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哀挽
个人日记
刘道玉哀挽
2004年7月14日晨6时30分杨小凯仅仅走完了人生的55个春秋，他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他的精神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的一生是历经磨难的一生，是苦苦求索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为实现自己的理念和钟情的事业，竭尽了全部心血，实现了他人生的最大价值。所以，他走得很安详，他死而无憾！他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多的朋友，对于他的不幸逝世，大家都是很悲痛的。连日以来，人们通过网络纷纷表达对他的悼念，这充分说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认为，悼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要继承他未尽的事业，发扬他那种大无畏的改革、开拓与创新精神！
一个时期以来，我发现人们在叙述他的经历时，几乎忽略了他到武汉大学前后的情况。我作为当事人，似乎有责任填补这一段空白，以更全面地反映小凯丰富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杨小凯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原湖南省委高级领导干部，1959年受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株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父亲和母亲又受到了残酷的打击。1968年，杨小凯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由于康生点名他是反革命分子，于是1969年11月杨曦光（后使用杨小凯名字）以反革命罪被判10年徒刑。1978年4月，小凯刑满释放，当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他先是到湖南大学旁听了数学等课程，后来他到湖南新华印刷二厂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当时，由于他有所谓的反革命背景，厂内无人敢于接近他，惟独有一个叫吴小娟的女工同情小凯，敢于接近他。后来，他们相爱了，成为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以后，小凯报考了北京某重点大学，虽然他考试合格，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杨小凯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由于被判刑坐牢，他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他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不能作为正式职工调入，当然更谈不上迁移户口和解决妻子、女儿随调的问题。
1981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刘鹰恰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修，她见到了杨小凯，极为欣赏他的才华，她立即写信给我校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胡春芳，希望把杨小凯调来学校任教。我校经济管理系亦是新成立的，极需经济管理人才。是年5月份，我正好在湖南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经济管理系的党委书记胡春芳专程赶到湖南找我，向我说明了杨小凯的情况，希望我下决心并疏通湖南省委的关系，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当教师。正好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到我下榻的饭店看我，我当面向他汇报了意欲调动杨小凯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想法。毛致用书记不仅思想十分开明，而且工作作风踏实，作风平易近人。他从湘潭考察回到长沙径直到饭店看望我，仅此一点，在全国众多的省委书记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的到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体现了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宽广的胸怀。
毛致用书记对杨小凯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对他的遭遇也是很同情的。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杨小凯受迫害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我们正在与中央有关部门商量给他平反的事，你们可以先把他调去使用，这对他改变环境和发挥作用是有好处的。”据此，我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据说有两尺多厚）不得进档转到武汉大学；三是把杨小凯的妻子女儿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毛致用书记当即表示同意我的要求，并指示省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武汉大学尽快办妥杨小凯的调动事宜。为了做过细的工作，我那次还拜访了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同志，他毕竟是一位老革命了，表示大力支持小凯的调动。就这样，小凯虽然没有正式入过大学的门，但他以自己自学和研究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器重，从而成了全国重点大学的一名教师。一年后，我校又经教育部批准破格晋升他为讲师，并据此给他定了工资级别。
小凯在武汉大学期间，担任了“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与此同时，他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着，写出了《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初步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我校讲学，他与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他对小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并表示要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很快，小凯收到了邹先生的邀请函，他立即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可是，那时还处在拨乱反正期间，左的思想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我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讨论，结果绝大多数的常委不同意他出去，认为他坐过10年牢，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像他这样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辩解道：“小凯的问题，已由中组部正式平反了，既然是错案，那坐牢一事就不应当影响他出国。”但是，我势单力薄，小凯出国的申请仍遭到了否决。我把情况告诉了小凯，并对他说：“看来，现在只能绕道走，撇开武大党委。”我建议他请邹先生给赵紫阳总理写一封信，明确要求你去他那里读博士学位。果然这一招很灵，我很快收到了赵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李湘鲁在邹先生的信上的批示：“邹先生的要求应当支持，请武汉大学办理。”有了尚方宝剑，我就不再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了，而由我直接批准小凯出国。次年5月，我又批准小娟和女儿去美国探亲，这就解除了小凯的后顾之忧，使他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学术研究。
