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回首
个人日记
因为我把农历二月初十登记做户口的公历生日，2月10日，便有了一些网友的生日祝福，也有了单位人事部门关于办理退休的通知，我只能提前一个月进入六十岁了！——其实，下个月的10日才是我的农历生日，下月14日是我的公历生日，这两天才是更靠谱的我的生日啊！呵呵！
孩子们早就要张罗给我过生日，我不同意。我不太喜欢年啊节啊生日啊那么多事事儿，更不愿意因为自己多出一些事事儿。愿意一个人静静的回忆往事，写下六十年风雨历程的足迹，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吧！
一、童年巨变
1954年农历二月初十，我生于黑龙江省拜泉县兴农镇守林屯。当时母亲已经四十九岁高龄，五十四岁的父亲是兴农镇（又名乾元镇、俗名“癞马沟"）的地方名医。父亲当时还有一个“显赫”身份——镇（当时称“区”）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说起父亲的这个身份，也算是歪打正着——他不善经营不会算计，解放前长期给穷人看病抓药不要钱，虽然在地方名气很大但没有攒下家底，以至于土改定成分时，我家无房无地定为贫农。在广大的”贫下中农“阶层选一个有文化、有人气的人当”官”很不容易，父亲就这样被一帮穷人捧上台当了“主席”。——从这一点来说，我也算是“官二代”了！
据我母亲说，我下生后“踩生”（孩子下生后第一个上门的客人）的，竟然是当时的“区长”（有事到家找我父亲碰巧成为我出生后的第一个客人！），也算是一个“吉兆”吧！
我对自己的童年基本没什么完整的记忆，只有零星的碎片。
关于父亲的画面：父亲在炕桌上喝酒，黑而有棱角的方脸，黑而浓密的唇须，黑而深的眼睛。我坐在对面看着父亲喝酒。父亲偶尔夹一快肉给我吃我就吃，不给也不要也不动。还有一个关于父亲但没有父亲的画面——父亲已经在县医院去世，母亲和家人拿着父亲的大皮袄回家，我远远看见父亲的大皮袄，以为父亲回来了，欢呼着跑去迎接，完全没有注意到家人都泪流满面！还有就是父亲死后的那年秋天，母亲为了生计出去打短工，我一个人在家，天天有我不认识也不留名字的乡亲们往我家送粮食和土豆等——都是我父亲当年曾经善心救治过的穷人！
父亲遗像
关于大哥的画面较多一些：记得大哥在家里摇头晃脑背诵中医的“汤头歌”之类，我也天天跟着瞎叨叨；他背书累就到外面柴禾垛边倒立翻跟头，我也跟着玩得不亦乐乎！后来大哥到镇医院上班，我也经常成为“跟脚星”到医院玩。记得大哥教我背古诗，背会一首奖励一根大麻花。为了吃到香甜的大麻花，我当时真的很快背会好多古诗！还记得大哥在医院结婚典礼的场面，大哥和大嫂在众人的起哄下，共同咬吊在空中的一个苹果！
大哥、二哥和我
当时，我家正在经历天翻地履的变化，而我是少不更事，不知愁滋味。
父亲的死，使家里的天塌了！本来一个在小镇上非常受尊敬的名医之家，一下子变成了非常无助的孤儿寡母！
为了生计，母亲带着三姐、二哥和我，投靠在县城的二姐家，开始了寄人篱下的困苦生涯。
二、苦乐少年
1960年，母亲携我们姐弟共四人投奔在县城的二姐家，一下子也打乱了二姐家本来非常富裕和平静的生活。二姐夫是抗美援朝的转业兵，安排到县人委开车，每月工资七十二元，在当时绝对是“高薪阶层”。但我们的到来，不仅直接增加了经济负担，也使二姐家的正常生活全部乱套。
当时又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食物匮乏，都吃不饱，还记得当时正上初中的三姐和二哥，在晚自习回家后，到碗柜翻吃的，没什么吃的，就吃咸菜，然后咕咚咕咚喝很多凉水。
我当时很小，但饥饿也把我变成了“狼”，和三姐、二哥抢东西吃。用妈妈的话说“少分给小四儿（我的小名）一点，转过身就抹眼泪”。记得经常吃的，就是从野地里捡回来的干白菜帮，妈妈用水煮了攥成团，然后在面板上洒一层玉米面，把白菜帮菜团在上面滚，沾上一层玉米面（节省粮食），然后放到锅里蒸，美其名曰“玉米面菜包”。当时因营养不良死人很多，我的小学第一任老师——祝老师——一个没结婚的大姑娘，就是长期吃不饱然后突然吃了一顿豆面卷子，造成肠梗阻死亡。我因为长期吃不到粮食,在一个端午节，偶然有机会吃到豆饼韭菜馅饺子，感觉鲜美无比，吃了31个差点没撑死!
