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灰

              第七章 和共产党的奋斗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中间。
　　　　我曾亲自去参加所谓资产阶级的各种集会。
　　　　因此我大略知道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宣传者．然而我并不惊奇着他们的举动，因为我十分明白他们对于口头宣传不加重视的缘故。
　　　　我曾去参加过民主党德国国民党(German Nationalist)、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try)就是巴维利亚人民党(Bavalan People's Party就是巴维利亚中央党Bavarian Centre Party)的集会。
　　　　其中使我立时加以注意的，便是听众一致。
　　　　到会的会场些纪律，也没有就全体而论很像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赌场，而不是从事于伟大事业的群众大会。
　　　　演说的人竭力保持着他们的镇静工夫。
　　　　他们背诵着满辞，大多数的人不把这演辞高声朗诵，极像报纸上精巧的论文或是学术的论文，他们避免去一切强烈的语调；演僻间有一二处温文儒雅的笑谑的穿插，引起了在演讲坛上人的轻微的一笑，这不过是联以助之仍不失绅士的那种态度，这样经过了四十五分钟，全体大家都昏昏走是睡乡了。
　　　　于是就有了早退的脚步声，互相谈话声，以及一部分听众的呵欠声演讲完毕了主席领导听众，共同唱一支德国的爱国歌，于是散会。
　　　　一听众们拥挤不堪的奋斗而出，有的到酒店中去的上咖啡馆去。有的出去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反过来，我们民族社会党集会，绝不是“平静”的集会。
　　　　两种不同的世界互相对抗，在散会的时候，每致感激群众的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并不是唱了一只沉闷的爱国歌所能了事的。
　　　　我们的集会，有着严格的纪律，大家第一步是盲目的信从俾主席有着绝对的威权。
　　　　这件中是极关重要的。
　　　　在我们集会里常反对派来(共产党)参加，他们常常是地队而至的，偶然还有少数的煽动家份子混入在内，他们各人的脸上，望去都呈现着“今夜我们要和你们决一下雌雄”的表情。
　　　　在这干钧一发的危险时候，唯有主席的魄力以及会场卫队的严厉的防卫，才能挫折了反对派的阴谋。
　　　　共产党员和我们的捣乱，这是有因的。
　　　　我们在精密考虑了以后，决定采用揭贴包的标语，故意来激怒他们，使他们愤不可遏，特地参加我们的集会一我们的用意，本来只是在离开他们一于是，我们趁此机会，来向他们宣传。
　　　　我们的敌人，因此令“有阶级意识的晚间阶级”成群结队来参加我党的大会，以便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攻击我们“专制而的动的计划。”
　　　　在开会前的四十五分钟内，会场上已经充满了工人。
　　　　他们好像是一只火药箱，大有一触着导火线立刻爆发的趋势，可是在事实每每不像这样，他们在到会的时候是敌人，到了散会的时候，他们虽然未必和我们揣手，但至少他们也能反躬身省，并且去要查一下他们的主义是不是正确。
　　　　以后，他们竞这样地说：“无产阶级们呀!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民族主义煽动家的集会罢!”同时，共产党的报纸，他们也不了司样改变方针的表示了。
　　　　民众们见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对我们注意了，因此对我党也就加以注意了。
　　　　因此，共产党的报纸突然改变他们的策略，在有一时期，他们竟把我们看作是人类的真正罪人。
　　　　该报屡次的撰述论文，宣布我们的罪状，他们尽量的造出种种谣言，存心来对我们陷害。
　　　　但是不久他们好像也深知这种攻击的完全无效；便在事实上适足以引起一般人对于我党的注意而已。
　　　　我党的集会为什么敌党还有来破坏?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领袖的怯懦的缘故。
　　　　凡是到了危急的时候，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大家都鹄立在会场的外面，静待事变的后果。
　　　　在当时，我们不得不自己来保持集会；我们决不能去依赖官厅；因为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官厅不但不能来为我们保护，而且加反帮助着那些捣乱份子呢。
　　　　官厅所擅长的手段，不外是把大家解散，这实在就是共产党捣乱。
　　　　因此，我们绝端的相信不论什么的大会，如果完全去依赖官厅来为他们作保护，那么他们领袖，决难取得群众的信任。
　　　　在从前，往往有少数的同志，他们挺身而出，对咆哮凶恶的红色群众作壮烈的抗拒。
　　　　这十五人中是二十人的少数的同志以终必被敌方所打败。
　　　　其余同志，他们明知有三倍群众也必受伤，因此不敢冒险。
　　　　这是谁都知道的统治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祸国殃民，便是革命发生的唯一的原因。
　　　　在当今，虽然有着备德国民主民族的赤手空拳，但是却同；仔准备牺牲的大好头颅。
　　　　我国德国的青年在谈话的时候常常向他们说明他们所负使命的重大，并且再反复证明，假如人类的智慧要是没有武力来扶助保持，终必要陷入沦亡之途的。
　　　　温柔的和平女神，如是由武力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不是动容的。
　　　　伟大的和平事业，必定要由武车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人不是动容的。
　　　　于是军事工程训练的观念对于他们觉得较有意味了他们都爱官僚，大家把军事训练成看成是一条畏途了。
　　　　我们且为看一下这班青年护勇敢的奋斗怎样!