1984年8月初，我去美国参加中日美第三届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是在加州的圣克鲁斯（SantaCruz）召开。会后，我绕道到美国东部访问，希望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见小凯，但不巧的是他去了华盛顿，在世界银行实习三个月。很可惜，我们没有能够见面，我只是与他通了电话。那次，我是住在纽约总领馆，教育参赞是原山东海洋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是老熟人了。他知道杨小凯是武汉大学派出来的，他向我通报说：“杨小凯的倾向不太对头，值得注意。”我问道：“他到底有哪些问题？”参赞说：“问题虽然还不十分严重，只是他与北大的一个研究生和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个进修教师常常在一起议论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宪政问题，有背离‘四项原则’之嫌。”我对参赞说：“在极左路线下，小凯吃了许多苦楚，他今天的学习的确来之不易。但是，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他认为是不正确的东西，他敢于批评。俗话说：‘爱之深，责之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些人对国家的政策提出批评，正是他们爱国的表现。因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千万不能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参赞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也不准备把杨小凯的情况向国内有关部门反映，保证不会伤害他。
关于我器重小凯的才华和支持他出国一事，一直是那些持左倾观点的人打击我的一个把柄。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就公开说：“杨小凯是刘道玉脸上的两个污点之一（另一个是我把全国最早搞人才学的雷桢孝调到武大）。”后来，在那次急风暴雨式的清查运动中，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人，亲自出面调查我与杨小凯的关系，把他来武大和出国作为我的一条罪状。但是，我胸中有数，既不是小凯有问题，也不是我本人有问题，而恰巧暴露了那一伙人极左的面目而已。
由于有上面那一段的渊源，所以我与小凯的关系非同一般。小凯出国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至今我还保留着他给我的10多封信。
例如，1983年12月12日，小凯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也听说国内有人要批判我的经济观点，对此希望领导多多及时指点，相信我是经过风浪的人，不会为一点风波而动摇。两周以前，我收到了赵紫阳总理外事秘书李湘鲁同志的来信，信中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正确。他写道：‘国内的形势，你大概知道一些。反右，与经济无关，开始主要是思想与文艺战线的事，后有好事者，认为经济理论战线也有清除污染任务，矛头指向你正在学的那些东西。许多是因为不懂。你应该明白的，社会科学院和各大学里这类人不少，正好有事做了。我认为你们完全不必介意。虽然有点讨厌。
在12月22日信中说：“妻子来信说，学校目前在批精神污染中，你表示对我的东西全盘负责，使我深深感谢领导的关怀。”
在1984年5月24日的信中，他写道：“尊敬的刘校长，您的信早已收到。普大的教授告诉我，您亲自给普大校长写信，请他们关照我，您的关怀使我非常感激，只要您负责武大工作，我终究会回武大的。”
其实，我与小凯互有默契，我坚决支持他出国深造，而他向我保证，学成以后，一定回武大辅佐我为振兴武大而共同努力！
为了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我的学生邹恒甫（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在武汉大学举办了高级经济学研究班（双学位）。1996年7月，他邀请小凯到武汉大学讲学，这是他出国10多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自然十分高兴。他到武汉的第二天，我私人请他和邹恒甫在“集贤楼”吃饭，畅谈我们别后的一切。我记得小凯对我说：“校长，我曾经对您表示过，只要您当武汉大学的校长，我一定回来支持您的工作。可是，您已经无端地被免职了，我回武大还有何益？”我诚恳地对他说：“现在你我与武汉大学都没有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是一种解脱。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在经济学的最前沿勇敢地开拓，向经济学最高的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攀登！”。他说：“我会在学术研究中竭尽全力，决不辜负校长的希望！”
这一次，小凯是兴致勃勃地回到他工作过的学校讲学，尽一份赤子之心。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学校当局仍然把他当作危险分子，不仅不准他讲课，而且还派保卫处的人住进招待所，日夜监视他的活动。小凯气愤地说：“真是岂有此理，我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都可以讲学，为什么惟独我工作过的学校不准我讲学，太不可思议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小凯只能愤而离去，留下了终身的遗憾！面对小凯在经济学上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几乎受到全世界经济学家们的尊敬。然而，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主持武大工作的领导人，始终抓住小凯不放，限制他讲学，断章取义地抓住他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他们是否还有一点良知，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凯，此后我们之间的通信也几乎中断了。我知道，他太忙了，也许他的身体不好。后来听到的消息，印证了我的猜测。近年以来，我不断地为他祈祷，希望他再一次地创造奇迹！可是，他最终没有抗争过死神的威胁，他终于走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小凯变得非常超脱。他曾说：“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我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他还对人说：“人总是不能逃脱死亡。50年、70年抑或100年对人的生命来说长短悬殊，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
是的，小凯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非凡的才华、世界顶尖的学术成就、开拓创新的精神、桀骜不驯的品格和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却是一笔价值连城的财富。这些才是永恒的，是永远属于杨小凯的！
小凯，安息吧！
（美国溪流出版社供稿。刘道玉着《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
