来的中国带向了永久的对内进行法西斯统治的道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基本上是在这样一种没有头脑，也不允许有头脑的状态和过程中走过来的。
我们看到，在墨学里面有无尽的财富。但是现在研究国学基本上还停留在考据的阶段，停留在把中国的逻辑与西方的逻辑进行对比，文字的校对阶段。停留在这个阶段，所谓国学大师不过是考据的专业人士。直到近代才有康有为和谭嗣同有成熟的理论提出来。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详细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念和架构。谭嗣同的《仁学》用墨家理论结合儒释道和西方科学理论，提出仁学，实际就是国学。在古代，近代，到现代我们都有一成套的理论可以传承，有先贤值得我们去效仿，同时要学习西方的传统。当然不要一味照搬，并不是说西方哲学不好。 黎鸣先生的书说《西方哲学死了》，他们也遇到了困惑。西方拿起了理性至上这个芝麻，却丢失了人类爱和信念的元精神。三种元精神因都与人类有关，运用三元逻辑工具，所以我们就称这种理论为“仨元论”。仨元中爱的精神，是人文大爱，在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兼爱，以及基督教的博爱里都能找到影子。然后，说到理性精神、逻辑，中国人这里缺乏了逻辑。由于几千年来，儒家独大，大家只去求官而不去求学，导致了科技思辩成了小人之学。和谐社会提倡科学发展观，呼吁科技创新，这也是理性的发展生产力。黎鸣先生讲的信念元精神，总被人误解成宗教。实际更准确的讲应该是一种充满信念的人文精神，而不是被误读成宗教。是对真、善、美的信念，是对求知的渴望，是对真理的执着。这种信念伴随着中国人走了几千年，没有什么国教，没有一个宗教是独大的，中国人一样能活得充实快乐，是因为中国有完善的人学理论体系。单纯科技至上也不行。西方科技发达，尼采可以大声质疑：上帝死了。过度的求知理性，求完美，带来了信仰的缺失，否定了精神的追求，西方哲学也在这里走到了尽头。美国真正的精英阶层根本不信教，信的是金钱至上和权力至上，被人斥为霸权主义。中国和西方都面临元精神缺失的问题，如何来解决？这就给国学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希望。
21 世纪中国社会确立的社会价值观需要建立墨家所希望的维护民众利益的社会价值观——“民本”、“人道”、“共赢”的价值观。中国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也需要确立“人道共赢，互惠互利”的原则。
因此，基于我们悠久而丰富的传统文化，又基于中国社会的转型而建立中国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和社会价值观的实际需要和现状，有必要重塑社会人文理想和现代公民意识。墨子说：“义，利也””(《墨子·经说上》),“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仨元学社致力于对义利相容的墨家价值观的研究，深入探讨新的义利观与中国现代社会道德观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趋同性、继承性和转化性。探讨以“人道共赢”为核心的，倡导义利相容、爱人利人、道德平等、对等互报的道德价值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价值道德体系建构之间的同一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和义理建构，而致力于阐释新义利价值观。这不仅对于建构中国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一般观念体系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因应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十分紧迫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意义。在中国社会转型和确立“现代性”的进程中，我们进行现代价值观念的建设，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吸取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其中墨家思想是最重要的思想宝库之一。至少，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实质上，我们致力于确立普遍的人道理念和现代公民意识，就是真正的“民本”思想与“人道共赢”理念。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互惠互利原则就是“义利相容”的“共赢”原则。义，就是利。利，就是义。利与不利，要看其义与不义，以义断利害，以利定是非。分辨义与不义，就看其是否真正利国利民。义与利是对等的，当义与利冲突时，取大利而舍小义；当利与义冲突时，取大义而舍小利。那么，什么是“义”呢？义，就是利。什么是“利”呢？“利”是“人道共赢”之“利”，是“利天下”之“利”。“义”是公利；凡合乎“义”的东西才必然有利。大利、利他和公利便是“义”；在公义社会中，施义于人，就是爱利万民，就会有好运好报。如果只空谈仁义，很容易把私利混入义中来，而使人们为了利而不择手段。因此，还需要对“利”加以进一步地限制。“义”并非仅指物质利益，它可以是指物质利益，也可以是精神财富。但它更主要是指“天下之利”，即社会整体的利益，即关涉国计民生的大利，又可上升为“正义”。“正”者，乃指行为之正确标准。或者说，“正义”就是指正气、正道、正利。正气讲人的精神境界；正道讲的是人生之正确的道路，如能追求“国家百姓万民之利”便就是正道，不苟得的不侵害他人的正当利益才是“正利”。人之为人、处事、施政都当以义为其行为、行事的价值标准。
