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给毛主席当“管家”，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毛主席的工资404.80元，每月的固定开销：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这些钱都由毛主席负担；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给；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多元。”
      江青的工资，也由吴连登管理。“江青的工资是243元，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她的个人花销由她自己负担。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然后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都要详细记录。每个月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要签字，定期给主席看。”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主席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的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培炎、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茶，就算是在大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主席就要付给他们一杯2角钱，这对主席家来说，也是不小的开支。”
      吴连登说，原本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1958年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带头将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毛主席没有其他方面的补贴吗？”记者问。吴连登肯定地回答：“没有。主席还不如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出差和加班还有补贴，但是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一点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吴连登有时也很为难，“我们去外地出差，人们认为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是过后我都会去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帐，下面的人谁也不敢不付。”
毛主席还有一笔开支，经常有湖南老家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看病，他们的交通食宿和走时带的一点生活费，也都由毛主席负担。“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时，我只能为难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着账本，先给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但也不能月月如此，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所以主席家的钱最难管。”
    至于江青这一边，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自己不摸钱，毫不夸张地告诉你，甚至有一次，她让我拿三元面值的人民币给她，我们国家哪里发行过这种钱？女同志需要打扮，她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或者购置一些东西；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再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有人说江青拿牛奶洗澡，这个在毛主席家里是没有的，我负责采购，没有买过那么多牛奶。江青当年生活上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当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字，喷在头发上有泡沫的那种，非常难买，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每次都是我去。”
    吴连登记得，江青的开支也很紧张。“总之整个毛家每个月都过得紧巴巴的。江青喜欢京剧，常叫一些京剧界的朋友来开会。但她每次都是中午十一点散会，下午接着开，让他们都回去吃饭，减少开支。后来，江青因为钱不够花，还曾欠过新华社8000块钱。”
                  10块金表和31.5公斤燕窝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主席的礼品。“外宾来访赠送的礼品，再珍贵的主席都要交到礼品库，从不据为己有。他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这些礼品中，珍珠玛瑙、金银翡翠都有。“送给主席的金表我就收过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罗马的高级货。但这些重要的礼品，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吴连登和毛主席的礼品对账，都是晚上主席在院子里散步时进行。“我按惯例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一般吃的东西主席就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人家（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没有一次听说是给李敏、李讷的。他的孩子偶然好奇的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就放回去了，从没有一个孩子要过。”
    吴连登说，1945年以前，毛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发现了。“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接受，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礼品库借了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这块表修好了再还回去。’主席借用了金表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吴连登还记得，几乎每年，金日成主席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国侨胞的浪潮，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侨胞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给毛主席送来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那种极品燕窝，现在真是难得一见，且不说今天每斤需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10多后的1975年，吴连登看到年迈的毛主席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渐渐衰竭，身体非常不好。他就向张耀祠提出要给毛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了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才取回中南海。我每次瞒着毛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他去世，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终于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吴连登大概估算了一下，他管账的12年里，主席买书共花去8000元，家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
    为了节约开支，毛主席的饭也是和江青以及孩子们分开的。“主席有个小灶，他对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全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在周六晚上。”
吴连登感慨，毛泽东的子女都不是好当的，“主席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每次周末吃饭，孩子在社会上听到什么要讲给爸爸听，读了什么书也要讲出来，如果毛主席有看法就交流一下，紧接着布置任务，还要读什么书，下个礼拜再来讲。这顿饭一般吃的时间比较长。”
    吴连登对毛主席的孩子印象特别好，“他们不霸道”。“主席对他的孩子们说，‘在我身边工作的都是我的同事，是你们的叔叔阿姨’。李讷比我大，现在还叫我叔叔，我说快别叫了。她坚持说，‘那不行，这是我爸立下的规矩，不能变。’”

    毛主席的两难
    除了管钱难，吴连登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改善主席的伙食上。“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我的责任重大，如果主席因为吃不好而生病，我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让吴连登感到苦恼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主席就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培养了廉政的作风。”
    吴连登说，毛主席有两难，吃饭难、睡觉难。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毛主席的作息时间和我们普通人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饭。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药，主席几天都毫无睡意，脑子里全装着各种事情。”按照护士的吩咐，每次毛主席吃完安眠药后，吴连登都要给主席准备一餐，避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时候用了一次药，主席没反应，几个小时后还要再用一次，有时用三回都不管用。”
    让吴连登惊讶的是，后来护士给毛主席开了一种强烈控制神经的药物叫“水化氯醛”，毛主席就靠它入睡。一次去武汉开会，累得几天没合眼的吴连登，将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催眠药喝了下去，“我当时立刻就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如果要是用主席那么大的量，我估计都醒不过来了，可见主席的工作强度。”
    为了避免等候主席吃饭，饭菜凉得快，吴连登专门订做了瓷碗。“后来有人传言，说主席有专用的瓷器，其实不是。主席原来用的碗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临澧，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很快订了临澧的瓷器，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主席第一次拿这个碗很高兴：‘这好啊！乡情啊！’”吴连登说，主席的胃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每天翻大参考，一有大事，就要以素食为主——这时主席吃不下饭，荤的肯定不行。”
    除了四菜一汤，吴连登还准备了四个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这是每餐必备的。还有两碟是两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心里就有谱了，明天就做给主席吃。因为主席不允许剩菜，做的不可口浪费了，决不允许。”
    吴连登纠正外面的传言，“有人说毛主席爱吃红烧肉，但他绝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们安排一个月吃两三次。主席平时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的，一年四季不断。”
    吴连登说，毛主席喜欢吃鱼头，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鱼，他就去买来，把鱼头弄下来。“但剩下的鱼身子，却不能留下给孩子们吃，要再去卖给食堂。我还要用卖来的钱，给主席购置其他的蔬菜。家里就是这么紧张，一点不假。”吴连登说主席从没有补过钙，但他有个好习惯，爱吃小鱼小虾，爱吃肉皮，这可能也是主席长寿的秘诀。
    吴连登说，毛主席一生吃、穿、用都没有讲究；主席的家里也没有一件摆设，更别说是什么古董玉器了。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吴连登介绍，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但1969年，主席对雪茄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们开会，旁边坐着李先念，他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他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从这之后，吴连登开始四处打听李先念抽的雪茄。“它不是国外进口的，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
吴连登感慨地说：“如果非要说主席有什么特权，享受了什么生活。那么这个抽烟，就是主席唯一的一点要求和喜好。主席去世后，我坦诚地讲，家里没有剩一分钱存款。”
……
    采访进行了6个小时，吴连登丝毫没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总是情绪激动。“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一个小小的管理员，不敢全面评价毛主席，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微小的侧面，让大家了解中国的伟大领袖！”吴连登将自己多年的情感，写成了一首短诗，“推倒三山填苦海，肃清五毒涤污尘，领袖家中无私产，古今中外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