记得到县城后，二姐送我上文化小学。我当时很弱智，上完第一堂课后上厕所，回来就记不清那个是我的班级了，立马一口气跑回家。还记得我小时候经常是两筒清鼻涕在鼻子下挂着（那时这种情况好像挺多），挂到上唇边就往回抽一抽，实在抽不回去就用袖头左右开弓擦两下。父亲活着的时候给我给外号“四埋汰”。上学第一天，同桌杨杰（后来是我的电大老师，再后来她成了教育局领导）是个漂亮的女孩，当时举手报告老师，提出不和我一桌，理由是“太埋汰！”当时我不知好歹，也跟着同学们傻笑！
后来三姐出嫁、二哥下乡，我和母亲则继续由二姐夫供养。二姐夫人好心好脾气好，每月开工资后骑着自行车，把我们母子的生活费20元钱送到我家。妈妈就带着我，先到粮店把每月的米买回来，剩下的钱再仔细掂量着安排其他用度。
妈妈尽可能的找一点收入，家里养猪养鸡，秋天到野地里拾荒，外面干过糊火柴盒、纳鞋底、建筑小工、卖冰棍等很多活儿，腰很早就累弯了，为的是能挣到一点钱就不要或少要二姐夫的钱。
我也很早就承担了生活的沉重。进城后六岁就开始了捡煤核儿、搂树叶、采猪食菜等活儿。后来看到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中捡煤核的三毛，与我童年的经历非常相似。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的活也越来越多，夏天开始“打柴禾”、采猪食菜，秋天开始“搂柴禾”、扒炕抹墙。当时吃水是轳辘把摇上打水的水井，我很小的时候是和母亲两人抬水，大约十一二岁时我就开始试着挑水，先是挑两个半桶，后来逐步挑满桶。冬天的井沿冰冻成山，打水非常危险，总是母亲和我一起，艰难并且小心翼翼地把水从井时打出，因为一不留神就会滑到井里或者被迅速下坠的“轳辘把”打着。我干活是很下力的，曾经有一年秋天因为搂的柴太多又顶风往回挑，累得吐血！
困苦的生活也并非没有快乐的时光。当时人们的生活贫困，但心态则相对简单。孩子们上学也没有现在这么沉重。特别是冬天，家务活少了，寒假里有很多大块的玩乐空间。我当时会玩很多游戏，朴克、军棋、象棋、跳棋等自不必说，户外活动就有抠碴、刮杠、扇PIA机、打跑球、打冲锋仗、打雪仗等很多玩法，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由于大哥、三姐和二哥的引领，我从识字起就不断跟着哥哥姐姐看“小人书”和一些“大书”，让我早早对书中的世界着迷，读书也成为我一生的爱好。
从小学一年到四年级，我因为年龄小又埋汰，一直是班里没人注意的“丑小鸭”。到了小学五年级开作文课，我因为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在班级读，在同学中的地位开始逐步走高。到六年级要毕业时，我还有机会选为学生代表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发言。小学毕业时最后一次全班选举3名三好学生，我以得票第三位当选。——这是我小学生涯中唯一一次当“三好学生”！
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我可能在读书的路上走得很顺。但1966年上半年，国家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我当年7月份小学毕业，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也宣布我继续学业的道路戛然而止。
所以，我的“第一学历”也是终生接受过的正规学校教育，就是小学。
三、我的文革
小学毕业还来不及上中学，文革的浪潮已经席卷全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社会一片“造反有理”的喧嚣。当时初中以上的学生成了“红卫兵”，开展全国大串联。我们这批小学毕业生则比较尴尬——因为年龄小只能算“红小兵”，大串连没份，“造反”也不太够“资格”。很羡慕比我大的中学生们可以不花钱全国“大串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很想也参加轰轰烈烈的“造反”团队，但没人要我们。
但我也不甘寂寞，和同学田连成（后来他的命运很悲惨，得了神经病，犯病时还砸碎了我借他玩的小提琴！）两个人组成一个“红宇宙兵团”，站在当时的“红总”一边（另一派是“三司”），我们两个人出版了一个“烽火战报”，整个编、刻（刻钢板腊纸）、油印都是以我为主完成。先后“出版”了十几期，从蒙古族作家玛拉芯夫的小说《草原烽火》的封面取了“烽火”两字，从毛主席手迹中选了“战报”两字，刻成橡胶印章手工印报头，每一期还都像模像样的有政论、有消息、有漫画等。也许冥冥之中暗示了我将来要从事“编辑”工作。现在想想我在十二岁的时候能编出这样一份“小报”，虽然内容于世无补，作用也相当于小孩子跟着起哄，但从全面的编辑统筹能力方面看还是令人惊奇的！
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运动的看客。没有学业的日子里，打柴禾、采猪食菜等家务干得更多。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全国掀起学游泳的高潮。我也在这个高潮中，在北门外丰乐水库学会游泳。
1968年，运动的狂热开始降温。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始进入县一中上学。当时学校是军事化管理，我的班为“三连四排”。很少正常上课，主要是进行“军训”和“学工学农”，有限的上课讲了一点毛主席诗词之类。当时我也因能写点文章，成为学校的校刊《五七战报》的通讯员。闲来无事，又学习了拉二胡、笛子等乐器，并且成为校文艺宣传队的大提琴手。很快1969年夏初中毕业了，当时可以选择上高中，但由于太需要我挣钱养家了，加之当时的学校也看不出继续上学真能学到什么，于是选择了毕业找工作。
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但我因为属于家里的“唯一劳力”，符合留城条件没有下乡。
毕业后等待分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干了很多临时工作。在县北门外的屠宰厂扛过猪肉拌子，在苗圃拔过一人多高的树苗，在瓦厂挖过土方，在生产资料站抬过大木头。每干一天工钱是一元七角四分，这笔钱当时对我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尽管对于刚刚十六岁的我，干这些活都很吃力，但一想到我能挣钱养家就特别来劲。其中抬大木头时，我又一次被压吐了血。但那时的人“皮实”，并没太害怕，也没太当回事。每次把挣到的钱交到妈妈手中的时候，我都特别自豪。