传统二元论思维不能突破好人与坏人的对立，自然不能突破私利与公利的对立。公利的目的实际上是实现私利的最大化。为公谋利的人实际上也为自己获得了应得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不一定是物质利益，更多的可能是精神财富形式出现。现代化生产方式要求人们充分合作。这种合作可以用制度来约束，但实际上还需要让个体人全身心从维护别人利益的角度来创造价值，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要以别人价值的实现才会获得。所以这就要求人们创造互相依存的环境，实现爱有回报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也许在权制社会是以“潜规则”形式出现。但在新型的交往社会，就是以换位思考，感恩图报，孝敬父母，体恤子女，同舟共济等方式来实现精神上的充实，以全身心的利他，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在利益面前，权衡利害，得大利损公义，损人而利己的事不能去做。公义社会也要维护个体的利益，达到共赢，不能压制个体的合理利益诉求，鼓励个体的创造，才能有共同的繁荣富强。在此意义上，墨家价值观突破了义与利的对立，实现了仨元思考，达到了真正的义利相容状态。
从人心的角度，是情感的交往，是爱的交往。人与人之间，包括异性之间，回眸一笑，对视一眼，就会产生爱的交流，情感的交流。这是由于阴阳和合产生的。正如正、负电极靠近产生电磁场，N、S磁极靠近产生磁场一样，人与人之间因交流而产生了在场的感觉。人与人之间互相依存，也产生了一个和谐的交往场。爱人之间，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小别胜新婚，对方已经成为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朋友知己也是如此，心与心的交流往往只在不言中。体现到市场交往和道德交往，就是诚信。
个体的思考，可以如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因思考，人产生了个体的在场感。个体和社会群体还是有区别的。在两个人以上的社会群体环境里，就不能停留在自我的感觉上了，我思，就不一定我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新的交往场，因交往场而找到交往的感觉。自己的情感要寄托在别人身上，亲情是最好的交往体现。找到交往的感觉，爱情可能变成“情人眼里出西施”。竞争对手达成共识，则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中国古代的“誓为知己者死”，“桃园三结义”，“高山流水”传知音，伯牙为钟子期摔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这种情感交往的感觉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是社会的融合剂。在日益发达的人类社会，交往是一门艺术，甚至可以说交往是一种生存的基本能力。
“兼相爱”情感交往是群体，同样是个体生活的必备。正如仨元思考，阴阳必得平衡，“交相利”理性交往必须与“兼相爱”情感交往在生活中共存共赢。理性物质追求是要的，但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打拼才会赢，其实不全对。共赢才会赢，这是理性交往的完美体现。诚信才会赢，这是情感交往的必须。邪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不情愿地被拖入了达尔文丛林法则的斗兽场，过度的生存理性抹杀人仅存的良心，更谈不上情感交往、精神追求了。唯利是图，急功近利，杀人越货，落井下石，已足够使人们寒心。诚信的建立，一方面靠人们自身正心，回归良心境界；另一方面，需要社会通过法律和道德约束形成公平正义的竞争环境。再有，每个人学会与人共赢相处的交往技巧，抛弃坑蒙拐骗的厚黑学，每个人都有责任来维护正义，揭露丑恶，让不诚信的人或行为无处容身；找到“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的情感、理性交往感觉，就会有宽容，有妥协，有换位思考，有将心比心。这种正义的交往原则是诚信的本源。
亲爱的同胞们，请学会宽容，请树立交往的起码诚信，让良心在正义的土壤上生根发芽，让我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不要去统治别人，也不要被别人统治。
第一要有助于推动解决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也就是如何平衡人心的问题。现在是人心不平、人性恶化，社会才会不稳定，我们才要建设和谐社会。
第二要有助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的崇高理想，培养智慧和合格的劳动者。重建社会理性，推动社会进步，每个劳动者独立思考，提供创新的动力源泉。
第三要结束二元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二元对立，西方把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绝对的对立起来，宗教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在中国则把君子和小人绝对地对立起来，上智而下愚，实行奴化愚民政策。父亲教育儿子成为好儿子，统治者教民变成良民，不主张你独立思考。好象黎鸣老师说的，怎么样让中国人聪明起来？新时代的公民不应该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良民，不但开化大脑聪明起来，而且要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国学要教育他们真正成为聪明的公民。