　　　　他们像一群黄蜂，向着全场中的捣乱份子拼命猛卫，他们既不至少计较敌众，我寡，也不顾到伤害和流血的牺牲心里只是满怀着伟大的理想和神圣的使命，誓为我们的运动扫除障碍，一九二○年的夏天，我党维持秩序的军队有些像样了，明年春在，依次再分成好几队，每一队分为几小队。因为我们的集合的活动一天一天的增多，增加促护的实力编制，实在是刻不容缓的。
　　　　我们组织起军队来维持去场的秩序，目的是在解决—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我党还没有党徵和党旗。
　　　　这种的标识缺乏了，这不不仅在当时是不便，就是将来也是不便的；因为既没有方法去表明党籍，而且将来我党的国际主义的党员斗争也没法来区别的。
　　　　我在幼年时代，曾由感情上去观察，知道这类的标记，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就认为标记是十分重要的。
　　　　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斯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
　　　　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巾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
　　　　我深切的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
　　　　在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政党，并没有世界的观念，所以并没有党旗。
　　　　因为他们的党是由一些“爱国份子”所组成的，所以他们就用帝国的国旅，
　　　　黑白红三包的旧帝国的国旗，现在已被那些所谓“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各政党采用为党旗。
　　　　德国的国旗，不足以作为我党的象征，因为他所代表的德国。在将来或许要受尽耻辱，被马克斯主义所克服；而我党的运动，则在消灭马克斯主义，所以我们不该去沿用旧的德国的国旗。
　　　　现在虽然还有不少的德国人他们念及旧国旗的全盛时代，而且因为他们会在这国旗下作战，亲眼见别无数的生命死在这旗下，因此对之就和出了敬爱之心；可是照未来的奋斗来说，这旗是一无价值的。
　　　　这就是人们民族社会党认为旧国旗不能象征我们特殊的目的的唯一理由。
　　　　因为我们的志愿，并不在恢复污点很多的旧帝国，而是在建设一个有新精神的新国家。
　　　　我们现在所做的运动，既是本着这意思去和马克斯主义斗．那么，党旗上自然应有代表新国家的象征。
　　　　我自己每想要保存旧旗的国黑、白、红三色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以后，我便决定上最后形式：我党的党旗是在工祀之中有一个白圆，圆中再画上一个黑色的卐字。
　　　　再经过了多少次详细研究。
　　　　便决定旗和圆间的适当比例，以及卐的形式和粗细；这旗一直沿用到现在，不曾有了更改。
　　　　不久维持秩序的军队，也就制成了同样的臂带一红地，白圆，中有黑卐字。
　　
　　　　一九二○的夏天，新党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
　　　　经过了二年，吾党同志，已经有了几千了，于是组织人数人多的挺进队(Sturmanbteilunb)；这种为新世界奋斗的武力组织，应该有胜利的特殊的象征，一就是军旗。
　　　　在那时候的慕尼黑，除马克斯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有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的书籍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一民族主义派的政党，那是更不足道了。慕泥黑的景德酒店，可以容纳下五千人。每当我党集会的时候，拥挤不堪；所以我们常在找寻其他更大的场所。我们不曾集会的会堂，只有克罗纳戏院(Circus Krone)一处地方而已。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国人的心里大感到不安。因为巴黎和约，依伦敦最后通牒的方式迫我国承认，照此和约德国应付赔款二干二百六十万万金马克。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惊人的事件德国竟没有一个大的政党来加以注意，就是所谓民族主义各党的联合会，他们虽然没有示威的计划。可是也没有决定的日期。
　　　　二月一日，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该会决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到星期三。我再询问这一天大会是不是举行，到底什么时候举行，给我的答复仍然是游移不定；不过说他们要邀集各团体在下星期三举行示威运动。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忍无可忍，所以决定自己起来负责领导示威运动，反对和约。在星期三中午，我就令人于十分钟之内写齐了标语，而且租定克罗纳戏院作为明天开会的会场。
　　　　在当时，这件事是一个惊人的冒险。因为在这样的一广大的会场之中，是否能够有相当的听众?我党的党员，能不能把这广大的会场填满?这确实是一个疑问；而且大会还有受人破坏的忧虑。不过我确切知道，一如果这一次失败的话，那我党将灰的长期奋斗中也必陷于不利。
　　　　我们尽一天之内去把标语贴好，可是，不幸，星期四的早晨就降雨，我十分的担扰，担忧着听众决不愿冒雨前来赴会，而愿安居家中；且这一次的开会说不定要发生恶斗惨杀的暴动。
　　　　星期四那一天，我雇了运货汽车两辆完全围着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裁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在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
　　　　除了马克斯党主义的共产党外，其他的党用了汽车插旗而驰骋于街上的这还是创举。
　　
　　　　我一走进会堂，立即就感到一种欣慰，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莱好士会堂第一集会时所感到一样。
　　　　当我从人群挤入登堂的时候。
　　　　我才知道了我党胜利的全部情形。
　　　　因为在目前的会场上，已经被千万的听众所塞满了。
　　　　我的讲题是“前进或灭亡。”我一直演讲了二小时半。
　　　　在最初的半小时以且，我就感到这一次大会，一定要获得巨大的效果，事实上确也是如此．
　　　　小资产阶级的报纸，说这一次的示威不过是一些“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种报纸依了它向来的平稳的态度，把发起人名字都略而不提。
　　　　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举行了这种大会以后，我们在慕尼黑集会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每星期的开会不止一次，有时是两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竟开大会三次，
　　　　我们在这时候常在克罗纳戏院集会，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绩，这是足堪自慰的。
　　　　因此，加入我党的人数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们有着这样的成功．敌党看了当然不为甘心坐视的。
　　　　所以他们决定从事最后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来阻止我党的集会。
　　　　过了几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一天要在什么地方开会了，他们便首先发难。