当时年轻，精力也旺盛，闲暇时间还给亲朋好友们刻了一百多个图章。读书仍然是经常坚持的习惯，这一阶段读了大量当时能够找到各类书，读的最多的还是建国初期的一些长篇和苏联小说。
四、学徒生涯
1970年10月9日，是我终生记得很牢的一个日子——这一天我被分配到县农具厂，成为一名集体企业的学徒工！
当时我们一批进厂50名青工，有点门道的找找人分个好工种。我家上下没人，只能听命由天，于是不出意外地分到最艰苦的翻砂车间。那是一种“人间炼狱”的生涯。空旷的车间里，满眼一片黑色——黑色的砂堆，黑色的砂箱，黑色的铅粉，以至在黑砂和铅粉中劳碌的黑色的脸……打砂模是一种拼体力的活儿，开炉浇铸更是一种超级劳累并且危险的活儿。为了缓解干活中的苦脏累和单调，休息的时候工人们非常喜欢讲黄段子，也非常喜欢开粗俗露骨的玩笑。我后来看到一篇小说《黑砂》，里面的人物热衷于“四大黑”“四大红”等“黄文化”，简直写的就是我当年的生活。活儿累吃得也多，记得当时我曾经创造了有生以来吃饭的最早记录——一次吃了5个杠子面馒头（西街浆计馆的二两一个四楞的大馒头）、12个粘豆包，还了三大碗“甩袖汤”。
我的体力在同龄人中不行，于是干活总是拖后。但我有耐力，为了生存只能咬牙挺住，也赢得了“硬干”的好名声。我看过很多杂七杂八的书，于是能够在众人缺“黄段子”的时候，讲些民间故事和小说里的“半黄不黄”的段子，也让工友们开心一乐。
学徒三年，第一年工资18元，第二年20元，第三年好像是23元，出徒后是37.4元。挣得虽然不多但足够养活母亲和我，虽然累些苦些心情很好。
期间，也曾有过不成功的初恋和几次不成功的相亲。原因大多是看不好我的家和我。客观想一想，我的家和我本人，当时真的是没有一点竞争力。
1974年，我时来运转了！这一年的春天，经亲属介绍我和管秀云（也就是我的老伴儿）订婚。她当时是国营企业的工人，我是集体企业的工人，能娶到她我是非常满意的。按我母亲的话说：我老伴“旺夫”——确实，从和她订婚起，我就越来越顺，步步走高。
我是个“慢热”的人，到厂第四年，我的“内秀”也逐渐被厂领导所发现。1974年下半年，我被调到厂部当“露天仓库保管员”，并且承担厂部写写画画的一些文秘任务。1975年入党。同年冬，到我们厂“蹲点”的二轻局工作组组长、分管人事的局党委副书记又“发现”了我，把我调到县二轻局以干代工——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我的学徒生涯和工厂生活，就这样光荣地结束了，走向人生的新的层次。
五、官场浮沉
到二轻局，先是在乡镇企业股，跑乡镇，写了几个乡镇企业的调研材料。之后，很快改做计财股的统计。在统计岗位大约做了两年，成绩还不错，在全嫩江地区二轻系统十二个县中排第二名。
1978年，我被抽调到“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驻三道镇公社富业大队四小队。在这一年蹲点工作中，我因为暗中默许这个队不按上面的统一命令种庄稼，以及公开批评了村里的一个“村霸”，赢得了村民的好感，所以我在村里的人缘很好，吃“百家饭”的伙食也非常好。同时，也因为我按上级要求给村民“讲形势”时，表现了一定的演讲才能，得到了当时带队的局领导的赏识，间接确定了我下一步的工作走向。
这一年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我的宝贝儿子在八月份出生，我也在提前请假并且再没回农村。
年底，局党委决定任命我为局共青团团委书记。当时，共青团工作很红火，我们这个团委下属26个企业支部、500多团员，团委书记对于刚刚24岁的我，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毕竟，我没有领导别人的经历。刚刚开始做这个书记时，话都不会说，常常急得满头大汗。渐渐的适应了新的角色，也开始装模作样的听汇报做指示。我是一个好琢磨事的人，那一年，我安排了篮球赛、智力竞赛、诗歌朗诵会、联欢会等十项活动，年底在团县委的评比中，我的团委被评为全县三个“标兵团委”之一。
1980年成立大团委，取消各局团委，我被局里任命为党委秘书。在当时“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年代，重要的事情都是党委会研究，因此我这个位置，对于局里最年轻的我来说也是非常显眼的。
1982年，我被任命为局秘书股股长，负责全局政务协调和机关事务工作。写材料是我的强项，但管理机关事务对我来说很陌生。当时机关七股一办近四十人，机关事务非常难办。硬着头皮做了一年多，效果还不错。
1984年，我又遇到贵人，很欣赏我的新任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在我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运作县组织部门提拔我为局党委副书记，进入了在小县城令人羡慕的局级领导干部系列。
期间，我的文学梦燃起，每天晚上坚持业余写作，写了很多小说但大多无疾而终，只有一篇短篇发表在《黑龙江青年》上。议论文字收获较大，在当时的《嫩江日报》上先后发表几十篇。也有一篇工作研究二轻工业体制的论文在全县获奖，并在影剧院大会上公开宣讲。开始大量购买和阅读改革开放后新出版的世界名著特别是短篇小说。
1982年电大开办，给了我圆大学梦的机会。在电大业余学习三年，每天晚上到电大听录音课，再回家复习做作业，很苦很累。那时人很认真，还不习惯打小抄，记得第一学期考试，题特别难，第一天考完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直想呕吐。但成绩发表后还不错，排在第二名，也因此成为班里的学习委员。这三年电大，让我完整的学习了中文大专课程，为我后来做文字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让我与很多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1987年，因二轻局前后任主要领导之间的矛盾波及了我，我被调出了二轻局，到县统计局城市抽样调查队当队长。在城调队一年多，我干得也不错，成为黑龙江省52个县级点中的标兵。为此，获县政府”模范工作者“称号。同年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小女儿降生——想要个女儿就来了个女儿，心情也特别好！
1988年底，我因为上武汉印刷统计资料，归程中顺便到山东东营看望我的电大同学。东营同学们热情接待了我，并且帮我联系单位让我到东营来。学兄柏林把我介绍给市史志办老主任，老主任与我谈话并考核初步同意要我。带着这样一份承诺我回到老家。翌年四月，商调函来到拜泉，我再次来到东营等待商调。四十多天后，一切顺利，1989年5月报到上班，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六、史官生涯