这就是现代新墨学发展担负的三重使命，一解决社会的问题，二解决人自身的问题，三解决社会生产力的问题。新墨学传承东方的人文关怀，吸取西方的理性精神，加以创新，中国人真正对世界发展才能有所贡献。
在宣传墨家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同道对墨文化概念缺乏严密的理解，无法统一认识，不能有力地回应不同思想的挑战
第二，何为墨学？
为了传续光大中华民族的核心人文理想，弘扬纯正的墨家文化精神，先师墨翟继承远古圣贤流传下来的文化知识，通过艰苦的探索最终成就了以义为中枢，以兼爱为情怀，以节用为形制，以对真理的逻辑实验和实践为方法，构筑起的穿越古今，超越种族，生生不息，健行不已的人文学说思想体系。
“墨学热”的背后要有冷思考，不能盲目地跟风。继承会讲形式是传承墨学的好办法。既要有继承，也要有创新。墨家提倡辩论，也提倡专才教育，“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因材施教。这才是墨学的精髓。古人主张人格培养第一，并不要考什么四、六级。现在过份强调科技为王，一些人拿着科学大棒充当卫道士，这不是尊重科学，而是妖魔化科学。其实古代科举制也有其合理部分，虽然是八股，但在固定格式文章里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人格来取仕，以眼光来定高下。只要人格高尚，只要有品德、有眼光就推举为官。这就是人格培养，专才培养，通过辩论、交流、会讲的办法，达到培养人格的目的。只有诚信和“大爱”，才能振兴中国。所谓诚信，就是要恢复人际之间的信用、不同阶层人之间的信任；所谓“大爱”，就是要超越亲人之爱，去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自然、爱民众，培养包容和宽恕之心，塑造妥协、互让、和解的精神。 “大爱” 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以及“非攻”和平主义思想，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和为贵”等思想，孟子提出“仁政”、非暴力思想，道家庄子提倡宽容、多元化、反异化、反暴力的观念，佛家教导平等、慈悲、不杀。可惜，这些大爱至道，在古代实行的少，在现代愈加衰微。
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弘扬诚信、真知、大爱的精神，消除无处不在的欺骗和陷阱，建立信用制度；提倡谅解、妥协、对话、双赢的理念，改变敌视、怀疑、侵夺、势不两立、一山不容二虎、意识形态独尊的传统思维，建立宽容、和解、高贵、文明的新中华。 思想家黎鸣老师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到北京来以后，看到他写的书里多次提到墨学，就常与他沟通、请教。他提出的人类三种元精神（《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可以为未来的墨学发展描绘轮廓。爱的人性精神、求知的理性精神、信念的感性精神是人类的三种元精神。这三元是人类的美德，也是墨学要描画，要追求的方向。
在古代阐述三种元精神最完善的三位圣人（《中国三圣的历史价值重估》），一个是老子，一个是墨子，一个是孔子。老子是“真”圣，是真话真说的圣人；墨子是“善圣”，实说实说的圣人；孔子是“美圣”，好话好说的圣人。墨子是中国古代理性科学精神集大成者。墨子的十大主张里“兼爱”（爱的精神）、“非攻”（理性精神）、“天志”（信念精神）是当时三种元精神的最好阐述。而且他还提出三种元精神的用三种衡量标准“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墨子的生平事迹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虽然墨学由于汉代统治者的残酷迫害而消失了，但他的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精神已经溶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他的学说也广泛为其他学派所吸收，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墨子当时描述的“虽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墨子·大取》)，“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不犹是也,不可毁也。”(《墨子·贵义》)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出生在孔子逝世前几年。他是一个工匠，先从史角学习“清庙之守”，这可能是一种封禅的仪式。当时儒学是显学，孔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弟子。墨子觉得儒学过于烦扰，不符合民众的利益，从工匠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战国时候，工匠脱离了低下的身份，成为了自由民，他们有着高超的技艺，不受某一个国家的限制，这个国家可以工作，那个国学也可以生活。他们希望安定、和平、统一的城邦制民主社会，他们生活充裕，可以说是当时的中产阶层。墨子为了宣传他的社会理论，用“会讲”的形式广收弟子，墨学也超过儒学成为显学。到孟子的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说明杨朱和墨家弟子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儒家。