　　　　因此，我赴何夫布莱好士会场的大会讲演，他们便把这会场作为袭击之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点钟到七点钟的时候，就得一个正式的报告，说他们要用断然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大会。
　　　　这种消息，我们不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说是不幸。
　　　　在那天，我们已从斯安克儿巷(Sterneckersaasse)的光荣的旧办公处逛了出去，但是还不等逛入新的办公处，因为新的办公处尚未完工的缘故。
　　　　结果，我们只有四十六名势力薄弱的卫队在维持会场秩序；突然警报来了，我们无法于一小时内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进大门的时候是七时四时十五分钟。
　　　　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定有变故要发生了。
　　　　那时在会场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警察正在阻止后来的人入场。
　　　　因为敌人进场很早，大家都聚在会场内；而我党同志，却反而大都徘徊在门外。
　　　　少数的卫队，他们在会场前应侯着我。
　　　　我立刻命令把前厅到会场的门关起来，并召集这四十五人(或许是四十六人)前来听受命令。
　　　　我对他们说明；今夜是我们第一次实践的试验，我们忠心于本党的运动，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
　　　　我们誓不退出会场，除非是死了以后舁出去。
　　　　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你们在患难的时候会弃我而走的。
　　　　如果我见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亲自去摘下他的臂带和徽章。
　　　　于是人再使命令他们当敌人发出破坏大会的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冲前去奋斗，但是必须牢记着自卫的方法最好是进攻。
　　　　我的话受到了他们三次的高声欢呼，这欢呼声的勇猛热烈，在为空前所未有的。
　　　　于是。我是走进会场去，眼见到当时的情景。
　　　　那些敌人大家并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
　　　　还有无数的人，大家都转过头向我作一种愤恨的仇视，那种态度真是咄咄逼人；还有人做出一种高声怪叫，一切丑态真是不一而足。
　　　　因为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实力较强，所以有必操胜算的自信的那种感觉。
　　　　那时可以宣布开会，我便登台去演讲。
　　　　大约我讲到一点半钟以后。
　　　　敌人就发出他们捣乱的信号来了。
　　　　于是有几个起来怪声怒叫，一个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声，那些“自由”的战士便开始行动了。
　　　　不过几秒钟内，全场哗然大乱，头上的瓶孟乱飞，椅脚折断了。玻璃击声碎了。狂呼怒号的声音像是大风雨，全场完全陷入狂暴中了。
　　　　我仍旧鹄立在原处，就注视着我们的活泼青年同志的行动。
　　　　当敌人骚动正待要发作的时候我党的挺进队便奋身而向敌人进攻。
　　　　挺进队的名称，实在是从这里来的。
　　　　他们个个都勇猛得像狼一样，每十个人或八个人为一组屡次向敌人的队中猛冲进，把敌人完全驱逐出会场外面去。
　　　　过了五分钟，我们的队员没有一个不是血流满面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品质了。
　　　　那位英武的穆列斯·罕斯人(maurice Hess)他现在做着我的私人秘书，以及其他的同志，没有一个不奋勇进攻，只要能够支持下不倒即使身负重伤，仍是力战不却。
　　　　在会场的一角尚有一群的敌人，还在顽强抵抗。
　　　　这时候忽然有头枪弹从入口的地方向讲台飞来，一进就人声鼎沸了起来。
　　　　这种枪声，唤起了我们过去的战争的记忆，这是十分欣喜的事。
　　　　当时我不能辨认出开枪的是谁；可是只见我党青年的再接再励，再行进攻，终于把所有来捣乱的敌人完全逐到场外去了。
　　　　这件事共计费去了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到底控制会场的还是我们。
　　　　这是主席赫尔曼·伊塞尔(Hermann Essetr)发言；“大会照常进行，请演讲者继续演讲。”于是我仍旧继续演讲。
　　　　大会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十分张皇的巡长，他突然跑进会场。
　　　　摇着手高声大呼：“停止开会”我不禁觉得好笑，因为这是一套老例的官样文章。
　　　　那天晚上，我们所得的教训很多，然而我党的敌人，他们无法忘去他们所受的教训。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慕尼黑报(Mnncher Post)对于无产阶级捣乱的新闻竟是一字也不提。
　　
　　
　　
　　第八章 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
　　
　　　　　一般的公民，他们听到各种劳一团体合组成工会。
　　　　努力团结避免分化的消息，他们必定是十分快慰的。
　　　　人人都深信这种的组合必定能够增加巨大的力量，而且以前弱小的团体，必定可以变为强大的团体。
　　　　可是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
　　　　有人宣布某种真理。说是解决某项的问题，提出某一种的目的，并创始某一种的运动．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
　　　　他从前的计划或是在革除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
　　　　他们的计划，或是在革除现存的罪恶或是在实现将来的新社会。
　　　　同一的目的而奋斗的，都应该参加这种运动，借此而增加他的实力，使他们共同的希望更为容易实现。
　　　　然而在事实上，恰好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这是有着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可以称之为悲惨的原因；第二种原因是基于人类的弱点可以称之为可怜的原因。
　　　　照普通的情形来说，世界上不论那种丰功伟业，大都是在实现众人所共有的宿愿。
　　　　这是各时代和各种大问题的特质，千千万万的人努力于解决这种问题，而且有些人还自认自己负此重任，完全是受着上天的使命。
　　　　于是在一群英豪大家互相争势的时候，惟有比较强壮比较勇敢的人，他能出人头地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能够担当了这项巨大的任务。
　　　　所不幸的就是他们大家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达到共同的目的，他们只相信自己是对的，各自照着自己的主张去做并不互相的帮助。
　　　　人类往往为了尝试的失败而得到教训，终于获得事业的成功。
　　　　这就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从历史中去研究要解决德国问题．有两条途径。
　　　　这两条途径的代表和战士，是奥地利普鲁士，也就哈布斯堡皇室和霍亨索伦皇室他们老早就应该合并为一，其余的小势力，应该各自依他们自己的意见去把团结力归附于甲方或是乙方。
　　　　这样最后胜利的一方面所采取的途径．自然是应该人人所遵守循的了。
　　　　不过，奥地利所用的方法。断不能造成德意志帝国。
　　　　总而言之，统一而又坚强的德意志帝国，这是全体德国人心目中所视为同室操戈最可怕的结果。