选择从事历史编辑工作，偶然中也有必然。偶然的成分是，当时东营对东北人调入已经刹车,难得有单位要人,我又没有太多本钱,没有多大选择空间;必然的成分是,十几年在官场的浮沉,使我对险恶的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加之我长期读文学作品,性格里感性的东西太多,很不适合当官,早就有做点实在的业务工作的愿望,而编写历史又是我向往的一项文人的事业。就这样，我从一个“万金油”式的小官，转变成从头做起的无品史官。
没做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文字还行，但真的做起史志编辑，发现很多事还要从头做起。自己写文章和给别人改文章不是一股劲，况且，历史编辑还很很多特殊的要求。
那是一段痛苦的磨合期：好不容易奋斗来的级别没了，职称也没有，新的工作也不熟悉，当然更谈不上成就；老婆工作落实不了，家里母亲、老婆和两个孩子靠我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可谓内外交困。为了生活，老婆做过零工，摆过地摊做小买卖（我业余时间也帮助摆摊）。这个时期，我性格中的韧和忍，让我坚强，让我挺住。
1991年，老主任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让我独立编写一本东营乡土风情的书《黄河口风物》。我知道这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为了这本书大量的占有消化资料，遍访本地相关题目的高手，夜以继日的精心编纂，终于拿出了比较像样的书稿。1992年该书经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东营市史志办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书，也是东营市史志办在全市范围内获得广泛好评的书。通过编这本书，我对东营市情有了较深的理解，也为后来主编《东营市志》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出版，也化解了我心头郁结的阴霾——我可以没有官职没有职称，但不能没有存在价值！不能没有尊严！
1992年，我也终于晋升中级职称，同时解决了职务级别。1993年，老婆的工作也终于有了理想的结果，调入市府办第二幼儿园。
但这一年，我亲爱的母亲永远离我远行了！
1994年，我调到较大的“七零型”住宅，家庭生活全面改观，但我的母亲却享受不到这一切了。
1993年，为推出首部《东营年鉴》做了主要编辑业务。1996-1999年，担任首部《东营市志》主编。该志后获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同时，业余写作也较为勤奋，先后为《东营日报》写过多篇评论文字，在《黄河口文学》发表散文多篇，在《大众日报》发表过影视评论，在《中国地方志》《年鉴信息与研究》等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多篇。
1999年和2005年，先后晋升副高和正高职称。我的业务能力逐渐得到省史志办的注意，成为省史志办专家组成员。
2001年，儿子大学毕业，赶上了市属中学招考的机遇，笔试第二，面试第二，总分第一，考上市实验中学教师，一下子解决了我的一块心病。这一年又赶上市政府为职工分房，儿子的房子也同时解决，真是双喜临门！
2003年，老伴儿五十岁退休了。
2005年，儿子结婚了！次年，我的大孙子金麦来了，为全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2007年，送女儿到韩国留学。期望尽可能的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平台，能飞得更高当然更好，不能飞得更高做为家长也不留遗憾了。这一年，为了孙子，购置了汽车。
2008年夏，全家自驾环游山东半岛。
2009年，我设计并主并担任点评人的“点评优秀志书活动”大获成功。次年在全省史志系统开始了“学习优秀志书”活动，我担任了在省电视台演播大厅总决赛的点评专家，对进入决赛的19名选手进行了现场点评，反响热烈。同年，在我的要求下实现了内退，单位返聘，实现了人生转折的“软着陆”。
2010年，女儿毕业回国，由“海龟”变成了“海带”，开始了加入一系列“考证大军”。一年多的时间，先后考了汽车驾照、三级食品营养师证书、普通话考级证、幼儿教师资格证，又参加了多场幼儿教师招聘，终于在2012年春考上了理想的公办幼儿园教师工作。
——我真的很感谢这个时代，如果不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向社会招考，单靠“拼爹”，我的两个孩子肯定很难进入体制内。我也很感谢两个孩子，虽然没有出类拔萃，但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让我欣慰和自豪！
2011年，我编写了记载东营市救助援建汶川特大地震的《东营——汶川》。2012年，完成《百年沧桑》大型画册的编辑。2013年，完成了继《东营市志》后又一展示市情的重量级著作——《东营图志》的编纂。作为省史家组的成员，近年来先后参加了省内几十部志书的审稿工作。
2013年春，女儿完婚，我的又一人生重大任务也圆满完成！
内退以后，为了填补生活空间，我开始参加老年大学的正规国标舞和拉丁舞学习，成为老年大学金秋艺术团里交谊舞的骨干。在这个新的团体里，不仅锻炼了身体、活跃了精神，也结识了一批富有活力的老年朋友。
单位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厚爱有加，给我一个人在离我家很近的地方租了一间办公室。我上下班的时间自由，工作任务也比较有弹性。有事做又不太沉重，是我喜欢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状态。
不知不觉六十岁了。年轻时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欠帐很多。这几年比较注意健康的生活和保健，大哥又在这方面给了很好的榜样。
2014年春节，二姐的女儿一家四口来东营。当年二姐养活了我十年，如今我资助生活困难的二姐的女儿一家已经十多年，今年孩子们来了我又给了一个大红包！图为春节期间与外甥女一家四口在市雪莲大剧院合影。
很享受现在规律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不再期望轰轰烈烈大红大紫，只希望自己和全家人身体健康，快快乐乐每一天！
（另：因为本人不喜欢网上一些客套，一般不与人聊天，也很少给网友发祝贺等，接到一些网友的生日祝贺，没有一一回复致谢，在这里一并感谢！
