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

这是一篇书评，评论的是美国学者扎卡里亚的《自由的未来》。此书刚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没读过，也不知道。但看了书评，对该书的观点甚为欣赏。该书将世界各国政体以自由民主为坐标分作四类：

一 自由民主的政体

二 不自由的民主政体

三 不民主的自由政体

四 既不民主又不自由的政体

如果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中间两种不自由的民主政体和不民主的自由政体，扎卡里亚认为后者比前者政治文明程度略高一筹。

我认同这样的判断，但我更愿意转换为这样一个话题：第四类政体在向第一类政体的转型中，如果自由与民主不可同时一蹴双就，那么二三两类政体作为路径选择，你倾向于哪一种？这问题并非无端，而是政治转型国家往往要面临的选择。在我个人的价值认同中，自由比民主更重要也更优先。因此，不民主的自由政体是我的选项，一个过渡性的选项。

不过，在我个人的语用中，不习惯说自由政体，而是立宪政体。因为自由不是政体，它只是一种用来描述个人权利不受强制的状态。如果把它政体化，合适的词是宪政（或法治）。因为只有后者才能有效地保障个人权利（此即西人常说：没有法治就没有自由）；西儒哈耶克在《自由宪政原理》中亦说：剥离掉一切表层之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这个用以保障人权的宪政，如果和民主合成一条裤子，当然是最好；但在体制双缺的情况下，应该先蹬哪条腿呢？

该书评之后，有这样一条读者评论：“持作者论调的人很多，但问这些人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民主，怎么实现自由？我没见有人能回答出来的。作者能回答吗……”这个问题有意思，潜台词显然是只有民主才能自由。自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国人就逐渐迷上了《新青年》的“德先生”，由此，后来很多人还患上了至今未愈的民主综合征。不但把所有的政治词汇用民主一个词打包，而且视它为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良方。

然而，该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问题不在于不民主怎么实现自由；而是即使不民主，自由依然可以存在（当然现代极权除外）。自由有两种，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即使古老的专制社会，人们没有政治自由，但依然有较多的个人自由。个人的生命权利、财产权利、信仰权利、迁徙权利、私人结社权利等，由于它们并非传统专制的管辖对象，因而民众在这些方面事实上是自由的，尽管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比如被我们误称为“封建社会”的皇权社会，大体上就是一个自由社会；但它显然不是民主的。

另外，民主未必能带来自由，但它本身却是自由之一，即以上所说的政治自由。该项自由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它为宪法所规定并保护。因此，以民主为表征的自由是公民在私人领域之外的公共领域中的自由，它是古老的个人自由的扩展形态。我们把这种自由叫民主，但它本身不是民主带来的；而且在自由的菜单中，它位序在个人自由之后。

《自由的未来》所以重视不民主的自由政体，盖在于这种政体对公民来说，虽然缺乏政治自由即民主，但比政治权利更重要的个人权利尚能处于一种非强制的状态。比如，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港人手中没有选票，但港人的生命、财产、信仰和司法救济等因其法治保障，一定程度上可保不受侵害。这是一个化约的比较，一个人手中的财产和选票，哪样更重要。这实际上就是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价值排序。不民主的自由政体，往往指那些没有选票的威权政体，它一般不主动侵害自由谱系中权重优先的个人自由，这就为后来必然到来的政治自由埋下了伏笔。

至于不自由的民主政体，最早的例子是古希腊雅典。公民们的确是有投票自由，统治权力的确也来自民众的票选。但，民众在有着甚至是狂热的公共生活的同时，却没有充分的个人生活的自由。不错，他们是主权者；但，他们的生活经常处在彼此监控的状态中。他们只能信仰公众普遍的信仰，不能拥有另外的个人信仰（想想苏格拉底的悲剧吧）。仅仅通过投票，一个人的财产就可以被剥夺，甚至生命被终止。由此可见，不自由的民主政体颠倒了不可颠倒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关系。况且没有个人自由的政治自由，是建筑在沙滩上的自由。它之不可取，是它有可能反噬个人自由，甚至包括它自己。

自由与民主，或民主与宪政，到底先蹬哪条腿，这其实就是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两种选择。20世纪初的清末君主专制，就类似于一个不民主但有一定自由的政体。只是民众的个人自由处于“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发状态，缺乏制度保障。于是我们看到梁启超在那个时代的努力，他不是率先诉诸民主（在他看来，四万万人中只有一万人识字谈何民主），而是诉诸制度性地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政。于是便有了波澜壮阔的清末立宪运动。但，当时的孙中山却主张先蹬另外一条腿，即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在他看来过去是一个人做皇帝，民主则是要四万万人都来做皇帝（对民主的兴趣乃是对power的兴趣，正如对宪政的兴趣是对权力不信任的兴趣）。于是同盟会一再起义，辛亥革命发生，君主立宪夭折。

历史没有选择梁启超，选择的是孙中山。不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首先推重的是民族，这才是当时排满的利器。民主真正成为吾族百年来的政治拜物教，乃是继孙而起的《新青年》。

 然而，根据我的阅读，《新青年》的民主是排斥宪政与法治的民主（可惜这里没有篇幅说明）。其危险在于，这位“德先生”的诉求如果实现，可以是真民主，更可以是假民主。但不论真假，这位“德先生”不会受法治的制约，因而是反宪政的。所以，它最终导往的路径，甚至未必能达到上文所指的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