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凡

     刚收入一本民国三十三年 中国大学 同学录，该书对研究民国抗战时期的教育及何其巩本人有一定帮助。上图如下：

    何其巩(1900——1955)，名宗诚，号克之，今古塘乡徐家庄人。其父殿臣，为村塾师。其巩幼随父读；少年时，拜秀才何椿茂为师，后对诗文、书法深有造诣。后入桐城中学，以闹学潮被开除回家。民国11年(1922年)，毅然投笔从戎，赴河南驻马店，任冯玉祥西北军文书。旋以生活简朴、工作勤劳、善拟文稿、擅长书法等，为冯所赏识，连升书记官、秘书。民国13年被派赴苏联留学。回国后，任冯玉祥国民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同年，冯成立国民联军，响应北伐，其巩代表冯参加谈判，折冲于樽俎之间，声誉大起。民国16年，被特任北平市特别市长；年方28岁，风华正茂，恶逸戒贪，尝撰一联，悬挂厅上，联曰：“几分钟都为革命宝贵时间，岂敢自暇，岂敢自逸；一文钱也是人民辛勤血汗，毋许妄支，毋许妄用。”民国21年，任安徽省教育、财政厅厅长。后常往来于山东、河北诸省，尝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拟写电文，有忤蒋介石意，深为蒋所不容。宋哲元任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时，聘请其巩任秘书长，直到抗战发生为止。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其巩留北平办学，并先后担任北平中国学校代理校长、校长职务。

　　民国36年，其巩辞去校长职务。民国37年9月，他惊闻冯玉祥将军在考察归里的黑海途中，因轮船失火遇难，于大公报上发表七律一首：“黑海凶闻初尚疑，渐明惨迹亦堪悲。廿年忧患常相共，一旦人夭竟永离。留有是非千古恨，别开风气匹夫师。狂流满地惊难测，怅望秋空且哭私。”以表沉痛哀悼。

　　新中国建立后，其巩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史馆员。1955年病逝于北京，葬于北京香山福田公墓。

北平市长何其巩其人其事

    何其巩，字克之，安徽桐城人，１８９９年生。就读于桐城中学，同班有朱光潜、章伯钧等人。毕业后入江淮大学政治经济系，后因参加“五四”运动被迫离校。１９２１年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１９２３年任冯的秘书。这时，李大钊正做冯的工作，对何有很大影响。

    北京政变冯玉祥把溥仪等清王室人员赶出皇宫时，何其巩等人已是西北军“智囊团”的人物，进行联孙（中山）、联俄（苏联）等活动。１９２５年冯派何其巩等人迎孙中山北上。这时，何由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于右任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接着冯派何其巩赴苏考察，联系冯访苏事宜。１９２６年冯偕何其巩等人赴苏。这一时期，他与共产党人刘伯坚、宣侠父有联系。他和１９３１年加入共产党的吉鸿昌是盟兄弟，绥远都统府时，何任秘书长兼政务厅长，吉任警务处长兼卫队长。

    １９２６年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何其巩为秘书长，刘伯坚为政治部长，二人私交甚厚。国民军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１９２７年冯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何仍任司令部秘书长。何并为第二集团军总代表与第四集团军白崇禧共同指挥北伐军，直到北京。

    １９２８年冯向蒋介石推荐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任期是１９２８年夏到１９２９年夏。何在市长任内，主持“三一八”运动的烈士公葬；在圆明园内，建立“三一八”烈士墓及烈士纪念碑；主持改原中央公园为中山公园，建立中山堂；重新建立冯玉祥曾在中山公园内建立的滦州起义烈士铜像（日本统治时期再次被毁）。

    １９２９年何参与了阎（锡山）、冯反蒋活动。１９３３年北平政委会成立，何其巩任委员兼秘书长。当时北平当权者如何应钦、黄郛、王克敏等，都是亲日分子，但何其巩却与抗日同盟军的冯玉祥、吉鸿昌有联系。为此，何应钦质问何其巩，何拒不回答。１９３５年何辞秘书长职，仅留委员空名。

    何其巩是中国大学董事会的董事，１９３５年任代校长。争取何其巩主持校政，是当时处在地下的共产党北平市委和中大党支部几经斗争的结果。

    任中大校长期间，何其巩也为进步同学提供了安全保证。中大教务长方宗鳌是个亲日派，与日本使馆相勾结，打击从事抗日救国活动的爱国学生。方在校务会上轻描淡写地说，有几个旷课很多的学生，准备开除，何未详细询问即同意了。但有人向何反映，开除的人中第一名就是学生会主席史立德。何其巩甚是恼怒，立刻下令不许张贴开除学生的公告。何也不让警察署的人进学校，因为何当过北平特别市市长，警察署的头头们曾经是他的下属，只能遵命。

