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

主持人何东：我个人对音乐还是一个外行，西北风之后，我感觉就有一种口水的甜歌，应着这时代又开始出来了。这时候法国来一个音乐人，我不懂音乐，非跟我聊聊，他也弄电影的，因为我也做电影评论的嘛。他说何先生我麻烦你，你给我买点你们那儿最流行的音乐的碟，我就嘎拉嘎拉给他买了几张带走了。一年以后他回来了，说不行，我说怎么了？他用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玩儿。他说你是给我买的你们那儿最有代表性的吗？我说是啊，什么哪年哪年一场雪啊，或者怎么怎么着的，就是那种最流行的爱情歌。他说中华民族怎么那么“娇嫩”呢？我觉得这词说得特别准啊，他说，我听不到你们的歌里有任何一点点的理性和犹豫啊，都不说思考，之后的那种撞击都没有。哎呀，哥哥、妹妹啊，他说你们的民族历史很长，但是你们很娇嫩。这个我觉得说得特别准确，甚至是撒娇，你们的流行歌曲经常在撒娇。

崔健：没错。

主持人何东：那么，像那个90后的孩子告诉我以后，我听了以后再听，音乐这个东西也有一些共同的发现，离开你的共同的发现，它自己出现新的话题。《投机分子》、《快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它给我带来的那种压迫刺痛感更强，但是现在的流行音乐的现状，从那个法国人说完了到现在，一路还出溜。崔健试图往自己的音乐里走的更深的时候，再出新歌，他们说听不懂。那么在这种背景的笼罩之下，你将来的音乐的生路在哪？我指的是群众基础。

崔健：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面对着，而且不是一年两年了，甚至都不是十年八年了，我从《解决》以后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甚至《解决》这张专辑。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说我为什么出了一个朋克专辑，如果说第一张专辑是流行摇滚的话，那第二张专辑就是Punk Rock，他说你为什么要出这么一张专辑？现在依然还有这样的问题，说是你为什么不做旋律性强一点这样的音乐，为什么要出一个《无能的力量》?《红旗下的蛋》他们有很多人喜欢，《红旗下的蛋》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我《红旗下蛋》刚出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不喜欢，非常不喜欢，觉得我变成了一个在音乐上过于重视，去投入很大量的精力，而并不是在音乐的抒情上，或者就是自然发展，还是按《一无所有》、《花房姑娘》、《假行僧》那样的，去延续这个脉络往下走。后来又出现了这个《无能的力量》，现在是《给你一点颜色》，都是按这个方向，都按这个方向走的时候碰到同样的问题，每天都会有人来问。

更大的压力就是唱片公司不给你高的预付，不给你很好的合同，演出公司也是。后来发现我们的团队运作的人才，就会相对来说就不如像做流行歌的，或者说是做比较赚钱的行业。我为什么曾经前一段时间发表了一种不太客观的一种说法，我觉得娱乐行业已经变成一个集体行骗的行业，它就是一个销售和消费概念，它养活了一帮人啊，解决了很大的一个就业问题。每一个明星后面多少人，包着大公司，每一个明星后面养的可能得上百人，如果包括房产的话，包括所有的工资，所有消费日常的，出租汽车，上班，它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摇滚音乐人是不在乎这些东西的，摇滚乐只有两件事，我说真话，我表现牛逼，完了你过来看，中间人我不要，我们也没钱雇你经理，我干嘛要经理？所以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市场，这就严重地跟这个社会就发生了一种脱节，这个社会恰恰要养活一帮从业人员。现在基本上这个行业做宣传，我这么偶尔做一次，你知道还行，他们成天这样做，每天做采访，一天到晚地做。而且问的问题也不像您问的这么深，什么问题都得回答，而且你还不能得罪他，旁边有一帮人在盯着你，你抠抠鼻子都不行。你必须得看化什么妆，一帮人在给你提要求，服装上给你提要求，形象上给你提要求，什么言谈话语上给你提要求，演出的曲目上给你提要求，一帮人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