　　　　因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冠，并不像一般的人所说是从巴黎的围攻所得来的，实在是得之于寇尼希格莱兹(Koniggratz)的战场德意志帝国建树，并不是用协用力的主法去从事共同的志愿，实在是由于竭力争霸而斗争的结果；就是普鲁士是由争霸获得了最后胜利。
　　　　所以多数的人大家都超向于同一目的，这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去认识出最坚强最敏捷，而且能够战胜一切的人。
　　　　第二种理由，不但是悲惨，并且是十分惋惜的。
　　　　这就由于嫉妒，贪婪、野心以及盗窃观念混合而成的人类的劣根性。
　　　　人类的重大事件，大都杂有这类的邪念，这是十分可欢的。
　　　　当一个新运动发生而且采取特殊的党纲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起来用这新运动的目的奋斗。
　　　　然而他们并不是真的忠心着去参加这个新运动而想获得优先权，实在是想乘机窃取党纲，以谋自己去另组新党。
　　　　一九一八年扯到一九一九年间，有不少以“民族主义者”自命的新团体和新政党。
　　　　这些团体和政党系自然的发展，不能归功于他们的创始人的。
　　　　到了最一九二○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慢慢地团结为一个胜利的政党。
　　　　有几个某党的创始人，他们自知他们的运动没有什么成绩，因此就十分迅速的牺牲了他们的个别运动，无条件的归附于强有力的运动，这种行为，足以证明他是确实忠诚诉。
　　　　那连(Nurnberg)德国社会主义党(German Socialist Party)领袖唐留士·史特莱希(Julius streieher)他尤其是是诚挚。
　　　　两个政党的目的的相同，但是不相依附而各自独立。
　　　　当史特莱希有一天确切地知道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实力和发展确是超过了德国社会主义党时候，他就停止了他的活动，使他的同志，大家和优胜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举行，实行合并而为共同的目的去奋斗。
　　　　这种果断的精神，深堪赞美，能够像他这样来干的。
　　　　实在是得难能可贵的。
　　　　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
　　　　由群力的结合而得到的成功，决不能长久，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就含有共日分化的种子，甚且前功尽弃的。
　　　　真正足以必变世界思想的伟大的革命，除掉由单独的力量所领导猛烈斗争而外，决不会有什么完成的希望的。
　　　　民族的国家的创造，断不是毅力薄弱的民族主义联合会所能济事的，只有具备金钱一般的坚决意志的单独运动，才能打倒其他的一切运动获得最后的胜利。
　　
　　
　　
　　第九章 挺进队的意义和组织
　　
　　　　　旧德国国力所维持的柱石有三：就是君主行政机关和军队。
　　　　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政体打倒了，把军队解散了，把政权委托给腐败的政党了。
　　　　国家的权威，因此就失掉了它的凭依。
　　　　然而这三颗柱石，常常是国家的权威所维持者的，也就是一切的权威的基础。
　　　　权威的第一要素固然是群众的一致拥护，可是，单单靠了群众张做基础，那权威仍旧是十分脆弱而不稳固的。
　　　　所以权威所必具的第二要素显然是武力了。
　　　　如果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武力两者相辅而行，那么，到了相当时候，基础便会致稳固，而成为伎的权威了。
　　　　如果群众不一致拥护、武力、以及传统的权威，三者合而为一，那这权威可以说永不会发生动摇了。
　　　　革命兴了起来，这种希望，便就成为绝望。
　　　　传统的权威已经消失．
　　　　旧帝国的崩溃，和旧帝国过去的光荣徵象的破毁，已经把传统的精神悍然打破，结果，是国家的权威，受到了一个极重大的打击。
　　　　就是支持国家权威的第二柱石一武力一也不再存在为了要希望完成革命，各领袖大都不惜把旧帝国中有组织的军队，来加以摧毁，把这残余的军队从事于革命的斗争。
　　　　这种动不动就要改变的乌合的军队，他们把军役看作寻常的的八小时工作一样。
　　　　实在我们并不能希望他们来有助于国家的权威。
　　　　所以第二种保障权威的要素也就消灭了。
　　　　而实际上革命所赖以建立权威的，只是群众的一致拥护的第一种要素而已。
　　　　不论那一种民族，都可以分为三等；最上等的是具有各种的美德，并且有牺牲的勇气和决心的最下的是人类的败类，他们只知道自私纵欲自利，放佚淫侈。
　　　　在这两者中的是第三阶级，为数最多，他们既没有英勇的决心的牺牲精神，但也没有卑鄙的枉法的自私行为。
　　　　我们可以加以注意，就是这班群众——我一向称他们叫做中间阶级一从来不会变成重要，只有当最上等的和最下等的两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始能显示出他们的重要来。
　　　　比方他们不管那一方面获得胜利，他们都望风而靡的去归附胜利的一方面。
　　　　如果有贤者来握权，他们固然安心相从；可是被小人专政，他们也绝不会反抗的；因为中间阶级，他们是绝不愿有斗争的。
　　
　　　　在欧战告终时的情形大略是这样：国内多数的级人民，因为迫于义务，已经有了相当数目的为国捐驱；一部份最优秀的国民，差不多全数牺牲了，只有那些卑鄙的下级国民，靠了荒谬的法律的保护，同时，他们又不遵从治军条例，所以反得得偷生敬安。
　　　　我们的民族中安安稳稳留下来的败类于是起来革命了；因为一些优秀的国民，大半已经战死沙场，没有人再来对他们反抗了。
　　　　这班马克斯主义的乱党，他们不能专门靠着群众的一致拥护来维持他们的权威。
　　　　然而，这一致拥护的权威是新共和国所急需的；因为他们不愿在短期的混乱之后就被我国硕果公存的优秀分子所组织成的讨伐军来扑灭。
　　　　具有革命思想和从事于革命的人，他们自然不能而且也不愿受军队的保护。
　　　　因为他们所愿望的并不在组织一个国家，而是在破坏现存的国家；他们这种思想正好乱成性的军队相吻合的。
　　　　他们的口号并不是德意志共和车间的“秩序”和建设，而是国家的“掠夺。”
　　　　在这时候，有大批的德国青年，他们出来说愿为“和平的秩序”效力，他们大家身上穿了军装，背了枪械戴了钢盔实行来抵抗蹂躏他们祖国的人。
　　　　他们在做义勇军的时候是憎恨革命，但是，他们为治安计，就不得不来维护革命，而使革命的基础筑固。
　　　　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出之他们的至诚的。
　　　　造成革命和暗中操纵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当时的情势，早已估量得十分的正确。
　　　　他们知道德国，所以人使德国陷于布尔雪维克主义流血惨剧，尚还没有到时候。
　　　　从前线归来的将土对这事情怎样呢?德国的军人能不能容忍呢?这些都是疑问。
　　　　在那个时候，德国的革命，不得不有着十分缓和的表示。
　　　　因为要不是这样，那德国的革命，可以在几星期之中，被德国两三师的军队完全击破而消灭的。
　　　　在这时候，如果某师长和他的亲信军队决心扯下红旗来的话，那革命政府立刻可以置之死地，或是用枪弹压服任何的反抗，不到一个月，这一师的军队必定可以扩大而为六师。
　　　　这是在暗中操纵着犹太人所十分恐慌的。
　　　　革命的造成是由于乱徒的暴动的掠劫，那些近护和平秩序的人是不在内的。
　　　　军命的进展，是由于慢慢地和暴徒的意见相左，完全基于战略，不是他们所能了解，而且也不是合他们的脾胃的。
　　　　社会民主主义慢慢地得势，这种运动也就跟着慢慢地失去了他的激烈的革命性。
　　　　在大战还没有告终的时候，带有民众惰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防的障碍物了。
　　　　在他们党中极端活动的人物，脱离了该党而去组织成一种积极进攻的新阵线。
　　　　这种新组织就是为革命马克斯主义作战的独立党(Lndcpcndent Party)和斯巴运库斯团(Spanatacus Union)。不过，当德军从前线退回来的时候，每个军人都是虎视眈眈的，因此革命的进程，便又超于和缓了。