）
孩子们早就要张罗给我过生日，我不同意。我不太喜欢年啊节啊生日啊那么多事事儿，更不愿意因为自己多出一些事事儿。愿意一个人静静的回忆往事，写下六十年风雨历程的足迹，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吧！
一、童年巨变
1954年农历二月初十，我生于黑龙江省拜泉县兴农镇守林屯。当时母亲已经四十九岁高龄，五十四岁的父亲是兴农镇（又名乾元镇、俗名“癞马沟"）的地方名医。父亲当时还有一个“显赫”身份——镇（当时称“区”）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说起父亲的这个身份，也算是歪打正着——他不善经营不会算计，解放前长期给穷人看病抓药不要钱，虽然在地方名气很大但没有攒下家底，以至于土改定成分时，我家无房无地定为贫农。在广大的”贫下中农“阶层选一个有文化、有人气的人当”官”很不容易，父亲就这样被一帮穷人捧上台当了“主席”。——从这一点来说，我也算是“官二代”了！
据我母亲说，我下生后“踩生”（孩子下生后第一个上门的客人）的，竟然是当时的“区长”（有事到家找我父亲碰巧成为我出生后的第一个客人！），也算是一个“吉兆”吧！
我对自己的童年基本没什么完整的记忆，只有零星的碎片。
关于父亲的画面：父亲在炕桌上喝酒，黑而有棱角的方脸，黑而浓密的唇须，黑而深的眼睛。我坐在对面看着父亲喝酒。父亲偶尔夹一快肉给我吃我就吃，不给也不要也不动。还有一个关于父亲但没有父亲的画面——父亲已经在县医院去世，母亲和家人拿着父亲的大皮袄回家，我远远看见父亲的大皮袄，以为父亲回来了，欢呼着跑去迎接，完全没有注意到家人都泪流满面！还有就是父亲死后的那年秋天，母亲为了生计出去打短工，我一个人在家，天天有我不认识也不留名字的乡亲们往我家送粮食和土豆等——都是我父亲当年曾经善心救治过的穷人！
父亲遗像
关于大哥的画面较多一些：记得大哥在家里摇头晃脑背诵中医的“汤头歌”之类，我也天天跟着瞎叨叨；他背书累就到外面柴禾垛边倒立翻跟头，我也跟着玩得不亦乐乎！后来大哥到镇医院上班，我也经常成为“跟脚星”到医院玩。记得大哥教我背古诗，背会一首奖励一根大麻花。为了吃到香甜的大麻花，我当时真的很快背会好多古诗！还记得大哥在医院结婚典礼的场面，大哥和大嫂在众人的起哄下，共同咬吊在空中的一个苹果！
大哥、二哥和我
当时，我家正在经历天翻地履的变化，而我是少不更事，不知愁滋味。
父亲的死，使家里的天塌了！本来一个在小镇上非常受尊敬的名医之家，一下子变成了非常无助的孤儿寡母！
为了生计，母亲带着三姐、二哥和我，投靠在县城的二姐家，开始了寄人篱下的困苦生涯。
二、苦乐少年
1960年，母亲携我们姐弟共四人投奔在县城的二姐家，一下子也打乱了二姐家本来非常富裕和平静的生活。二姐夫是抗美援朝的转业兵，安排到县人委开车，每月工资七十二元，在当时绝对是“高薪阶层”。但我们的到来，不仅直接增加了经济负担，也使二姐家的正常生活全部乱套。
当时又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食物匮乏，都吃不饱，还记得当时正上初中的三姐和二哥，在晚自习回家后，到碗柜翻吃的，没什么吃的，就吃咸菜，然后咕咚咕咚喝很多凉水。
我当时很小，但饥饿也把我变成了“狼”，和三姐、二哥抢东西吃。用妈妈的话说“少分给小四儿（我的小名）一点，转过身就抹眼泪”。记得经常吃的，就是从野地里捡回来的干白菜帮，妈妈用水煮了攥成团，然后在面板上洒一层玉米面，把白菜帮菜团在上面滚，沾上一层玉米面（节省粮食），然后放到锅里蒸，美其名曰“玉米面菜包”。当时因营养不良死人很多，我的小学第一任老师——祝老师——一个没结婚的大姑娘，就是长期吃不饱然后突然吃了一顿豆面卷子，造成肠梗阻死亡。我因为长期吃不到粮食,在一个端午节，偶然有机会吃到豆饼韭菜馅饺子，感觉鲜美无比，吃了31个差点没撑死!
记得到县城后，二姐送我上文化小学。我当时很弱智，上完第一堂课后上厕所，回来就记不清那个是我的班级了，立马一口气跑回家。还记得我小时候经常是两筒清鼻涕在鼻子下挂着（那时这种情况好像挺多），挂到上唇边就往回抽一抽，实在抽不回去就用袖头左右开弓擦两下。父亲活着的时候给我给外号“四埋汰”。上学第一天，同桌杨杰（后来是我的电大老师，再后来她成了教育局领导）是个漂亮的女孩，当时举手报告老师，提出不和我一桌，理由是“太埋汰！”当时我不知好歹，也跟着同学们傻笑！
后来三姐出嫁、二哥下乡，我和母亲则继续由二姐夫供养。二姐夫人好心好脾气好，每月开工资后骑着自行车，把我们母子的生活费20元钱送到我家。妈妈就带着我，先到粮店把每月的米买回来，剩下的钱再仔细掂量着安排其他用度。
妈妈尽可能的找一点收入，家里养猪养鸡，秋天到野地里拾荒，外面干过糊火柴盒、纳鞋底、建筑小工、卖冰棍等很多活儿，腰很早就累弯了，为的是能挣到一点钱就不要或少要二姐夫的钱。
我也很早就承担了生活的沉重。进城后六岁就开始了捡煤核儿、搂树叶、采猪食菜等活儿。后来看到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中捡煤核的三毛，与我童年的经历非常相似。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的活也越来越多，夏天开始“打柴禾”、采猪食菜，秋天开始“搂柴禾”、扒炕抹墙。当时吃水是轳辘把摇上打水的水井，我很小的时候是和母亲两人抬水，大约十一二岁时我就开始试着挑水，先是挑两个半桶，后来逐步挑满桶。冬天的井沿冰冻成山，打水非常危险，总是母亲和我一起，艰难并且小心翼翼地把水从井时打出，因为一不留神就会滑到井里或者被迅速下坠的“轳辘把”打着。我干活是很下力的，曾经有一年秋天因为搂的柴太多又顶风往回挑，累得吐血！
困苦的生活也并非没有快乐的时光。当时人们的生活贫困，但心态则相对简单。孩子们上学也没有现在这么沉重。特别是冬天，家务活少了，寒假里有很多大块的玩乐空间。我当时会玩很多游戏，朴克、军棋、象棋、跳棋等自不必说，户外活动就有抠碴、刮杠、扇PIA机、打跑球、打冲锋仗、打雪仗等很多玩法，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由于大哥、三姐和二哥的引领，我从识字起就不断跟着哥哥姐姐看“小人书”和一些“大书”，让我早早对书中的世界着迷，读书也成为我一生的爱好。
从小学一年到四年级，我因为年龄小又埋汰，一直是班里没人注意的“丑小鸭”。到了小学五年级开作文课，我因为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在班级读，在同学中的地位开始逐步走高。到六年级要毕业时，我还有机会选为学生代表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发言。小学毕业时最后一次全班选举3名三好学生，我以得票第三位当选。——这是我小学生涯中唯一一次当“三好学生”！