2004年7月14日晨6时30分杨小凯仅仅走完了人生的55个春秋，他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他的精神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的一生是历经磨难的一生，是苦苦求索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为实现自己的理念和钟情的事业，竭尽了全部心血，实现了他人生的最大价值。所以，他走得很安详，他死而无憾！他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多的朋友，对于他的不幸逝世，大家都是很悲痛的。连日以来，人们通过网络纷纷表达对他的悼念，这充分说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认为，悼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要继承他未尽的事业，发扬他那种大无畏的改革、开拓与创新精神！
一个时期以来，我发现人们在叙述他的经历时，几乎忽略了他到武汉大学前后的情况。我作为当事人，似乎有责任填补这一段空白，以更全面地反映小凯丰富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杨小凯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原湖南省委高级领导干部，1959年受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株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父亲和母亲又受到了残酷的打击。1968年，杨小凯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由于康生点名他是反革命分子，于是1969年11月杨曦光（后使用杨小凯名字）以反革命罪被判10年徒刑。1978年4月，小凯刑满释放，当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他先是到湖南大学旁听了数学等课程，后来他到湖南新华印刷二厂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当时，由于他有所谓的反革命背景，厂内无人敢于接近他，惟独有一个叫吴小娟的女工同情小凯，敢于接近他。后来，他们相爱了，成为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以后，小凯报考了北京某重点大学，虽然他考试合格，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杨小凯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由于被判刑坐牢，他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他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不能作为正式职工调入，当然更谈不上迁移户口和解决妻子、女儿随调的问题。
1981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刘鹰恰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修，她见到了杨小凯，极为欣赏他的才华，她立即写信给我校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胡春芳，希望把杨小凯调来学校任教。我校经济管理系亦是新成立的，极需经济管理人才。是年5月份，我正好在湖南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经济管理系的党委书记胡春芳专程赶到湖南找我，向我说明了杨小凯的情况，希望我下决心并疏通湖南省委的关系，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当教师。正好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到我下榻的饭店看我，我当面向他汇报了意欲调动杨小凯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想法。毛致用书记不仅思想十分开明，而且工作作风踏实，作风平易近人。他从湘潭考察回到长沙径直到饭店看望我，仅此一点，在全国众多的省委书记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的到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体现了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宽广的胸怀。
毛致用书记对杨小凯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对他的遭遇也是很同情的。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杨小凯受迫害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我们正在与中央有关部门商量给他平反的事，你们可以先把他调去使用，这对他改变环境和发挥作用是有好处的。”据此，我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据说有两尺多厚）不得进档转到武汉大学；三是把杨小凯的妻子女儿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毛致用书记当即表示同意我的要求，并指示省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武汉大学尽快办妥杨小凯的调动事宜。为了做过细的工作，我那次还拜访了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同志，他毕竟是一位老革命了，表示大力支持小凯的调动。就这样，小凯虽然没有正式入过大学的门，但他以自己自学和研究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器重，从而成了全国重点大学的一名教师。一年后，我校又经教育部批准破格晋升他为讲师，并据此给他定了工资级别。
小凯在武汉大学期间，担任了“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与此同时，他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着，写出了《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初步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我校讲学，他与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他对小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并表示要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很快，小凯收到了邹先生的邀请函，他立即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可是，那时还处在拨乱反正期间，左的思想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我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讨论，结果绝大多数的常委不同意他出去，认为他坐过10年牢，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像他这样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辩解道：“小凯的问题，已由中组部正式平反了，既然是错案，那坐牢一事就不应当影响他出国。”但是，我势单力薄，小凯出国的申请仍遭到了否决。我把情况告诉了小凯，并对他说：“看来，现在只能绕道走，撇开武大党委。”我建议他请邹先生给赵紫阳总理写一封信，明确要求你去他那里读博士学位。果然这一招很灵，我很快收到了赵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李湘鲁在邹先生的信上的批示：“邹先生的要求应当支持，请武汉大学办理。”有了尚方宝剑，我就不再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了，而由我直接批准小凯出国。次年5月，我又批准小娟和女儿去美国探亲，这就解除了小凯的后顾之忧，使他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学术研究。