到韩非子时代，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努力，儒学又起来了，他称“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显学篇》)。学儒墨者皆为显贵，都能当官，或者说天下显贵的人，不归儒，就归墨。墨子最著名的事迹是“止楚攻宋”（《墨子·公输》），学者评价，如果放到现代，他这种事迹完全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提出解决冲突的办法“非攻”，希望通过团结民众的办法来阻止战争，类似后来甘地的非暴力想法，希望人与人之间不要争斗，人性不要恶化。听到楚国即将攻打宋国的消息，他步行十天十夜，走到楚国，说服了鲁班。鲁班为楚王做了很多攻城机械，有点盛气凌人。墨子说，你这些机械其实是徒劳的。他的机械相当于当时的高科技，高科技不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毛主席也说决定战争胜败是民心而不是武器。墨子与他模拟作战，鲁班十次攻城都被打败，鲁班的攻城器械用完了，墨子的守城器械还绰绰有余。而且他用了很多辩论的手法，说服了楚王。他为什么要步行到楚国来呢？他把最好的马和车给自己的三百弟子以最快的速度奔到宋国帮助守城了，凭实力、高科技、辩论阻止了这场战争。拿着他发明的最先进的守城机械，阻止了这场战争。有史料记载的，墨家至少阻止了四场大国攻打小国的战争。一旦弱小国学受到攻击，就会向墨家求救。刘德华拍的电影《墨攻》，只是讲墨家一个弟子的事迹。证明当时墨家被视为“救星”。孔子和墨子的精神都为后人所称道，他们身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后来甚至孔墨并称，儒墨的差别已经分不清楚了。“孔席不暇暖，墨突不暇黔”（韩愈《争臣论》），都认为他们很勤奋，回家坐的席子还没热，还没开始做饭，烟囱还没熏黑，他们又被人请去讲学了。
墨子提出了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命，非乐。有学者认为墨家思想是来自连山易”(载《易学应用之研究》第一辑二十六页至三十九页），易经分为连山、归藏、周易三种，分别代表不易、简易、变易三种状态。应该说墨家很好的用严密的逻辑思维达到了“以不变应万变”的“不易”之境界。“节用、节葬”与易经的“节”卦有联系（桑东辉《<周易>“节”卦与墨子的尚节思想 ——兼论儒、墨思想的差异 》；尚贤、尚同以及尚力思想与“颐”卦有联系(《<周易>古经与墨家思想》）。
黎鸣老师说：“道可，道非，常道”（肯定性，否定性和普遍性）（黎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意义及其途径》）。否定的态度是解决判断问题的关键。从“非攻、非命、非乐”这三个否定判断，可见墨家是非常讲究逻辑思维的。这十大主张是需要变通的，但是思维方式是永远不变的，这也是成语“墨守成规”的来历。针对不同的国家，运用不同的主张。“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 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 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墨子·鲁问》）针对强大的、恃强凌弱的国家，他就说要用”兼爱非攻”去说服；针对贫穷的国家，要节用节葬；对不昏乱之国的，讲尚贤尚同；对淫僻无礼的君主，用“天志明鬼”相劝；对沉湎酒色的，讲非命非乐。他用十大主张概括了他对结束社会混乱状态的看法。为了他的理论站住脚，他运用一系列的逻辑方法进行论证，以结束社会混乱状态。所以墨子不愧为“善圣”，墨家是最讲道理的学派。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步行千里止楚攻宋，留下了千古佳话。班固说“墨突不黔”（班固《答宾戏》），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轲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轲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撰”(《论语》) 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霍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淮南子—泰族训》）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是没落了。但这种没落，是中国民众的没落，是中华文化的悲哀。
墨子其实是中国极其少有的经验理性主义者，是中国的亚里斯多德，墨子创造了中国人后来一直没有的逻辑，以及具有对自然的、力学的、光学的等等知识的追求，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把墨子抛弃了，根本没有人继承。从孔子到孟子是一大倒退，然而真正建立儒家体系的，不是孔子，而是孟子，但孟子提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理论，叫做人性本善。从老子到庄子又是一大倒退，一代代中国人把庄子看作是多么了不起的散文家，但作为思想家来说，庄子对中华民族简直就是一个大害。他是极端的相对主义者，靠庄子中国人将永远建立不起任何一种知识系统，尽管他的文章汪洋恣肆，很漂亮，想象力很丰富，但是提供不了任何一点实实在在对人类有价值的知识。而墨子，我们中国人自己早就把他忘了，在某些方面继承墨子的反倒是法家。法家把墨子有限的逻辑推理继承了一点点，但是法家把后来的中国带向了永久的对内进行法西斯统治的道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基本上是在这样一种没有头脑，也不允许有头脑的状态和过程中走过来的。