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我可能在读书的路上走得很顺。但1966年上半年，国家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我当年7月份小学毕业，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也宣布我继续学业的道路戛然而止。
所以，我的“第一学历”也是终生接受过的正规学校教育，就是小学。
三、我的文革
小学毕业还来不及上中学，文革的浪潮已经席卷全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社会一片“造反有理”的喧嚣。当时初中以上的学生成了“红卫兵”，开展全国大串联。我们这批小学毕业生则比较尴尬——因为年龄小只能算“红小兵”，大串连没份，“造反”也不太够“资格”。很羡慕比我大的中学生们可以不花钱全国“大串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很想也参加轰轰烈烈的“造反”团队，但没人要我们。
但我也不甘寂寞，和同学田连成（后来他的命运很悲惨，得了神经病，犯病时还砸碎了我借他玩的小提琴！）两个人组成一个“红宇宙兵团”，站在当时的“红总”一边（另一派是“三司”），我们两个人出版了一个“烽火战报”，整个编、刻（刻钢板腊纸）、油印都是以我为主完成。先后“出版”了十几期，从蒙古族作家玛拉芯夫的小说《草原烽火》的封面取了“烽火”两字，从毛主席手迹中选了“战报”两字，刻成橡胶印章手工印报头，每一期还都像模像样的有政论、有消息、有漫画等。也许冥冥之中暗示了我将来要从事“编辑”工作。现在想想我在十二岁的时候能编出这样一份“小报”，虽然内容于世无补，作用也相当于小孩子跟着起哄，但从全面的编辑统筹能力方面看还是令人惊奇的！
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运动的看客。没有学业的日子里，打柴禾、采猪食菜等家务干得更多。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全国掀起学游泳的高潮。我也在这个高潮中，在北门外丰乐水库学会游泳。
1968年，运动的狂热开始降温。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始进入县一中上学。当时学校是军事化管理，我的班为“三连四排”。很少正常上课，主要是进行“军训”和“学工学农”，有限的上课讲了一点毛主席诗词之类。当时我也因能写点文章，成为学校的校刊《五七战报》的通讯员。闲来无事，又学习了拉二胡、笛子等乐器，并且成为校文艺宣传队的大提琴手。很快1969年夏初中毕业了，当时可以选择上高中，但由于太需要我挣钱养家了，加之当时的学校也看不出继续上学真能学到什么，于是选择了毕业找工作。
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但我因为属于家里的“唯一劳力”，符合留城条件没有下乡。
毕业后等待分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干了很多临时工作。在县北门外的屠宰厂扛过猪肉拌子，在苗圃拔过一人多高的树苗，在瓦厂挖过土方，在生产资料站抬过大木头。每干一天工钱是一元七角四分，这笔钱当时对我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尽管对于刚刚十六岁的我，干这些活都很吃力，但一想到我能挣钱养家就特别来劲。其中抬大木头时，我又一次被压吐了血。但那时的人“皮实”，并没太害怕，也没太当回事。每次把挣到的钱交到妈妈手中的时候，我都特别自豪。
当时年轻，精力也旺盛，闲暇时间还给亲朋好友们刻了一百多个图章。读书仍然是经常坚持的习惯，这一阶段读了大量当时能够找到各类书，读的最多的还是建国初期的一些长篇和苏联小说。
四、学徒生涯
1970年10月9日，是我终生记得很牢的一个日子——这一天我被分配到县农具厂，成为一名集体企业的学徒工！
当时我们一批进厂50名青工，有点门道的找找人分个好工种。我家上下没人，只能听命由天，于是不出意外地分到最艰苦的翻砂车间。那是一种“人间炼狱”的生涯。空旷的车间里，满眼一片黑色——黑色的砂堆，黑色的砂箱，黑色的铅粉，以至在黑砂和铅粉中劳碌的黑色的脸……打砂模是一种拼体力的活儿，开炉浇铸更是一种超级劳累并且危险的活儿。为了缓解干活中的苦脏累和单调，休息的时候工人们非常喜欢讲黄段子，也非常喜欢开粗俗露骨的玩笑。我后来看到一篇小说《黑砂》，里面的人物热衷于“四大黑”“四大红”等“黄文化”，简直写的就是我当年的生活。活儿累吃得也多，记得当时我曾经创造了有生以来吃饭的最早记录——一次吃了5个杠子面馒头（西街浆计馆的二两一个四楞的大馒头）、12个粘豆包，还了三大碗“甩袖汤”。
我的体力在同龄人中不行，于是干活总是拖后。但我有耐力，为了生存只能咬牙挺住，也赢得了“硬干”的好名声。我看过很多杂七杂八的书，于是能够在众人缺“黄段子”的时候，讲些民间故事和小说里的“半黄不黄”的段子，也让工友们开心一乐。
学徒三年，第一年工资18元，第二年20元，第三年好像是23元，出徒后是37.4元。挣得虽然不多但足够养活母亲和我，虽然累些苦些心情很好。
期间，也曾有过不成功的初恋和几次不成功的相亲。原因大多是看不好我的家和我。客观想一想，我的家和我本人，当时真的是没有一点竞争力。
1974年，我时来运转了！这一年的春天，经亲属介绍我和管秀云（也就是我的老伴儿）订婚。她当时是国营企业的工人，我是集体企业的工人，能娶到她我是非常满意的。按我母亲的话说：我老伴“旺夫”——确实，从和她订婚起，我就越来越顺，步步走高。
我是个“慢热”的人，到厂第四年，我的“内秀”也逐渐被厂领导所发现。1974年下半年，我被调到厂部当“露天仓库保管员”，并且承担厂部写写画画的一些文秘任务。1975年入党。同年冬，到我们厂“蹲点”的二轻局工作组组长、分管人事的局党委副书记又“发现”了我，把我调到县二轻局以干代工——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我的学徒生涯和工厂生活，就这样光荣地结束了，走向人生的新的层次。
五、官场浮沉
到二轻局，先是在乡镇企业股，跑乡镇，写了几个乡镇企业的调研材料。之后，很快改做计财股的统计。在统计岗位大约做了两年，成绩还不错，在全嫩江地区二轻系统十二个县中排第二名。
1978年，我被抽调到“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驻三道镇公社富业大队四小队。在这一年蹲点工作中，我因为暗中默许这个队不按上面的统一命令种庄稼，以及公开批评了村里的一个“村霸”，赢得了村民的好感，所以我在村里的人缘很好，吃“百家饭”的伙食也非常好。同时，也因为我按上级要求给村民“讲形势”时，表现了一定的演讲才能，得到了当时带队的局领导的赏识，间接确定了我下一步的工作走向。