　　　　社会民主党的主体处在胜利的地位，独立党人斯巴达库斯团便就失掉了他们的势力。
　　　　这种变化，如果不是已经过了斗争，那绝不能这样的。
　　　　在这变局还不会实现以前显然有着两大壁土互相的针锋对峙，一是维护和平秩序的政党，一为流血恐怖的团体，小资产阶级。
　　　　自然是倾向于和平和秩序的政党方面。
　　　　结果，到底为了种种的原因，从前仇视共和国的人物，现在是不再做他们的仇敌了，而且帮助他们来征服共和国的敌人。
　　　　再进一步的结果，就从前拥护帝国的人物他们原想是要反抗新国家的。现在那也不必再来杞忧了。
　　　　如果我们在旧帝国的本身的种种缺点外，另外再去考虑革命成功的原因，那就可以得到了下列的结论：
　　　　(一)因为革命把我们的责任心和服从观念完全弄掉了。
　　　　(二)因为当局的许多政党的怯懦无能。
　　
　　　　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我国的教育，是一种没有民族性而纯粹是国家教育的缘故。
　　　　因为从这种教育，去养成对于手段的目的的谬误观念。
　　　　责任心和服从观念以及实践，他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这等于国家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实在是为扶助并保障社会生存的一种手段，用了这手段，去维持精神和物质双方面的一致的生活。
　　　　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我国的人民(还是说我国的政府)不能了解上述的许多观念真义，因而使这些观念变成为脆弱的空论。
　　　　关于第二种原因，小资产阶级的许多政党(可以说是旧帝国下仅有的政治组织)，既是武力认国属于国家的，所以只有靠了文字的发抒他们的意见。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敌党久已把这方法抛弃不用，公然喊着要尽量采用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口号了。
　　　　小资产阶级的各政党，他们在没有的新制度妥协之前，他们的政纲还是靠在旧国家的事务上；然而他们的目的。
　　　　的确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中，想在新环境中去占得一席的地位。
　　　　不过他们唯一的武器，还是和从前一样，靠着那空谈的文字而已。
　　　　在当时有能力而敢反对马克斯主义以及受马克斯主义鼓动的群众的，最初当推“义勇团”(Free Corps)接着是各种自卫和民团(Einnohnerwehr)最后是传统的势力。
　　　　过去马克斯主义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在他们动用政治的决心和暴力。
　　　　民族主义的德国所以终于完成他们的发展的希望。就是因国他们缺少暴力和政治野心的坚决合作的缘故。
　　　　民族主义的各党不论他们具有怎么样的政治野心。因为他们没有战斗的能力，所以不能凭了斗争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可是保守的民团是有此实力的，他们是巷战的能手，可是，他们缺乏了政治观念和目的，所以他们的力量，对于民族主义的德国，也没有什么利益的。
　　　　犹太人利用报纸的力量来宣传民团“非政治性”的观念。
　　　　倒颇获得在成功，恰好像他们政治的技能，往往宣传他们的斗争是“合于理智”的斗争。
　　　　缺乏伟大的新观念，常是缺乏战斗力的一种徵兆。
　　　　如果能够觉察深信改革后的新制度必定会获得胜利话，那么，对于武器的最残酷的，也必定会相信而有动用的权利是同样荒谬的。
　　　　一种运动如果不能去为了这种高尚的理想和目的而加以奋斗，那么必定不能坚持到底的。
　　　　法国革命，因为能够产生出一种伟大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就发现了成功的秘决；俄国的革命也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是完全由理想去发生力量，他们的理想，在使整个的民族复兴，结果是为他们的民族造福不浅。
　　　　国防军的组织统一以后，马克斯主义也慢慢地获了他们的权威所必需的力量，于是就以不必要的口实，去解散那似乎带有危险性的民族主义的民团，这是势所必然的。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创立是一种新运动的象征，他的目的．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正气党的死守着旧状态，恢复一切的旧观念，而是在建设起一种新的有生气的民族国家，去替代这时候的无意义的机械的国家。
　　　　这种新兴的运动，因为确信他的新主义有着极端的重要，所以认为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就不惜任何重大的牺牲。
　　　　在世界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大概据一种世界观而引起的恐怖时期，往往不是政府的权威所能破坏的；但是，这恐怖时期，常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也同样有着勇敢而决心的)所屈服。
　　　　固然处在政府的地位以维护国家，或者不免要对此稍感不快，可是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我国家正被马克斯主义所蹂躏着，我们的当局者，既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无条件的投降了马克斯主义，此后他断不能突然起来把乱戡平反过来，高踞阁席的资产阶级的许多傀儡，他们只是说着空话，而说“工人”不可反抗，足见他们谈论到“工人”的时候，便就联想到马克斯主义了。
　　　　我已经说过我党为了要保护我们的集会起见。
　　　　曾经组织了一个队伍，而且这样队伍，以后慢慢地采取了军队发生性质来维持秩序，并且望他努力前进，成为担任组织工作的集团。
　　　　这一个集团，最初不过是单单为集会而设的卫队。
　　　　所以他的任务，不过在使我们的集会，不受敌人的捣乱而中止。
　　　　他们所受的训练，专门在向敌人攻击并不像德要人民党中的那些笨拙的宣传的以门耿目的的，实在是因为他们十分明白抱着理想的那种人，如果一遭到狙击，那么理想就无法实现了。
　　　　这是在历史上常常见到的，一些伟大的领袖死在窄小的贼子之手中。
　　　　所以，他们并不以暴力为目的，他们是保护傅布伟理想的人，免掉遭受暴力的危害，他们又知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去保护民族，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去保护这种国家；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在保护民族，努力于抵抗那些危害民族和国家的坏人。
　　　　所谓挺进队不过是我们党中的一部分，正像宣传、报章、科学机关等各为我党的一部分是一样的。
　　　　组织挺进队的根本要义。
　　　　除了严格的体格锻炼之外，还把队员们训练为绝对信从民族社会思想的代表，并且力求整饬他们的纪律。
　　　　这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防卫组织不一样，就是和其他的秘密组织也不相同。
　　　　在那时候，我所以竭力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挺进队使它们扩充而成为一种防卫的团体，这是有着下面的理由的。
　　　　就事实来说，私人的防卫团体，如果没有得到全国的力量来赞助，那是决不能实行民族防卫的要使“自动的训练”，来成为一种具有军事价值而能达到适于一定用途的目的的组织那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因为他缺乏一种发号施令的力量；这力量便是一种惩罚权。