我们讲如何使中国人聪明起来，如何结束国学的二元论逻辑的问题，可见发展国学的关键在于建立三元逻辑。中国在墨子这里找到了逻辑学的祖先。《墨子》五十二篇，有六篇文章涉及到逻辑。《大取》、《小取》、《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六篇中，明确地提出了逻辑的概念，人们称之为“墨辩”。里面包括现代的悖论，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已经有相当的表达。他的逻辑跟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印度的因明逻辑可以鼎足而立。正如黎鸣先生说的，“高贵而伟大的祖先，卑贱而渺小的子孙”（黎鸣《高贵而伟大的祖先，卑贱而渺小的子孙》）。很可惜，这种逻辑理性后人没有传承下来。中间只有杨雄、韩愈稍微研究了一下，明清之际才重新成为显学，西方科技强大让人们看到我们竟然还有这样伟大的祖先。他伟大的逻辑思想和科技理论让我们看到了振兴中华的希望。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技史》里对墨家光学、力学、几何学、逻辑学等科技方面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社科院历史所杨向奎先生著文说墨家的科技成就相当于整个希腊，或超过整个希腊。比如墨子给力下的定义：“力，形之所奋也。”（《墨子·经说上》），说力是由于形状和位置的改变而产生的，与牛顿力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他们率先提出了归纳法，罗素直到一千多年后才提出归纳法。杨振宁先生说中华文化里面只有演绎法没有归纳法（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导致了科技的落后。还不完全正确，其实归纳法就在墨子这里，只是由于墨家的中绝而导致了这种局面，郑重推荐杨教授先来中国墨子学会学习一下。
我们看到，在墨学里面有无尽的财富。但是现在研究国学基本上还停留在考据的阶段，停留在把中国的逻辑与西方的逻辑进行对比，文字的校对阶段。停留在这个阶段，所谓国学大师不过是考据的专业人士。直到近代才有康有为和谭嗣同有成熟的理论提出来。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详细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念和架构。谭嗣同的《仁学》用墨家理论结合儒释道和西方科学理论，提出仁学，实际就是国学。在古代，近代，到现代我们都有一成套的理论可以传承，有先贤值得我们去效仿，同时要学习西方的传统。当然不要一味照搬，并不是说西方哲学不好。 黎鸣先生的书说《西方哲学死了》，他们也遇到了困惑。西方拿起了理性至上这个芝麻，却丢失了人类爱和信念的元精神。三种元精神因都与人类有关，运用三元逻辑工具，所以我们就称这种理论为“仨元论”。仨元中爱的精神，是人文大爱，在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兼爱，以及基督教的博爱里都能找到影子。然后，说到理性精神、逻辑，中国人这里缺乏了逻辑。由于几千年来，儒家独大，大家只去求官而不去求学，导致了科技思辩成了小人之学。和谐社会提倡科学发展观，呼吁科技创新，这也是理性的发展生产力。黎鸣先生讲的信念元精神，总被人误解成宗教。实际更准确的讲应该是一种充满信念的人文精神，而不是被误读成宗教。是对真、善、美的信念，是对求知的渴望，是对真理的执着。这种信念伴随着中国人走了几千年，没有什么国教，没有一个宗教是独大的，中国人一样能活得充实快乐，是因为中国有完善的人学理论体系。单纯科技至上也不行。西方科技发达，尼采可以大声质疑：上帝死了。过度的求知理性，求完美，带来了信仰的缺失，否定了精神的追求，西方哲学也在这里走到了尽头。美国真正的精英阶层根本不信教，信的是金钱至上和权力至上，被人斥为霸权主义。中国和西方都面临元精神缺失的问题，如何来解决？这就给国学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希望。
21 世纪中国社会确立的社会价值观需要建立墨家所希望的维护民众利益的社会价值观——“民本”、“人道”、“共赢”的价值观。中国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也需要确立“人道共赢，互惠互利”的原则。
因此，基于我们悠久而丰富的传统文化，又基于中国社会的转型而建立中国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和社会价值观的实际需要和现状，有必要重塑社会人文理想和现代公民意识。墨子说：“义，利也””(《墨子·经说上》),“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仨元学社致力于对义利相容的墨家价值观的研究，深入探讨新的义利观与中国现代社会道德观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趋同性、继承性和转化性。探讨以“人道共赢”为核心的，倡导义利相容、爱人利人、道德平等、对等互报的道德价值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价值道德体系建构之间的同一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和义理建构，而致力于阐释新义利价值观。