这一年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我的宝贝儿子在八月份出生，我也在提前请假并且再没回农村。
年底，局党委决定任命我为局共青团团委书记。当时，共青团工作很红火，我们这个团委下属26个企业支部、500多团员，团委书记对于刚刚24岁的我，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毕竟，我没有领导别人的经历。刚刚开始做这个书记时，话都不会说，常常急得满头大汗。渐渐的适应了新的角色，也开始装模作样的听汇报做指示。我是一个好琢磨事的人，那一年，我安排了篮球赛、智力竞赛、诗歌朗诵会、联欢会等十项活动，年底在团县委的评比中，我的团委被评为全县三个“标兵团委”之一。
1980年成立大团委，取消各局团委，我被局里任命为党委秘书。在当时“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年代，重要的事情都是党委会研究，因此我这个位置，对于局里最年轻的我来说也是非常显眼的。
1982年，我被任命为局秘书股股长，负责全局政务协调和机关事务工作。写材料是我的强项，但管理机关事务对我来说很陌生。当时机关七股一办近四十人，机关事务非常难办。硬着头皮做了一年多，效果还不错。
1984年，我又遇到贵人，很欣赏我的新任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在我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运作县组织部门提拔我为局党委副书记，进入了在小县城令人羡慕的局级领导干部系列。
期间，我的文学梦燃起，每天晚上坚持业余写作，写了很多小说但大多无疾而终，只有一篇短篇发表在《黑龙江青年》上。议论文字收获较大，在当时的《嫩江日报》上先后发表几十篇。也有一篇工作研究二轻工业体制的论文在全县获奖，并在影剧院大会上公开宣讲。开始大量购买和阅读改革开放后新出版的世界名著特别是短篇小说。
1982年电大开办，给了我圆大学梦的机会。在电大业余学习三年，每天晚上到电大听录音课，再回家复习做作业，很苦很累。那时人很认真，还不习惯打小抄，记得第一学期考试，题特别难，第一天考完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直想呕吐。但成绩发表后还不错，排在第二名，也因此成为班里的学习委员。这三年电大，让我完整的学习了中文大专课程，为我后来做文字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让我与很多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1987年，因二轻局前后任主要领导之间的矛盾波及了我，我被调出了二轻局，到县统计局城市抽样调查队当队长。在城调队一年多，我干得也不错，成为黑龙江省52个县级点中的标兵。为此，获县政府”模范工作者“称号。同年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小女儿降生——想要个女儿就来了个女儿，心情也特别好！
1988年底，我因为上武汉印刷统计资料，归程中顺便到山东东营看望我的电大同学。东营同学们热情接待了我，并且帮我联系单位让我到东营来。学兄柏林把我介绍给市史志办老主任，老主任与我谈话并考核初步同意要我。带着这样一份承诺我回到老家。翌年四月，商调函来到拜泉，我再次来到东营等待商调。四十多天后，一切顺利，1989年5月报到上班，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六、史官生涯
选择从事历史编辑工作，偶然中也有必然。偶然的成分是，当时东营对东北人调入已经刹车,难得有单位要人,我又没有太多本钱,没有多大选择空间;必然的成分是,十几年在官场的浮沉,使我对险恶的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加之我长期读文学作品,性格里感性的东西太多,很不适合当官,早就有做点实在的业务工作的愿望,而编写历史又是我向往的一项文人的事业。就这样，我从一个“万金油”式的小官，转变成从头做起的无品史官。
没做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文字还行，但真的做起史志编辑，发现很多事还要从头做起。自己写文章和给别人改文章不是一股劲，况且，历史编辑还很很多特殊的要求。
那是一段痛苦的磨合期：好不容易奋斗来的级别没了，职称也没有，新的工作也不熟悉，当然更谈不上成就；老婆工作落实不了，家里母亲、老婆和两个孩子靠我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可谓内外交困。为了生活，老婆做过零工，摆过地摊做小买卖（我业余时间也帮助摆摊）。这个时期，我性格中的韧和忍，让我坚强，让我挺住。
1991年，老主任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让我独立编写一本东营乡土风情的书《黄河口风物》。我知道这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为了这本书大量的占有消化资料，遍访本地相关题目的高手，夜以继日的精心编纂，终于拿出了比较像样的书稿。1992年该书经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东营市史志办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书，也是东营市史志办在全市范围内获得广泛好评的书。通过编这本书，我对东营市情有了较深的理解，也为后来主编《东营市志》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出版，也化解了我心头郁结的阴霾——我可以没有官职没有职称，但不能没有存在价值！不能没有尊严！
1992年，我也终于晋升中级职称，同时解决了职务级别。1993年，老婆的工作也终于有了理想的结果，调入市府办第二幼儿园。
但这一年，我亲爱的母亲永远离我远行了！
1994年，我调到较大的“七零型”住宅，家庭生活全面改观，但我的母亲却享受不到这一切了。
1993年，为推出首部《东营年鉴》做了主要编辑业务。1996-1999年，担任首部《东营市志》主编。该志后获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同时，业余写作也较为勤奋，先后为《东营日报》写过多篇评论文字，在《黄河口文学》发表散文多篇，在《大众日报》发表过影视评论，在《中国地方志》《年鉴信息与研究》等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多篇。
