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卖国”文章里的玄机
个人日记
蒋介石“卖国”文章里的玄机
蒋介石假名撰文《中日关系的检讨》，被鲁迅指责“卖国”
1934年末，一篇洋洋洒洒，长达近两万字的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在中国主流报刊媒体，迅速流传开来。文章旨在检讨中日关系，认为彼此交恶，对两国都不是好事，长远而言，“中日两国……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我敢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①
此文引发了国内舆论界的热烈讨论，批评者尤其之多。如鲁迅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即指责该文“卖国”，如此讥讽道：
“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②
然而，鲁迅所不知道的是，此文虽署名徐道邻（“徐树铮的儿子”），但其真实作者，却是蒋介石。去台后，蒋曾撰文回顾该文的出炉始末：
“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属（嘱）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③
在华北日军不断制造事端，步步蚕食中国主权的现实背景下，《敌乎?友乎?》这篇文章逆民意而动，倡言“中日友好”，自难免让鲁迅一流人物视为“卖国”、“汉奸”。这也正是文章虽是由蒋介石口授、其秘书陈布雷笔录，但刊登时却要借用徐道邻之名的缘故。然而，蒋介石却并不认为自己写这篇文章是在“卖国”，相反，是为了给“进入最后关头”的中日局势“打开僵局”而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若能对照《敌乎?友乎?》之原文，与同期之蒋介石日记，则不难发现，蒋写这篇文章，确实有着极为深刻的挽救民族危亡的用心。而这种用心，因不能明言，故难为满腔愤慨之爱国青年谅解。
蒋动念写作此文，至少可以追溯到1934年11月28日。当天，蒋“以牙疾休养在家”，苦思如何缓解战争一触即发的中日关系。其思考重点，在如何利用“日本内部文武两派”——“使文派抬头，以制军阀？抑（或）使军阀横行，以促其孤立乎？”，最后，蒋决定采取一种策略——“对倭谅解，使其对俄”。④略言之，就是通过营造、推动“中日友好”氛围，来缓解华北所承受的日军进逼压力，并推动日、俄冲突加剧。…[详细]
作为局外人，鲁迅并不了解该文背后，蒋介石所隐藏的抗日策略
在蒋看来，实现“对倭谅解，使其对俄”，首先必须“对倭说明以华制华之谬见，与以夷制夷之诬妄，以及以华制夷之得计。”⑤意即，必须让日本当局明白：1、支持中国地方军阀，颠覆南京中央政府，“以华制华”，是一种无利可图的“谬见”；2、中国政府无意引入欧美势力，用“以夷制夷”策略牵制日本；3、中日携手，“以华制夷”，共同对付苏联，才是两国真正的共同利益。
《敌乎?友乎?》这篇文章，正是按上述思路而作。
为“对倭说明以华制华之谬见”，文章以三千余字细致论述了日本灭亡不了中国的理由，断定日本“如欲以海军力量封锁中国海岸，将成为全世界公敌”，“如欲造成第二第三‘满洲国’，决非日本财力及军力所许可”，“如对中国正式出兵，仍不能达到彻底消灭中国的目的。”
为“对倭说明以夷制夷之诬妄”，文章“坦承”：中国此前借助国联及欧美势力制约日本，是政策失当。“当时中国自政府以至人民，总以为国联盟约具在，日本为联盟之一，如其悍然不顾，联盟必能依照约章，实施经济的制裁，同时又以为英美或其它国家，如友谊的斡旋无效，亦必能为保障盟约尊严，或保障世界和平，起而作有力之干涉。……其后英美诸国之干涉固然不见事实，而国联除几次决议以外无表示，除所谓道义同情以外，亦更无力量，当时这种判断的错误，三年后的今日，也已证明。”
为“对倭说明以华制夷之得计”，文章写得非常露骨：“现在日本如欲东向美国启衅，中国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苏俄开战，中国即在其侧面，所以日本如欲对美对俄备战，如不消弭侧背面的顾虑，岂但没有制胜的把握，直无开战的可能。消弭侧背方面顾虑的方法，本来也有两途，一种是以力量绝对控制住这个邻国，使无能为患；一种是与这个处在侧背方面的邻国结成协调关系。现在日本人既不能从协调方面与中国提携，则日本人的打算，显然是采取以强力控制中国的办法。然日本能否绝对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呢?而且以我们所见，中日两国既已交恶到这般田地，只控制中国也还不是办法，而必须在对美或对俄开战以前彻底灭亡了中国，若日本不能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十天以内灭亡了中国，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从容对付中国，而将迫日本以速战。”
此文发表后，在蒋的授意下，不但在国内主流媒体刊出，在日本也传播甚广。日本当局也收到中方暗示，知晓此文乃蒋介石所作。作为呼应，蒋还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不仅从东亚大局上看来，有提携之必要，即为世界大局想，亦非提携不可。……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无排日必要之理由。”⑥同时，对媒体刊登排日文章、民间抵制日货运动等，也作出了限制。但在日记中，蒋却始终坚持认为，“倭寇欲望无厌，侮辱如昔，何得望其变更夷华侵凌之方针，惟望其缓和时间足矣。”“倭寇方针决不能变更，吾人惟在争得时间，望其略为缓和可。”⑦
不过，蒋此番“对倭谅解，使其对俄”策略，并未能够产生明显效果。其主因在于，此一时期的日本，军部为自身势力扩张，已不容内阁对华“亲善”；内阁既无力制约军部，且受国内狂热民意影响，除不断追认军部对华侵略行为的“合法性”之外，已无别事。次因则在于，中国地方军阀，为自身利益，与日军勾结，不惜挖中央政府之墙角。如1935年1月，西南军阀领袖胡汉民，公开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胡的这一告诫，在上海的日本报纸发表后，引起中外大哗，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要求胡公开更正其言论，却遭拒绝。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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