这不仅对于建构中国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一般观念体系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因应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十分紧迫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意义。在中国社会转型和确立“现代性”的进程中，我们进行现代价值观念的建设，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吸取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其中墨家思想是最重要的思想宝库之一。至少，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实质上，我们致力于确立普遍的人道理念和现代公民意识，就是真正的“民本”思想与“人道共赢”理念。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互惠互利原则就是“义利相容”的“共赢”原则。义，就是利。利，就是义。利与不利，要看其义与不义，以义断利害，以利定是非。分辨义与不义，就看其是否真正利国利民。义与利是对等的，当义与利冲突时，取大利而舍小义；当利与义冲突时，取大义而舍小利。那么，什么是“义”呢？义，就是利。什么是“利”呢？“利”是“人道共赢”之“利”，是“利天下”之“利”。“义”是公利；凡合乎“义”的东西才必然有利。大利、利他和公利便是“义”；在公义社会中，施义于人，就是爱利万民，就会有好运好报。如果只空谈仁义，很容易把私利混入义中来，而使人们为了利而不择手段。因此，还需要对“利”加以进一步地限制。“义”并非仅指物质利益，它可以是指物质利益，也可以是精神财富。但它更主要是指“天下之利”，即社会整体的利益，即关涉国计民生的大利，又可上升为“正义”。“正”者，乃指行为之正确标准。或者说，“正义”就是指正气、正道、正利。正气讲人的精神境界；正道讲的是人生之正确的道路，如能追求“国家百姓万民之利”便就是正道，不苟得的不侵害他人的正当利益才是“正利”。人之为人、处事、施政都当以义为其行为、行事的价值标准。
传统二元论思维不能突破好人与坏人的对立，自然不能突破私利与公利的对立。公利的目的实际上是实现私利的最大化。为公谋利的人实际上也为自己获得了应得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不一定是物质利益，更多的可能是精神财富形式出现。现代化生产方式要求人们充分合作。这种合作可以用制度来约束，但实际上还需要让个体人全身心从维护别人利益的角度来创造价值，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要以别人价值的实现才会获得。所以这就要求人们创造互相依存的环境，实现爱有回报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也许在权制社会是以“潜规则”形式出现。但在新型的交往社会，就是以换位思考，感恩图报，孝敬父母，体恤子女，同舟共济等方式来实现精神上的充实，以全身心的利他，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在利益面前，权衡利害，得大利损公义，损人而利己的事不能去做。公义社会也要维护个体的利益，达到共赢，不能压制个体的合理利益诉求，鼓励个体的创造，才能有共同的繁荣富强。在此意义上，墨家价值观突破了义与利的对立，实现了仨元思考，达到了真正的义利相容状态。
一提人类社会，就要讲人与人的交往。人性恶化、诚信退化、思想奴化是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其根源是达尔文简单二元进化论造成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已经成为了剥削和掠夺、统治与奴役的公然借口，二元竞争法则忽视了人与人的交往，是扼杀人性、诚信与思想的刽子手。 因第三元的交往，而产生了理性的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不能变成“金钱”、“权力”或者“肉欲”，那样只会使社会更加腐化、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恶化。只有物质交往，没有情感交往，社会就会失衡。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基于物质的交往才有基础。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财富分配与创造过程中间，只有虚实的交融，富人与穷人的利益共享才有社会的和解，富国利民才是根本。建立以民为本，以共赢为目标的国学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是实的方向。 落实到社会价值观，是“正义”，即公平、公正、公道、平等、平衡。“正义”在市场上是表现的公平公道的商品交换，感情上表现的慈善互助，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墨子说“有力疾以助人，有财勉以分人，有道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捐出去的是财物，得到的是心理上高峰体验，赢得社会的美誉，达到共赢的状态。由于人与人在人格上的平等，交往在“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的规则下实现共赢。成功人士要得到人的尊重，是靠品德和能力，并不靠以财欺人，以势压人。
弱势群体要自尊自强，也会得到成功人士的尊敬。墨子也告诉我们“贫则见廉，富则见义”（《墨子·修身》）。人心不平，更多的是由于经济的分配不公造成的，当然也有自身的因素。从个人角度讲，要“正心”。富要富得正大光明，穷要穷得有志气。所以提倡像洪战辉那样自强不息，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