1999年和2005年，先后晋升副高和正高职称。我的业务能力逐渐得到省史志办的注意，成为省史志办专家组成员。
2001年，儿子大学毕业，赶上了市属中学招考的机遇，笔试第二，面试第二，总分第一，考上市实验中学教师，一下子解决了我的一块心病。这一年又赶上市政府为职工分房，儿子的房子也同时解决，真是双喜临门！
2003年，老伴儿五十岁退休了。
2005年，儿子结婚了！次年，我的大孙子金麦来了，为全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2007年，送女儿到韩国留学。期望尽可能的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平台，能飞得更高当然更好，不能飞得更高做为家长也不留遗憾了。这一年，为了孙子，购置了汽车。
2008年夏，全家自驾环游山东半岛。
2009年，我设计并主并担任点评人的“点评优秀志书活动”大获成功。次年在全省史志系统开始了“学习优秀志书”活动，我担任了在省电视台演播大厅总决赛的点评专家，对进入决赛的19名选手进行了现场点评，反响热烈。同年，在我的要求下实现了内退，单位返聘，实现了人生转折的“软着陆”。
2010年，女儿毕业回国，由“海龟”变成了“海带”，开始了加入一系列“考证大军”。一年多的时间，先后考了汽车驾照、三级食品营养师证书、普通话考级证、幼儿教师资格证，又参加了多场幼儿教师招聘，终于在2012年春考上了理想的公办幼儿园教师工作。
——我真的很感谢这个时代，如果不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向社会招考，单靠“拼爹”，我的两个孩子肯定很难进入体制内。我也很感谢两个孩子，虽然没有出类拔萃，但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让我欣慰和自豪！
2011年，我编写了记载东营市救助援建汶川特大地震的《东营——汶川》。2012年，完成《百年沧桑》大型画册的编辑。2013年，完成了继《东营市志》后又一展示市情的重量级著作——《东营图志》的编纂。作为省史家组的成员，近年来先后参加了省内几十部志书的审稿工作。
2013年春，女儿完婚，我的又一人生重大任务也圆满完成！
内退以后，为了填补生活空间，我开始参加老年大学的正规国标舞和拉丁舞学习，成为老年大学金秋艺术团里交谊舞的骨干。在这个新的团体里，不仅锻炼了身体、活跃了精神，也结识了一批富有活力的老年朋友。
单位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厚爱有加，给我一个人在离我家很近的地方租了一间办公室。我上下班的时间自由，工作任务也比较有弹性。有事做又不太沉重，是我喜欢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状态。
不知不觉六十岁了。年轻时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欠帐很多。这几年比较注意健康的生活和保健，大哥又在这方面给了很好的榜样。
2014年春节，二姐的女儿一家四口来东营。当年二姐养活了我十年，如今我资助生活困难的二姐的女儿一家已经十多年，今年孩子们来了我又给了一个大红包！图为春节期间与外甥女一家四口在市雪莲大剧院合影。
很享受现在规律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不再期望轰轰烈烈大红大紫，只希望自己和全家人身体健康，快快乐乐每一天！
（另：因为本人不喜欢网上一些客套，一般不与人聊天，也很少给网友发祝贺等，接到一些网友的生日祝贺，没有一一回复致谢，在这里一并感谢！
文章评论
玲子
再看美文！[em]e195[/em] 慢慢品！
赛飞
[em]e179[/em] [em]e163[/em]太感慨了
玲子
少年的苦难磨砺是你人生的最大财富！你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坚强向前迈进，才有了后来的幸福生活！同意你所说“我真的很感谢这个时代，如果不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向社会招考，单靠“拼爹”，我的两个孩子肯定很难进入体制内。我也很感谢两个孩子，虽然没有出类拔萃，但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让我欣慰和自豪！”-----确实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深有体会！相信退休后你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享受天伦之乐！向你学习！
无香
看老师的文章除了震撼就是敬重！真的是不平凡的六十年，您活得认真精彩！也提前祝老师生日快乐！！健康平安！！全家幸福久长！
泉林游客
提前祝寿叫“暖寿”啦，祝老牛津寿比南山，洪福齐天！
樱花一现
前两天看到李叔生日提示，就期待文章的出现，[em]e113[/em]真的等到了。看后，又再次了解了您的生活，不容易的事情太多，苦日子也很多，但是觉得收获是好的，真的挺羡慕小菲兄妹俩，靠自己解决同龄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巧合和偶然，这是付出的收获。以后越来会越好[em]e179[/em]
沧海一粟
苦辣酸甜咸的人生，也是历练丰满后精彩的人生，沧海特佩服您的坚韧执着豁达善良！[em]e183[/em]
金叶
[em]e1000030[/em]
君子夫人
祝您生日快乐！正如我们的父辈所说，年轻吃苦受累不算苦，晚年幸福快乐就是福。祝您幸福永远……
&云风雨雪&
退休了，健康长寿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荞麦粒儿
我总认为老牛同志的人生履历绝对不 同凡响,果不其然!这些苦难的经历也成就了你这饱满丰盛的人生.二姐夫真是难得的好人,而你感恩的行为也同样感人至深.向老牛同志致敬,祝老牛同志革命的青春永不衰落.
荞麦粒儿
人是昙花一现的动物,让我们生命的过程怎么活得更有意义,怎么能更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让我们都尽力做好,做个好人!老牛,你就是一个好人.
荞麦粒儿
读你的字造作不浮夸,字字句句都发自内心.在你为友何其幸运.
素雅兰香
[em]e1000030[/em]
绿色的风
感慨老牛津艰苦的童年，敬佩刻苦奋斗的少年，也为老牛津事业有成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