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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莫高窟的游览，最为深刻的感触便是惋惜，惋惜的不仅仅是莫高窟文物的失散，更多的是对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感到惋惜。

莫高窟流失的文物大致是两种：洞窟壁画和藏经洞内文物。莫高窟文物外流的始作俑者是英籍匈牙利中亚探险家斯坦因，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并在此期间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那里得知了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事，随即前往。之后，他利用中国唐代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玄奘西游事迹，打动了当时看管莫高窟文物的道士王圆箓，道号法真。他对王道士说玄奘是去西天取经，而如今他是踏着玄奘的足迹来这里取经，于是堂而皇之的以极低的代价取走了24箱经文、精美绢画和艺术品5大箱。此后，俄、法、美、日的探险队也来到了敦煌，就像西方列强瓜分当时的中国一样，莫高窟被无情的掠夺。

王道士是个没文化的人，这点无可否认。若不是莫高窟藏经洞被他发现，可能中国人至今不会知道他的名字；若不是余秋雨的一篇《道士塔》，可能中国人大多数不会认为他很卑劣。余秋雨在自己的笔下，用一记无形的巴掌狠狠的羞辱了王道士的无知与麻木。历代敦煌学研究者与保护者也不乏对他的批判之声，斥其为敦煌文物的罪人。而近年来，也闪现出一些以激进口吻为王道士平反的文章与论作，这也许是近些年的一种“逆向思潮”，不接受主流宣传和论断，就像在网络上能看到越来越多宣扬国军抗日功绩，渲染民国文化氛围的文章，说是挖掘历史真相也好，说是宣泄对目前文化现状不满也罢，文化的多元化肯定是有好处的，至少会说明文化的活跃性。

回到王道士身上，我看到的是他矮小的身材上背负着一个民族的愤怒，褴褛的道袍间涂满了耻辱的话语。尽管不乏帮他言语的人出现，说他对莫高窟保护有贡献。但众说纷云，站在王道士的道士塔下，我依旧看到的，还是他那略显呆滞的眼神，无辜的望着当今世人，也许他在问：“我做了什么？为什么压给我这样重大的包袱？”或许像余秋雨在文中说的那样，在阻止王道士无所顾忌的改动塑像的那一刻，能对他说什么？大谈文物保护及其重要性？历史文物被破坏后的不可修复性？我还记得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这是无可否认的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而事实上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尚有少数宫殿和楼台残留下来，另有某些花园、石桥、雕像和装饰柱，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可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某些不争气的中国人自己也干起了破坏的勾当。当地的有些歹徒，甚至包括监守自盗的看守人员，不停地从园中取材用以烧火，盖房子，拿来换钱，有些尚能修复的建筑就这样彻底被毁了。可以设想，如果当初中国人能自觉维护遗址，也许今天留下的圆明园的景观还能多一点。我们不去过多的苛求古人能做什么，因为总有时代在局限。再看看现在吧，当今的中国人，又有几个会在城市规划改造时去考虑上述问题？又有几个会在旅游古迹时放下手中的“刻笔”、相机考虑上述问题？

王道士是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一个普通中国人，大清子民。他的无知只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掠影，是整个民族的混沌未醒。

他的墓志铭记载，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在陕西出生，流落到甘肃一带当兵，后来受戒入道，当他云游到三危山看到莫高窟时，他感慨道：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对于莫高窟，他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情怀的向往，于是他留在了此时已经破败不堪的莫高窟扎根。以一个正常人的逻辑思维来看，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单位居所很破乱，除非你已是抱着破罐破摔的心态。

有人批判他对佛像的修复是一种破坏，确实是，无论这是有意还是无知，都犯了不可弥补的错误。但客观点说，他修复了佛像怎么了？对于一个想振兴莫高窟的普通道士而言，修复那些残破的佛像理所当然，何错之有？难道任凭残破的佛陀倾斜歪倒？那时的中国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和金石学家外，其他人当然没有什么文物保护的意识了。我们习惯于以后人惋惜的眼光抱憾前人的不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总得有一个历史罪人对应去背负后人的愤怒。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失误，古代有妲己、褒姒帮帝王们分担骂名，晚清则也有慈禧背负国家腐败的罪责。这让我不禁想到了五代时著名的花蕊夫人所写下的名句“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浏览完莫高窟博物馆，人人都在唾弃王道士。受余秋雨《道士塔》的和博物馆墙壁上文字的影响，我起初对王圆箓的印象也十分差，甚至有些鄙夷。直到渐渐了解了王道士的生平，真正看到那个就矗立在莫高窟售票处旁的道士塔时，顿有所悟。


我无意于在此为王道士开脱，更不去盲目的顺应“逆向思潮”。在返回西安的途中，一直思索，究竟是王道士一个人铸成的错，还是那个社会本身的氛围所造成，根本无关对错？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文物后，送给乡绅换取香火钱，送给知县，并未受重视，封存两年后，再送给新任知县汪宗翰，知县来莫高窟视察后，挑了几本带走，留下句“好好看管” ，再无下文。随后王道士冒着生命危险独自走了800里路，将经卷送给甘肃兵备道台，道台大人仅简单几句评语，也就草草了事。 期间，只有一类人热衷于他的发现——外国探险家们。“他们来的很虔诚。”  王道士也许会这样说，无论这是装出来的，还是出于对东方神秘文化的好奇，都要比漠不关心强千百倍。

经卷此后在转移至京师途中，各级官吏又是中饱私囊，挑些好的，也许日后可以送给哪个京官，谋个在京办差的职位。一层层的转交，等到了北京，所剩无几。民间散落，私人收藏，一座残存的宝库，就这么被几辆牲畜车驮载，草席包裹着，扮演成“散财童子”的角色，进了四九城。

虽然这一次，敦煌真的让人们听到了她的声音，可紧随而至的并不是抢救性开发、保护。而是为数不多的学者撕心裂肺地呼吁，和当地政府、群众的漠然。整个社会主基调的不以为然。

大清国很快倒了，洪宪皇帝变戏法式的成果引来张勋的闹剧，民国还乱着呢。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灾难，将中国社会拖入了深渊，也让敦煌无数次挣扎在生存线边。

且不去再琢磨王道士的对错功过，因为他已经被确认无知。 我想去看的，是那矗立在道士塔下的中国。

只能说，小小的道士塔，735个洞窟，却是一张真实的社会缩影。透过它们，看到是整个19至20世纪，中国社会的悲哀。

今天到访莫高窟的游人们，也需要看到这份历史文化的厚重…