正心，是指保持不变的心理状态和健康的行为动机。各个阶层的人都要来正心，都要有自己不变的社会价值观。挣的是合理合法的钱，称为“正利”，正当的利益。人心正，人心善，大家才会愿意遵守“正义”的交往规则，不会去打法律的擦边球。个体的正心，爱从内心中自然生发出来，称作“良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除了讲良心之外，需要正义。“兼相爱”是情感的交流，“交相利”是财富的交流，是共赢的精神，称作“正义”的交往规则。因正义而达到共赢，这也是和谐的社会追求。这种和谐的状态，正是墨子描绘的“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这是理性交往。
从人心的角度，是情感的交往，是爱的交往。人与人之间，包括异性之间，回眸一笑，对视一眼，就会产生爱的交流，情感的交流。这是由于阴阳和合产生的。正如正、负电极靠近产生电磁场，N、S磁极靠近产生磁场一样，人与人之间因交流而产生了在场的感觉。人与人之间互相依存，也产生了一个和谐的交往场。爱人之间，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小别胜新婚，对方已经成为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朋友知己也是如此，心与心的交流往往只在不言中。体现到市场交往和道德交往，就是诚信。
个体的思考，可以如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因思考，人产生了个体的在场感。个体和社会群体还是有区别的。在两个人以上的社会群体环境里，就不能停留在自我的感觉上了，我思，就不一定我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新的交往场，因交往场而找到交往的感觉。自己的情感要寄托在别人身上，亲情是最好的交往体现。找到交往的感觉，爱情可能变成“情人眼里出西施”。竞争对手达成共识，则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中国古代的“誓为知己者死”，“桃园三结义”，“高山流水”传知音，伯牙为钟子期摔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这种情感交往的感觉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是社会的融合剂。在日益发达的人类社会，交往是一门艺术，甚至可以说交往是一种生存的基本能力。
“兼相爱”情感交往是群体，同样是个体生活的必备。正如仨元思考，阴阳必得平衡，“交相利”理性交往必须与“兼相爱”情感交往在生活中共存共赢。理性物质追求是要的，但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打拼才会赢，其实不全对。共赢才会赢，这是理性交往的完美体现。诚信才会赢，这是情感交往的必须。邪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不情愿地被拖入了达尔文丛林法则的斗兽场，过度的生存理性抹杀人仅存的良心，更谈不上情感交往、精神追求了。唯利是图，急功近利，杀人越货，落井下石，已足够使人们寒心。诚信的建立，一方面靠人们自身正心，回归良心境界；另一方面，需要社会通过法律和道德约束形成公平正义的竞争环境。再有，每个人学会与人共赢相处的交往技巧，抛弃坑蒙拐骗的厚黑学，每个人都有责任来维护正义，揭露丑恶，让不诚信的人或行为无处容身；找到“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的情感、理性交往感觉，就会有宽容，有妥协，有换位思考，有将心比心。这种正义的交往原则是诚信的本源。
如果说在古代只有少数人会做黄粱美梦的话，还有一部分人谨守着他们自己的信念，描画着自己的精致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安居”“乐业”和食文化那么精致发达的缘故。达尔文丛林法则攻破了中国人心灵的最后防线，由于金钱与权力的寻租，人人都想做皇帝，人人都想统治别人。这实际上为统治找到了天然的借口，使统治合法化，就迷涂了人们的双眼，不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更谈不上维护社会的正义。电视里恶俗的宫廷剧更是这种奴性文化的帮凶。做不成皇帝，只有做奴才，想着媳妇也能熬成婆。甚至有些人想当奴才而不得，思想的奴化成为了和谐社会文化改良最大的敌人。要知道在残酷的竞争之外还有合作，还有妥协，还有宽容，培育新公民，建立“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的仨元交往已迫在眉睫。
亲爱的同胞们，请学会宽容，请树立交往的起码诚信，让良心在正义的土壤上生根发芽，让我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不要去统治别人，也不要被别人统治。
中国人所拥有的中华文化具有什么特性？能有多大力量？我们要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什么？中西文化的异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新伦理道德、青少年思想教育等，今天和明天人们普遍关心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众多问题。那到底还有哪些问题呢？如何回答的呢？新世纪墨学的使命是什么？以下是我一些粗浅之见:
第一要有助于推动解决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也就是如何平衡人心的问题。现在是人心不平、人性恶化，社会才会不稳定，我们才要建设和谐社会。