　　　　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我们所以能够如募“义勇军”的缘故就是因多数的义勇军，他们大家都从前方是归来，而且他们又是曾经受过旧式军队的训练的。
　　　　可是，在现在的“防卫组织”，那就完全缺乏这种精神的。
　　　　我们且不去管一切的困难，假定有某一种团体，能够不避困难，为德国造成许多人材，使这许多人材大家都具有真实的情感和充分的军事训练，所得的结果，也是要失败的。
　　　　因为现在我国不但没有意思养成这种军人，而且对这，军人还加以深恶痛绝呢?因为这是和祸国殃民的各领袖的隐衷绝不相合，这就是现在的实在情形。
　　　　在数年之前，国家曾悍然牺牲了八百五十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优良的军人，事后不但不加调用，而且受着人家诅骂，以为他牺牲的报应，现在政府又要秘密训练几万人，这岂不是笑话!国家的执权的人，既污辱了它的最光荣的士兵，撕毁他们的勋章，践踏他们的旌旗。
　　　　更蔑视他们的功绩。
　　　　像这样的国家，我们还能望他来训练士兵吗?再退它一步来说，我们这国家的执权人曾否设法去恢复旧军队的光荣和严威破坏国家的军队的光荣的人?这我确不曾听过。
　　　　他们反安踞高位，而且像协不兹(Leipzig)还说“权力回答就是公理”呢因为现在的权力，既完全落于当策划革命的人的手中，而这种革命，可是最为卑鄙的德国历史是所不见的卖国行为，所以要组织新军队去助长他们的权力，实在是毫无理由的，这是一切明白的人都要反对的。
　　　　如果我国现在采取有训练的防卫军制度，但是，这制度绝不能用于防卫国外的民族利益，而只能用以保护国内的那些压迫族者，这终有一天，曾因解犯欺骗的民族的公愤而引早反抗来的。
　　　　为了这缘故，它们的挺进队绝不能容许和其他军事组织有了怎样的关系。
　　　　他们纯粹是保护并教导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工具，他们的任务和那所谓国防军是截然不同的。
　　　　挺进队并不是秘密组织，因为秘密组织的目的，纯粹是一种非法的行动。
　　　　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所需要提，并不是那一二百思想廖妄的叛徒，而为数十万能够替我们世界观不断地努力奋斗的战士。
　　　　所以他们的工作决不是秘密结社所能了事的，必须要群策群力去进行的。
　　　　这种运动，绝不能靠了手枪和利刃或是毒药来打倒一切障碍，而掘取民众的。
　　　　我们须明白去教训能上能下马克斯主义的党徒，将来支配群众，必定是民族社会党，将来执掌国权的也必定是民族社会党。
　　　　秘密结社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他们的社员，常常不能完全明白他们自己的工作意义的伟大，并且容易妄想以为用暗钉的手段，就可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这种观念，如果徵之于历史，当一个民族，呻吟在专制的暴政下面，受着压迫的大众，大都又都有过人的才智的时候，这种观念现象时常会发生的。
　　　　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O年间，秘密结社的社员，他们既被历史的先例所鼓励，又感于祖国的创深痛巨，因此想到如果把国家予贼来杀掉几个，或许会了解民族困难。
　　　　这种企图，都是愚妄得可笑的；因为马克斯主义的所以能够得到胜利，并不是他们的领袖有了卓越的天才，实在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过于庸懦无能。
　　　　挺进队既不是军事组织，又不是秘密结社，它的发展，须根据于下列的原则：
　　　　(一)挺进队的训练不必根据军事原则，而应该以最在益于我党的作为标准。
　　　　每队员必须具有健全的体格，所以重视的不是军事的操练，而是各项运动的演习。
　　　　所以我常说拳术比了平常的射击演习还要重要。
　　　　(二)为了避免挺进队带有秘密和色彩起见，不但他们的服装须为大家容易辨别认识；就是为了我党的利益而取的工作步骤，也须明白的规定出来，使得每个人知道。
　　　　挺进队是并不许秘密集会的。
　　　　(三)挺进队的编制和组织，在制服和设备的方面，都不宜去抄袭旧式的军队，而且须审慎的着重于适应目前的任务。
　　　　挺进队的发展对于下述的三事有着重大的关系。
　　　　(一)一九二二年的夏天，各爱国团体大家在慕尼黑的广场(Konigsplatz)举行总示威运动，去反对那保守共和国的国防法律。
　　　　民族社会党也去参加这种运动的，由六个慕尼黑的队伍做领导，而以政党的各支部续绩在后。
　　　　我恰好成为社员之一，所以得躬奉其盛，得有机会对六万的群众来演讲。
　　　　那次的防御十分周到，所以共产党虽然多方的恫哧威协，然而这次的示威运动，到底是得了一个极大成功。
　　　　这就是慕尼黑民族主义能够在市街上作游行的第一个明证。
　　　　(二)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发向柯堡(Coburg)去远证。
　　　　“民族主义”的各团体，大家决定在柯堡举行德国纪念日(German Day)。
　　　　当时我也被邀赴会，我是带了几个朋友同去的。
　　　　我选择了挺进队八百人，乘坐专车，同赴该镇当时该镇已属于巴维利亚。
　　　　火车到柯堡站的时候，“德国纪念日”的筹备处派代表来迎接我们，说是奉了当地工会——就是独立党和共产党——的命令，规定我们在进城时候，不是场旗奏乐——我们的乐队共四十二人——而且不得结队同行。
　　　　当时我就拒绝这种可耻的条件，并且对“纪念日”筹备者以及同意于这种规定的人不能不表示一种惊异，因此我对他们宣称挺进队就要拟整队扬旗，奏乐进城了。
　　　　在车站广场上，向我们高声叫骂的不下数千人。
　　　　他们骂我们为“暗杀者”、“土匪”、“强盗”、“罪人”等等不堪入耳的名字。
　　　　然而我们挺进队依旧秩序井然。
　　　　我们走到镇市中心的市政府，警察为了阻止众人追随我们所以就把门关上了，我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耻辱，所以要求警开门。
　　　　但是，他们踌躇良久，结要仍旧照我的请求把门开了。
　　　　我们从原路返驻札处终于才群众碰到了。
　　　　那些真正社会主义，平等、博爱的代表朋友，就向我们投掷石子，我们忍无可忍了。
　　　　所以我们就向他们打了大约十分钟。
　　　　在一刻钟后，街上不再见有共产党的影踪了。
　　　　在当天的晚上，就发生了严重的击突。
　　　　民族社会主义党员受着攻击，正在情状上十分危险的时候，挺进队的酌巡查队就立刻奔去援救。
　　　　很快的击败了敌人。
　　　　到了明天早晨，数年来柯堡所感受的红色恐怖，从此就消灭了。
　　　　第二天，我们走到街上，该地方听说有一万工人举行着示威运动，实在到的不过几百人而已。
　　　　当我们走过他们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力持镇静。
　　　　有些从外方来的红色团体，他们还不认识我们，所以起初则各处寻觅。
　　　　想来和我们闹一闹，可是，终于使他们受到教训而中止了。
　　　　久在威力之中的群众到这时候开始慢慢地觉悟，敢来向我们欢呼，在当天晚上，我们向他们告别的时候，混户的声音就围绕在我们四周了。
　　　　我们从柯堡所得的经验．知道挺进队必须要有制服；因为制服不但可以巩固团体的精神，而且在斗争的时候，还可以免去敌我混乱不分。
　　　　以前挺进队仅仅佩有臂章，此后就著短袄和戴帽，这帽现在已经是众人所共知的了。
　　　　因为久被红色恐怖所盘踞的各地，凡不是共产党的团体，严禁在该处集会；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计划，去往各处扑灭的祸，并且重行确立集会的自由；我们现在已经十分明白这一着重要了。
　　　　(三)一九二三年三月，有一件事发生了，使我不得不把运动的方向来转换一下的。
　　　　是年初鲁尔(Ruhr)被法军所占领了，说对于挺进队发展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我们从国家的利益上着想。
　　　　这件事，用公开的演说或是文字的讨论已经是不可能，而且于民族也没有利益的。
　　　　法军占领鲁尔，我们息不惊异，我们反而因此可以希望我国抛弃懦弱的屈服政策，而防卫团体，也说有确定工作可做。
　　　　我们的挺进队既是数千壮士所组成的，自然也应该分担着效忠民族的职责的。