    当时吴承仕是共产党与何其巩之间的重要联系人。吴是章太炎的大弟子，在国学方面与黄季刚齐名，有“北吴南黄”之称。曹锟贿选总统时，吴唱昆曲《骂曹》以示反对。１９３７年春天，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ＣＣ派大将方治到北平来，压何其巩解聘进步教授，开除进步同学，在中大逸仙堂开各系主任会，方治在会上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吴承仕首当其冲，愤然起立，说：“请你回南京告诉蒋介石，我吴承仕是抗日到底啦！不会改变啦！我的先生章太炎就是反抗到底的。”

    北平沦陷期间，何其巩留在了北平。抗战一开始，中共北方局通过杨秀峰向何提出，希望何先生留在敌占区，为人民做些工作。何表示义不容辞。何又致电蒋介石，称“誓竭忠诚，以为股肱之佐，绝不附道，致贴钧座之忧”。陈立夫、朱家骅均曾复电。

    在日伪统治时期，何其巩两次被拘传。一次是１９３７年９月６日，日本武官捕何至后营，恫吓备至，当日释放。一次是１９４４年４月５日，日宪兵队将何押解至煤渣胡同监狱。何其巩拒绝写供词，拒绝一切讯问，绝食５日，１２日下午被释放。次日，何其巩出席中大校庆大会，受到了数千人的热烈欢迎。日本特务机关还在何的住宅对面，设“森冈洋行”，建四层小楼，对何进行监视。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重庆国民党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命令，任命何其巩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北平代表，是华北的最高当局。

    蒋介石还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北平监狱释放在押的共产党人。但何其巩让北平监狱释放全部在押政治犯，监狱长进行了抵制，何其巩就下了一道手令，由他负全部责任，监狱长只好照办。蒋介石来平时，下榻圆恩寺拍着桌子向何其巩要人，戴笠也对何其巩大加指责。何其巩对戴笠说：“你们在大后方的人，没有体会到沦陷区的人民是多么苦啊！这些青年因为抗日被关了这么多年，吃尽了苦头，胜利了，还不应该把他们释放吗？”

    由于何其巩为蒋介石所不容，１０月间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营（后改为北平行辕）主任代替了何的所谓“代表”以后，未给何任何官职，只是蒋介石来平在怀仁堂接见各界代表时，让何其巩坐在了主席台上。

何其巩在中大也没站住脚。校内的王正廷派、ＣＣ党棍、三青团分子联合起来反何，说何其巩与共产党、民盟联系密切。这样，中大就成了北平有名的党棍和流氓打手汇集的学校。从此何其巩受到特务机关的监视。有一个叫吴三爷的特务，经常登堂入室到何宅进行干扰。但何一直和中共华北局社会部和城工部保持着联系。

    解放前夕，安徽同乡会的两位负责人胡适、朱光潜在何其巩家与何相聚，讨论去留问题，何与胡展开了激烈争论，但谁也没说服谁，胡适一人去了南京。

    １９４９年元月初，在北平被围期间，何其巩给傅作义打电话，傅未在，由邓宝珊接的电话，何约傅、邓次日下午到家里吃饭。何与邓是北京政变时国民军的老搭档，邓表示一定赴约。傅、邓去何家又约了张东荪，这顿饭吃了几个小时。何认为，应派出有影响的代表，与解放军谈判。傅当即表示，要立即派邓宝珊、周北峰和张东荪出城。

    解放后，何其巩因多病未担任职务，于１９５５年病逝。

何其巩：北平第一任市长(一)

作者：何嗣泌

成立北京历史上第一个贫民救济机构　主持将“中央公园”改建易名为“中山公园”　确定菊花为北平市市花

回忆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日日月月，点滴事情记在心头，眼泪禁不住簌簌而下，不能自制。

1946年夏，三青团包围我家时，我还小，不懂事，戴着父亲的硬质遮阳帽，穿上司机的大皮靴在院子里学走正步，父亲从书房走出，关切地为我擦去满脸汗水，并说：“嗣泌，天太热，小心中暑”，把我领进书房。我趴在窗子上观看外面发生的一切，父亲始终沉静地坐着看书，毫不理会院子里三青团的喧嚣叫骂。

1948年国民党败兵包围我家时，正是中大返校节、亦是我五姐的生日，父亲让做饭的大师傅扫面缸，我们兄弟姐妹到西院摘菠菜，做了顿菠菜鸡蛋片儿汤，给五姐过生日。

父亲会见朋友时，也总把我带在身边，他和朱光潜、俞平伯这些文人谈话，讲的都是一些哲理，很深奥，我年纪小听不懂，但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聆听，觉得很神奇。他们谈论到古诗词时，父亲常常叫我当众背诵一首，我只好红着脸背诵自己最喜爱的岳飞的《满江红》，却很得客人们的夸奖。

上学以后，放学回来，总要和父亲一起在“春归堂”呆上两个多小时，吃罢晚饭，又追到父亲卧室，为他放送京剧唱片。父亲生病以后，我更是放学以后，便急忙跑回家陪伴他，须臾不肯离开……