第二要有助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的崇高理想，培养智慧和合格的劳动者。重建社会理性，推动社会进步，每个劳动者独立思考，提供创新的动力源泉。
第三要结束二元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二元对立，西方把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绝对的对立起来，宗教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在中国则把君子和小人绝对地对立起来，上智而下愚，实行奴化愚民政策。父亲教育儿子成为好儿子，统治者教民变成良民，不主张你独立思考。好象黎鸣老师说的，怎么样让中国人聪明起来？新时代的公民不应该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良民，不但开化大脑聪明起来，而且要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国学要教育他们真正成为聪明的公民。
这就是现代新墨学发展担负的三重使命，一解决社会的问题，二解决人自身的问题，三解决社会生产力的问题。新墨学传承东方的人文关怀，吸取西方的理性精神，加以创新，中国人真正对世界发展才能有所贡献。
在宣传墨家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同道对墨文化概念缺乏严密的理解，无法统一认识，不能有力地回应不同思想的挑战
第一，何为墨家？
墨家是中国古代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二里头文化为底蕴，吸收融合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人文形质，发展成熟起来的优秀文化人，他们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运用着古代汉字，专职从事技术工作，协助黄帝统一了中原各城邦、部族，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认同，是文化中国的缔造者，孕育、塑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人文基因。
墨家是中国古代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二里头文化为底蕴，吸收融合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人文形质，发展成熟起来的优秀文化人，他们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运用着古代汉字，专职从事技术工作，协助黄帝统一了中原各城邦、部族，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认同，是文化中国的缔造者，孕育、塑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人文基因。
墨家的人文谛旨的传递从大禹开始。 把“墨家”确定为一种职业性的人士，恐怕不是太好。还应从更广泛地意义上来解说：墨家是效法天地之道、讲求自律自强、承传华夏文化道统、注重正己正人、守信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同时也是敢于探索求知世界、讲道理有逻辑、为天下人引导方向的学说。起于大禹，成于夏，传于秦后,是战国时代的显学。
第二，何为墨学？
为了传续光大中华民族的核心人文理想，弘扬纯正的墨家文化精神，先师墨翟继承远古圣贤流传下来的文化知识，通过艰苦的探索最终成就了以义为中枢，以兼爱为情怀，以节用为形制，以对真理的逻辑实验和实践为方法，构筑起的穿越古今，超越种族，生生不息，健行不已的人文学说思想体系。
第三，何为墨家文化？
墨家文化是以墨学真理为主干，贯穿融合其他优秀文化形态、学术成果,思维理念共同构筑而成的正在发展着的文化大系统。她是潜隐在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人文信念，是中国乃至许多东方民族文化的核心构成，是人类在东方最伟大的创造。她是中华民族生命智慧的系统化表述，是由人民集体创造的。由于她具备和平的价值取向和追求，最具普适包容的情怀，在新时代面前最有能力成为世界人类共同的文明指向。她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核心之一。
墨家文化是以墨学真理为主干，贯穿融合其他优秀文化形态、学术成果,思维理念共同构筑而成的正在发展着的文化大系统。她是潜隐在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人文信念，是中国乃至许多东方民族文化的核心构成，是人类在东方最伟大的创造。她是中华民族生命智慧的系统化表述，是由人民集体创造的。由于她具备和平的价值取向和追求，最具普适包容的情怀，在新时代面前最有能力成为世界人类共同的文明指向。她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核心之一。
当今之际，应将“墨家”分成几个方面来表述。一是“前墨家”，指墨子之前以大禹为代表的“墨家”；二是墨家，指以墨子及其徒众为代表的“墨家”；三是“后墨家”，指从墨子弟子之后所传的墨家文化。“墨家”应当是以《墨经》为最高经典，以后墨家的典范著作为重要典籍，以华夏历代传承的其它书籍作为参考，重视人文信仰的教化体系。
（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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