1984年8月初，我去美国参加中日美第三届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是在加州的圣克鲁斯（SantaCruz）召开。会后，我绕道到美国东部访问，希望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见小凯，但不巧的是他去了华盛顿，在世界银行实习三个月。很可惜，我们没有能够见面，我只是与他通了电话。那次，我是住在纽约总领馆，教育参赞是原山东海洋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是老熟人了。他知道杨小凯是武汉大学派出来的，他向我通报说：“杨小凯的倾向不太对头，值得注意。”我问道：“他到底有哪些问题？”参赞说：“问题虽然还不十分严重，只是他与北大的一个研究生和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个进修教师常常在一起议论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宪政问题，有背离‘四项原则’之嫌。”我对参赞说：“在极左路线下，小凯吃了许多苦楚，他今天的学习的确来之不易。但是，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他认为是不正确的东西，他敢于批评。俗话说：‘爱之深，责之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些人对国家的政策提出批评，正是他们爱国的表现。因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千万不能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参赞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也不准备把杨小凯的情况向国内有关部门反映，保证不会伤害他。
关于我器重小凯的才华和支持他出国一事，一直是那些持左倾观点的人打击我的一个把柄。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就公开说：“杨小凯是刘道玉脸上的两个污点之一（另一个是我把全国最早搞人才学的雷桢孝调到武大）。”后来，在那次急风暴雨式的清查运动中，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人，亲自出面调查我与杨小凯的关系，把他来武大和出国作为我的一条罪状。但是，我胸中有数，既不是小凯有问题，也不是我本人有问题，而恰巧暴露了那一伙人极左的面目而已。
由于有上面那一段的渊源，所以我与小凯的关系非同一般。小凯出国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至今我还保留着他给我的10多封信。
例如，1983年12月12日，小凯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也听说国内有人要批判我的经济观点，对此希望领导多多及时指点，相信我是经过风浪的人，不会为一点风波而动摇。两周以前，我收到了赵紫阳总理外事秘书李湘鲁同志的来信，信中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正确。他写道：‘国内的形势，你大概知道一些。反右，与经济无关，开始主要是思想与文艺战线的事，后有好事者，认为经济理论战线也有清除污染任务，矛头指向你正在学的那些东西。许多是因为不懂。你应该明白的，社会科学院和各大学里这类人不少，正好有事做了。我认为你们完全不必介意。虽然有点讨厌。
在12月22日信中说：“妻子来信说，学校目前在批精神污染中，你表示对我的东西全盘负责，使我深深感谢领导的关怀。”
在1984年5月24日的信中，他写道：“尊敬的刘校长，您的信早已收到。普大的教授告诉我，您亲自给普大校长写信，请他们关照我，您的关怀使我非常感激，只要您负责武大工作，我终究会回武大的。”
其实，我与小凯互有默契，我坚决支持他出国深造，而他向我保证，学成以后，一定回武大辅佐我为振兴武大而共同努力！
为了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我的学生邹恒甫（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在武汉大学举办了高级经济学研究班（双学位）。1996年7月，他邀请小凯到武汉大学讲学，这是他出国10多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自然十分高兴。他到武汉的第二天，我私人请他和邹恒甫在“集贤楼”吃饭，畅谈我们别后的一切。我记得小凯对我说：“校长，我曾经对您表示过，只要您当武汉大学的校长，我一定回来支持您的工作。可是，您已经无端地被免职了，我回武大还有何益？”我诚恳地对他说：“现在你我与武汉大学都没有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是一种解脱。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在经济学的最前沿勇敢地开拓，向经济学最高的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攀登！”。他说：“我会在学术研究中竭尽全力，决不辜负校长的希望！”
这一次，小凯是兴致勃勃地回到他工作过的学校讲学，尽一份赤子之心。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学校当局仍然把他当作危险分子，不仅不准他讲课，而且还派保卫处的人住进招待所，日夜监视他的活动。小凯气愤地说：“真是岂有此理，我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都可以讲学，为什么惟独我工作过的学校不准我讲学，太不可思议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小凯只能愤而离去，留下了终身的遗憾！面对小凯在经济学上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几乎受到全世界经济学家们的尊敬。然而，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主持武大工作的领导人，始终抓住小凯不放，限制他讲学，断章取义地抓住他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他们是否还有一点良知，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凯，此后我们之间的通信也几乎中断了。我知道，他太忙了，也许他的身体不好。后来听到的消息，印证了我的猜测。近年以来，我不断地为他祈祷，希望他再一次地创造奇迹！可是，他最终没有抗争过死神的威胁，他终于走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小凯变得非常超脱。他曾说：“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我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他还对人说：“人总是不能逃脱死亡。50年、70年抑或100年对人的生命来说长短悬殊，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
是的，小凯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非凡的才华、世界顶尖的学术成就、开拓创新的精神、桀骜不驯的品格和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却是一笔价值连城的财富。这些才是永恒的，是永远属于杨小凯的！
小凯，安息吧！
（美国溪流出版社供稿。刘道玉着《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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