1928：首创市政会议制度

我的父亲何其巩，字克之，1899年9月14日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

1928年6月21日，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由于冯玉祥的举荐，我的父亲何其巩出任第一任市长。1928年7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特别市直辖于国民政府”。即北平成为直辖市。

父亲出任第一任市长后，即着手抓了四个重要方面的工作：①建立完备的市级行政职能部门；②首创市政会议制度；③城市管理法制化；④城市规划建设。

父亲首创了市政会议制度，在任一年中召开了39次常会（另有一次第三次常务之续会，议决常会规定内容未尽的事宜），议决了148件提案和37件动议案。这一时期的市政会议，主要是厘定章程等初创性工作。全市性的法规，市府和各局的机构章程和办事细则，都要经市政会议反复讨论，始行定案。

父亲从桐城中学毕业后，初学师范，再转政法，最后学农业，这些学识后来都被他运用到工作实践中。他任北平市长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抓城市管理的法制化。除了全国的法律、条例之外，制定了一些实施细则和地方法规，使市政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市政府秘书长沈家彝亦是留学日本的法律专家，各项法规、章程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改进完善时，市政会议都及时议决了修定案。城市建设的专家们对第一届市政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市政会议滥觞肇始，首开先河，终于完成一整套系列的管理和地方法规。”

    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伊始，就着手完成基础测量，确定街道基线，以为市政建设之遵循。在此基础上，工业、商业、学校、医院及休养娱乐、公共文化区域的设定，按区规划、逐步建设。当时的北平市政府财政经费拮据，为了筹措城市建设必要的资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谓殚精竭虑。 

 何其巩：北平第一任市长(二)     作者：何嗣泌

父亲主持的第一届市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当时北平市月财政经费不过二十万，教育经费竟占了29．5％。

在市政会议第四次、第五次常会上都重点讨论了救济贫民的问题，通过了“北平贫民救济会案”。后来，成立了定名为“贫民救济总会”的机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贫民救济机构。

在北平建设过程中，父亲深刻认识到租界是现代城市的痈疽，因此在第22次市政会议常会上，愤而提出“筹拟收回使馆界行政权案”，并要求做好“道路、交通、卫生预备收回手续”。

父亲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刻骨铭心，他曾目睹1926年发生在北平的“三一八”惨案，当时他悲愤万分，1928年担任北平市长后，特呈请南京政府批准在圆明园对“三一八”烈士举行公葬，亲自撰写了慷慨悲愤的《“三一八”烈士墓表》。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父亲主持将“中央公园”改建易名为“中山公园”；修建“中山堂”亲自题写匾额；并在园内树立了滦州起义烈士之金铭，施从瀛铜像（北平沦陷以后，铜像被日伪毁坏）。

1928年11月9日，父亲呈报国民政府，确定菊花为北平市市花。人类爱美，乃其天性，秋日养菊，尤为北平市民普遍的习惯，故以菊花为北平市花，亦即为建设新北平的一种。

1929年，因为蒋介石采取支持阎锡山、打击冯玉祥的策略，父亲在1929年5月8日最后一次主持市政府第三十六次会议后，6月初便辞职，以后去了天津、安徽、上海，最后回到北平。

1949：促进北平和平解放

傅作义与父亲是北伐时期的老朋友，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父亲接受党的指示，长时期地争取他，从未与地下党组织隔断。

解放大军包围北平城郊后，地下党传来党中央、毛主席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战略意图，父亲约同邓宝珊、张东荪等配合行动。1949年元旦，父亲找傅作义没有找到；就要邓宝珊转告，次日约请傅作义、邓宝珊、张东荪等来家吃饭。元月2日，客人到来后，父亲首先赠送给傅作义一幅条幅，上面是父亲亲笔书写的陆游两句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傅笑着道谢收下。宾主坐下边吃边谈，这顿饭吃了六七个小时，谈话始终围绕着在当前形势下，傅作义的出路问题，反复进行研讨。最后，父亲对傅说：“我是北平第一任市长，这座古都，这么多古建筑，能够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多么的不容易！”“希望你留芳千古，不要做民族罪人。”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傅作义当即表示，立即派邓宝珊、周北峰，由张东荪陪同出城与解放军谈判。北平和平解放后，新政协筹备期间，齐燕铭、史立德曾向周总理汇报了何其巩的工作情况及安排问题，没想到总理了解的情况比他们还多。按照总理的要求，何其巩书写了“自述”，他在这篇3000余字文篇的末尾写道：“只求稍能裨益于人群，一息尚存、永矢不渝。”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观；1950年4月10日“交周新民同志转翔宇同志”，又按中央意见，写“自传”呈毛主席。1954年秋，齐燕铭和中央统战部同志传达总理意见，希望何其巩参加第二届政协工作，父亲告诉齐燕铭自己已身患重病，不能出来工作了。1955年秋，父亲因肝病不治在京病逝。

(小灰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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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何嗣珌：其巩公幼子，生于1943年9月3日。住北京，九三学社《民主与科学》杂志社副主任，正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