　　　　因此于一九二三年春夏之间实行把挺进队改组，使他们娈成一种作战的军事组织。
　　　　以后挺进队的发展，都是造因在这里。
　　　　一九二三年终生的事实，粗看起来像是令人讨厌的，可是从远处着眼，那也是必要的，因为受了这事实的打击，挺进队便中止了改革计划，这是为了当时的计划实在是害于我们的运动的缘故。
　　　　同时，这类的事变，使我们在被迫离开正轨的地方，将来还有重行改进的可能。
　　　　(万译本原注：这是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特勒暴动”的失败而言)
　　　　一九二五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改组，并且依据了前面所叙述的各原则，重新再组织挺进队。
　　　　我党必须恢复本来的健全观念，而且还须认定最高的任务。使挺进队成为本党世界观以及防卫斗争的工具。
　　　　我党绝不能容许挺进队沦为防卫团体或是秘密组织，并且还须设法使他们成为十万的卫队，用以保护民族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就是保护深刻的民族观念。
　　
　　
　　
　　
　　第十章 虚伪的联邦主义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尤其是在一九二○年春夏雨季，我党对于在大战时已经超于严重的问题不得不来采取一种态度。
　　　　这在本书上编中已经照我所见到的德国崩溃的徵兆，大略的述过了，而尤其是对英法的指使的扩大南北德意志间踢有裂痕的宣传计划特别的加以注意。
　　　　一九一五年的春天煽动反对普鲁士的报纸出现了，它们认普鲁士是大战唯一的祸魁。
　　　　到了一九一六年，这些狡猾的无耻的宣传手段已经酝酿成熟，他们不惜利用人类的最卑劣的本性，来鼓动南德意志反对北德意志。
　　　　不久，他们的煽动就发生了结果，政府和军事当局(尤其是巴维利亚的军事当局)实在不能负担相当的责任；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卑劣的宣传，竟是看它孳长起来，优游养奸，不能立即用断然的手段去防祸于未发之先。
　　　　他们反而竟像是不留痛痒的，不知道这种宣传，不但有碍于德男民族的疑统一，并且还助长了联邦的势力呢!从有史以来因为疏忽得到的惩罚，从来不会有比这更甚的。
　　　　从此普鲁士就一蹶不振，危害到整个德国，而促其崩溃这不独在德国有着亡国的痛苦，各邦也同归于尽了。
　　　　在当时柏林的市间，对于普鲁士的痛绝，恨达于极点，这种恶劣的空气完全是受人怂恿而激成的，他们对后皇室的反抗，实为革命的出发点。
　　　　但是如果说，人民对普鲁士的反感纯粹是为敌方的宣传而致的，那也不尽然。
　　　　因为我国战时的经济组织骗取全国的财力，完全集中于柏林这种荒谬的制度，就是市民对普鲁士发生反感的主要原因。
　　　　狡黠的犹太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借了战争团体的美名，去从事无耻的掠夺，而使日耳曼民族受到危害，那必定会遭到反对。
　　　　但是当日耳曼民族没有受到攻击的特候，他们一些也不惊恐。
　　　　因为战争对他们并不有什么损害。
　　　　于犹太人遂生出一计，要使挺而走险的群众对他们起反抗，不如激动他们的愤怒，而使他们自己去胡闹。
　　　　以后革命注爆发了。
　　　　国际主义的犹太人柯尔特。
　　　　爱斯纳尔他就开始挑拨巴维利亚来反对普鲁士。
　　　　他的所以这这样的处心积虑，使革命运动在利维早亚发动，使巴维利亚的民众去反对国内其他各地，这并不是他们的民众为巴维利亚打算，实在他们是完全盲目有受着犹太人的指使。
　　　　犹太人利用巴维利亚人民固有的天性和嫉忌，以之来使德国倾覆。
　　　　如果德国一朝倾覆了，那么，德国受布尔雪维克义的鱼肉，自然是毫不困难的。
　　　　共产党的煽动者，他们说委员制共和国(Republics KfCommitttees)如果因了反抗军的进展而受到倾覆，那就好像是反对普鲁士和反军国主义的组织，被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所克服了是一样的。
　　　　他们这样的宣传诡计竟得到绝大的成效，当巴维利亚立法议会选举的时候，爱斯纳尔在慕尼黑所有的当党徒不到一万人，共产党也不到三千人，到地委员制共和国倾覆以后，这两党连合在一起，所有的党徒，竟增加到十万左右。
　　　　我觉得我所做的事，从有生以为最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的，要算是反抗这种反帝普鲁士运动了。
　　　　委员制的时代慕尼黑举行第一次的民众大会，在那进会场中对于德国其他部分的嫉恨，真像疯狂了一般，尤其是对普鲁士为最厉害。
　　　　那里如果有一个北德意志人参与会议那说不定就有了性命的危险。
　　　　这种示威运动，在将中散会的时候，常常狂呼“脱离普鲁士”“打到普鲁士”“和普鲁士宣战”一在德国国会中有一维护维利亚主权的出色人物，他竟高声狂呼“情愿死了做巴维利亚的鬼，不愿生着去做普鲁士人。”这真可说是一针见血的话了。
　　　　我所干的奋斗起初只是我—个人，后来才得欧战时许多同志的帮助，我敢办现在荒谬叛乱的结合，所以终归消灭的原因，实在是全靠着我们巴维利亚的同志的力量。
　　　　反对普鲁士和联邦主义是毫无关系的，联邦运动，他的目的如果只是在破坏或解散另一邦那是十分不当的。
　　　　一个真正的联邦主义者，他既不把毕士所说的帝国观念作为空口说白话，那么，对于他所惨澹经营的普鲁士自然不应该存有分割的想法，因为普鲁士是毕士所开创和成的地方。
　　　　尤其不可解的，就是这等所谓联邦主义者了挑战在对付普鲁士，而普鲁士和十一月革命是毫不相涉的。
　　　　他们的攻击指责，并不是对手创威玛宪法(swelmar Coustitution)的人而发的，(而那些制宪的人，以南德意志和犹太人为最多)是对富于保守性的旧普鲁士的代表而发的。
　　　　这班代表和威玛宪法正相反对。
　　　　他们所以小心谨慎，惟恐触犯了犹太人，那是毫不足怪的。
　　　　但是个中的谜团，或者竞因此而得到了明白。
　　　　犹太人的目的，便是在使德国国内的民族互相斗争——使保守的巴维利亚人，去反对保守的普鲁士人，而他们便可以因此而获得了成功。
　　　　一九一八年冬天，在德国各地，反犹太人运动慢慢地举起来了，犹太人还是用着他们的老法子，以敏捷的手腕去挑拔群众连动，使群众间有了一个新袭痕，使他们反对犹太人运动势力分散了开来。
　　　　在当时，足以引起公众注意而不使犹太人成为有失之的，就是犹太人提出天主教皇全权(Ultramontan)的问题，以及由这问题而生出提新旧教种种的争论。
　　　　那个提出这问题来祸我民族的人，真是罪恶可赦。
　　　　犹太人目的已经达到了，眼见着旧教徒和新旧教徒的互相争斗，他们很是快意，亚利安族和基督教的敌人没有不在旁边窃窃私笑。
　　　　这两派的基督教，他们眼看着上帝所赐给人类的宝贵而优越的生存，横遭这种不幸的玷污和摧毁，竟是毫不介意。
　　　　要知道世界的将来。重要点并不是在新旧教徒的谁胜谁败。而是在亚利安人的生存和灭亡。
　　　　到了现在，两派还是照旧的斗争，他们不去反抗那灭亡亚利安族的敌人，而只是一味的自相残杀。
　　　　在德国，不许反对教皇全权的主义或牧师全权主义，但是，在其他各个纯粹旧教国，倒是可以的。
　　　　因此，德国如有反对运动，新教徒必定是参加的。
　　　　旧教徒在别国可以防卫他们的领袖去对抗政治上的攻上，但是在德国，那种防卫便成为新旧两教的争斗。
　　　　其他一切都有事实在证明，用不到来加以诠释的。
　　　　一九二四年，忽然有人认识了民族运动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反对“教后全权主义”、可是，他们不但不能推翻了“教皇全权主义，”反而去使民族动发生了分袭。
　　　　因此，我必须要求警告民族运动中的幼稚轻浮分子；请不要去梦想能够做了毕士所不能做的。
　　　　不论什么企图凡是足以使我们的运动卷进这种漩涡的，都要加以坚决的反对，并且从我们的队伍之中，去摈弃从事于这种宣传的人。
　　　　这两件是领导民族社会运动者的主要任务，一九二三年秋天．我们在这一方面实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热烈的新教徒和热烈的旧教徒，他们在我们的队伍中大家都能安无事，对于宗教的信仰，毫没有良心上冲突。
　　　　德国究竟成国联邦政府好呢，还是成为单一的政府好呢?
