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落知天下秋

今天（转载时我也不知今夕何夕）是袁世凯去世97周年忌日，作为安阳人，我想替袁世凯说几句话。袁世凯不仅为安阳留下了养寿园（政府已经规划重建）、袁氏小宅、袁林，还为安阳留下了一座火车站。安阳，在清末民初时已沦落为一座安阳县城，城市地位不高。袁世凯下野后隐居安阳洹上村，专门设立了洹上村火车站，命京汉铁路的火车路过洹上村都要停车，此举对提升安阳的城市地位是有很大帮助的。

袁世凯在国人眼里是个负面人物，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窃国大盗、卖国贼，认为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当皇帝，与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二十一条”。而“窃国大盗”的历史定论，恐怕还得益于陈伯达那充满意识形态思维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然而历史，更多时候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如果能跨过胜利者看历史的眼光，用另一种视角去审视，或许会有全然不同的感觉。近日翻阅了《剑桥中华民国史》，对袁世凯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中，袁世凯从弃笔投军、朝鲜平乱、小站练兵，到建立北洋、位及人臣，再到被迫下野、逼清退位，到最后恢复帝制，撤销帝制，撒手人寰。袁世凯本人的传奇，正是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最真实的写照。

功绩：推翻清室建立共和，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稳定。

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民众普遍认为袁世凯是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民国元年二月，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

1.袁世凯是中国共和体制的主要缔造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但清廷仍牢牢控制着东北三省、直隶、山东、河南，且起用袁世凯之后迅速反扑，11月2日攻下汉口，使革命势力受挫。此时的形势，如果要拼个你死我活的话，恐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关键时刻，是袁世凯促成了南北和谈，清廷退位，不费一兵一卒而实现了国人梦寐以求的共和体制，避免了多少人的流血。客观上分析，此事的主要功劳应当记在袁世凯头上。

2.在政权变革之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孙中山捡起朱明王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陈词滥调以煽动汉人仇满情绪之时，无疑已经给蒙疆藏满辽阔地域之各民族带来极大恐慌，各民族地区掀起排汉高潮，分离倾向日益明显，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反对推翻满清政权，所幸清王朝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使各族上层人物感到有了安全保障，加上北洋军坐镇，国家才没有四分五裂，社会回复稳定，顺利完成了政权的过度和新旧制度的变革。

民国初期，革命党人十分激进，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当时没有袁世凯坚持维持一个强权的中央政府，中国很可能就要分成几个国家。另外蒙古和西藏当时是清王朝的藩属国，辛亥革命后，俄国和英国曾设法谋求蒙古和西藏脱离中国，但袁世凯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袁世凯拟定了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例》，溥仪退位后，皇帝“尊号仍存不变”，“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并“暂居宫禁”。袁世凯妥善地解决了对待满清最高统治者这一问题，为中华五大民族友好相处打下基础。

3.袁世凯维护国家利益，保障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清末朝鲜内乱，袁世凯任朝鲜总督，奉命进驻朝鲜平乱。在朝鲜的12年，袁世凯虽然对朝鲜君臣飞扬跋扈，极不尊敬，但在国人眼里却是政绩卓著、可圈可点，亦为物议所推崇。袁世凯曾密电李鸿章道：弟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行省，许各国往来通商，各国必不与我为难。从袁世凯的吞韩之谋可知他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抱负。袁世凯总督朝鲜期间，孤立和排挤打击朝鲜亲日派，甚至派人到日本刺杀朝鲜亲日派头子金玉均，“遇事挑唆”日朝关系。阻止和延缓了日本对朝鲜的吞并，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民国初年，外蒙古在俄国的唆使下独立，并造成内蒙局势的不稳定。袁世凯一直对蒙古问题极为重视，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大量晋封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于使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同胞遂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袁世凯政府立场强硬的谈判，中、俄、蒙签订《恰克图协约》，外蒙古分裂势力于1915年6月９日取消独立，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

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意味着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这是孙氏革命推翻清廷所不可能做到的。

政治：推动政治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

1.中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属于袁世凯所管辖的直隶）。

2.袁世凯是中国警察制度的创始人。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袁世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社会管理体系的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

3.袁世凯在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4.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为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做出重要贡献。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5.他推行军民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兼任省长，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为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利防止国家分裂起到重要作用。

军事：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在中国建立一支近代化的陆军，把军队的编制改为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这样中国的军队才第一次有了分工建制。袁世凯不仅在武器装备上的近代化，同时在军事编制、后勤保障、兵种划分向西方学习，设立一大批军事学堂，大力培养北洋军事指挥人才，实行西方军队的演练方法，实行征兵制，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教育：奏停科举，开办新学。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大力兴办各级新式学堂教育，引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辛亥革命前，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他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

经济：实业救国，统一币制，改革厘金制度。

在经济领域，袁世凯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1．袁世凯发起和筹建了京张铁路（詹天佑修的那条），在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方面袁世凯起了重要作用。

2．民国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税收也降低了，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

3．改革厘金制度。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4．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5．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6．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7．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灯厂，使电灯走入中国百姓生活，第一个自来水厂，第一辆电车等等。

司法：创立了近代司法体系，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袁世凯创立了近代司法体系，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1912年4月3日，参议院正式通过《新法律未颁行前暂适用旧有法律案》。袁世凯政府还听取工商界人士意见，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完善了市场机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推行其政治主张和社会改革，如保护人民财产、提倡保护并发展工商业、募集军需公债、维持地方治安、禁止私自招兵募饷、禁烟、禁赌、禁止买卖人口、剪辫、劝禁缠足、禁止刑讯体罚等文。

文化：恢复中华传统汉文化。

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力图恢复已经中断两百多年的传统汉文化。

外交：维护国家统一、领土主权。

1913年，袁世凯断然拒绝承认英国企图分裂西藏的麦克马洪线，维护了西藏的领土主权。1915年，经过袁世凯政府立场强硬的谈判，中、俄、蒙签订《恰克图协约》，外蒙古分裂势力于6月９日取消独立，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上，袁世凯表现的还是高明很多。

污点：误判称帝，签订“二十一条”

1.误判称帝

帝王理想是中国男人潜意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胎记，加之受袁克定、杨度之流的误导，袁世凯也不能免俗。袁的帝王梦完全和封建皇帝不同，他是以当时民智未开，故认为君主立宪可以号召国民，而国人以为他是要恢复到清朝那样的帝制，结果引发了反对帝制的“二次革命”。 如果袁世凯没有后面的误判形势称帝，如果没有一厢情愿的君主立宪，完全可以称为中国的华盛顿。

2.签订“二十一条”

说袁世凯是卖国贼是因为他签订了“二十一条”。当时袁世凯处于风口浪尖的人物，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经过袁世凯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变成无关紧要的“十二条”。袁世凯曾在二十一条中逐条批示，争取最后的主权，其中他的一条批示是这样的：“各项条约均有侵犯主权，实难同意！”(天津市历史档案馆有袁世凯朱批的“二十一条”原档可供查证)。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

中国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评价过袁世凯：“袁总统在对外关系上是煞费苦心的，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他“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或许可以作为正史。但如果人们换一个视角去看历史人物，却可能发现另一面。《剑桥中华民国史》称：“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本文无意为袁世凯翻案，但从另一个视角带来的或许是可以超越“窃国大盗”，“卖国贼”定论的历史感观。这一切，正如袁世凯在遗书自挽中所写“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