　　　　什么叫联邦政府呢?
　　　　所谓联邦政府，就是多数自主国的集合体，根据了各邦的主权而自动结合的，
　　　　至于保障联邦政府生存所需要主权，那就是各邦所让给联驻邦政府的。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联邦政府，在事实都和这种理论的方式不合的。尤其是美合众国更甚；因为亚美利加合众国并不是成之力各州，实在是各州都由合众国所造成的。
　　　　各州所享的大权，不仅是适合联邦的特质，而和各州所占面积的广度也相称的。
　　　　所以当我们淡到亚美利加各邦的时候，不能说他们享有国家的主权，不过享有宪法规定所保障的权利，或者反这种权种称之为特权。
　　　　上面的理论．对于德国并不完全相合，因为德国各邦，原本独立，帝国就是由各个独立邦所组成的。
　　　　可是；帝国的组成并不完全是出于各邦自愿的平等合作；乃是因为其中的普鲁士，对于他各邦握有霸权的缘故。
　　　　德国各邦的领域，大小并不一样，不能去和亚美利加合众国相比；各邦既是大小并不一样，那么对于帝国的缔造和联邦的构成，能为力而有所贡献的，也互有关异的。
　　　　所以代们不能说各邦多数都享受到真正的主权的。
　　　　各邦为成就帝国的主权而去牺牲自己的主权，他们大都不是出之于自愿的。
　　　　在实际上，大都本没有主权的存在．或者，因为他们的主权在普鲁士压之下都已经丧失了。
　　　　毕士表所走的原则并不是去各小剥削而使之归于帝国，不过看帝国的绝对需要而取之于各邦的。
　　　　但是，读者诸君，请不要发生误会，毕士麦也不在使帝国立刻得到国家永久所需要的一切权利，而是在把一进难于取得留着将来慢慢地再去取得。
　　　　这是事实上牺牲了邦权而使国权一天一天的增长。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毕士麦所希望的也就进步的完成了，
　　　　德国的崩溃以及专制政体的颠覆，自然更是促进最这种制度的发展。
　　　　国家的联邦性质，因此而受到了一个重大的打击，同时又因接受和约的义力，所以所受的打击更见得重大了。
　　　　国家自从战败后，必须履行兵费赔偿的义务，因此各邦就失掉了他们的财政管理权面统归之于国家，这是十分明显的事；但是，虽单就靠各邦的输将，那是绝不能清偿了这种债务的。
　　　　因此，国家就进一步而决定收取钱路、邮政，这是我民族在和和约的钳制下所必真诚的步骤。
　　　　毕士麦的帝国是自由而没有束缚的，它不受财政上债务的压迫，恰恰还像现在德国所受遭威斯(Dawes)计划的压迫是一样的。
　　　　当时的国用，只是限于一些国内绝对所需要的事项，所以刁；必要财政上的优越权，各邦的纳税，已经足够国用。
　　　　因为各邦的纳税既少，而且又能各自享受主权，所以他就甘心乐为帝国的属邦了。
　　　　但是，如果说现在在各邦的不满意，那是因为受国家财政的束缚，这也不是确切的言论，而且和事实完全不符。
　　　　各邦所以不满意于帝国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主权失掉的缘帮，那是为了现在的帝国的政治组织，不足以来代表日耳曼民族的缘故。
　　　　为了这缘故，现在的国家。为畋自存计，就不得不慢慢地削灭各邦的主权；而且不但是在一般的物质方面这样，就是在理论上也是这样的。
　　　　因为国家洞察了这种剥削政策，已经吮尽了人民的膏血；所以不得不尽夺了他们的主权，俾免去人民因了不严爆发起叛变来。
　　　　下列之基本原则：所以我民族社会党人必须承认的。
　　　　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如果对个若能保护国民的利益。〔就最广义言)，对内必定能够给人民自由，这样，那国家当然可以坚固像磬石一般了。
　　　　在另一方面，一个强有力的国民，那它不妨去干涉个人的自由以及各邦的自由，但只要不去损害国家的观念危险；不过须人民能够确认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在造成这种民族的伟大性。
　　　　现在国家所行的统一政策．特别是在交通方面，在表面。
　　　　不论是怎样的名正言顺，可是它的目的，不过是仅不袒护一种祸国的外效政策而已，所以我民族社会党人是应该竭力来加以反对的。
　　　　现在国家想把钱路、邮政财政等完全收归国，有以图操纵，俾能够偿期无穷的债务，这并不是一种远大的民族政策。
　　　　我民族社会党的，必须要竭力来阻止或是预防这种政策的。
　　　　犹太人所操纵的民主国。(Jewish—Denocartic Reich)已经成为德国民族的祸根，这是反对中央集权政策的另一理由。
　　　　各邦有不和他们同流合污起而加以反抗的，就要遭到摧残，使他们失势而无力再来反抗。
　　　　我们必须抱有远大的民族政策和立场，万不可失之狭隘或是偏袒邦权。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加以深切的注意，以免我党的同志，误解我民族社会党将否认国权应高于邦权。
　　　　要知道这种国权，那是无可疑问的，而且也不应该有疑问的由我们看来，国家的本身，只是一种形式，他的本质是在其民族和人民所以一切必须以民族的利益为依归。
　　　　我们不能在一个发族和国家(国家是民族的代表)内去承认某一邦可以享有独立权，俨然像一个独立国的。
　　　　如果各邦在国外有设立使馆等荒谬事件，那是必须要加以禁止的；否则我国的国基是否稳固，未免要引起外人的怀疑的，并且还根据了这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